2012省委书记执政报告

时间:2022-08-23 06:56:01

2012省委书记执政报告

2012年中共十前夕,多数省份已确定未来几年的书记一把手,新一轮地区发展以某种潜在竞争的方式再次展开。

改革开放后,中央在管理地方上生成一种向地方分权的中央集权制,即政治上、人事上高度集中;资源上、经济上则高度分权。这种向地方经济分权的程度,甚至超过其他国家。地区间竞争和地区试验,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在竞争方式中,31个省市区展示了中国的魔方复合体。魔方有六个面,来回转。其中,打造重点产业和区块的发展主义、软环境建设吸引外资的新自由主义、国企抓大放小的改良社会主义这三个经济上的侧面,各省按―定比例自己搭配,这让日韩、英美、东欧、古巴朝鲜经验显得有点局促、单薄。

在2012年,各省一把手在想什么,什么是他们的执政理念,又将如何玩转魔方?呈现他们也就是在呈现整个当下真实的中国。

直辖市:何种表率费思量

在中国,成为直辖市,几乎是所有城市的梦想。作为共和国的“嫡子”,直辖市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有不同的标杆作用。

作为首善之区的主政者,加上平时与中央和各部委中央机构沟通渠道更为便利直接,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此次全国“两会”上扮演的是一个低调的东道主角色。

在3月6日的开放团组活动中,北京市代表团只有8名代表接受媒体采访,刘淇并不在其中。对于刘淇来说,过去一年的北京限车、限购以及疏堵人口压力等诸多政策颇受关注,但此次全国“两会”前后的刘淇诸多活动却可以显示出,将北京打造成全国的金融中心是其最为关注的工作。

对其他直辖市来说,显然是个压力很重的信号。如今,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在提升中国经济思路上,都相继设计了建设金融中心的蓝图。

当金融总部基本集中在北京,上海要建国际金融中心,阻力重重。中共建政前,上海几乎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如今,从做了工业城市几十年而且还不错的上海扭转为金融服务业城市,说服心理感觉颇好的上海人也并不容易,俞正声艰难跋涉。

去年底的一个会上,俞正声用大白话对上海干部公开表示,推进转型发展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在沙滩上晒太阳,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工业结构调整时“壮士断腕”的决心,没有抛开个人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实事求是的勇气,没有逐个突破体制机制等障碍的坚韧毅力,不可能取得成功。科学发展决定着上海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上海的未来,我们应该用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顽强推进。事实上正是有了这种改革创新的新勇气,上海才能“转型发展快一拍”。

3月“两会”期间,两位上海老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先后来上海代表团给俞正声等人打气。3月12日与上海代表坐一起后,吴邦国颇有勉励加抚慰地说,上海是个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转型调整对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非常不容易,要坚持转型。

天津打造金融中心的“野心”同样由来已久。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戴相龙任天津市市长时,争取到国务院出台关于“天津滨海开发区综合试点改革”的方案,让金融“先行先试”。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获批开展港股直通车试点。但之后出于对资金流动和股市风险的担心,港股直通车被一再推迟。今年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一批失效文件,其中即包括关于港股直通车试点的批复。“天津不存在发展模式。”

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3月如是回答《凤凰周刊》记者。

沿海地带的“龙虎斗”

除去直辖市,中国东南以及沿海省份无疑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占有第二等地位。从南宋时期开始,东南就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

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广东、山东、福建、浙江和江苏五个省份2011年的GDP之和已占全国GDP总额的40%以上,同时来自于山东、浙江、江苏和安徽的省部级干部占全国总数也超过4成,是中国出产省部级干部最为集中的省份。

对于这些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外向型经济省份来说,按既有套路把蛋糕做大显然已经不是其主政者的重心所在,而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将高能耗、高污染代价高昂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更为有效率的模式。这是大得多的政治技艺,也是上下层更深的渴望。

没有哪个省的政治经济地位能比广东高,这也给本是中国历史上的“配角”省份带来核心压力。毫无疑问,转型升级之路如何走是广东省委书记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即将57周岁的显得轻松自如,这一形象与其他一些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开放和轻松的背后,实际上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再就经济论经济,而是力图打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来引导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3月6日,在参加广东团分组审议时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过分看重经济本身和技术本身,而是要更多看到一些基础问题,比如法律环境的建设、社会心态的培育以及正确的政绩评价的引导。

以人才培养为例,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有法律的保障和支持。提到,2008年他访问新加坡时,曾在不同场合向不同的人问到新加坡发展的经验,得到的回答都是“要靠人才,但是目前我们培养人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

官员的激励机制也被纳入了的考虑范围。去年广东的GDP首次达到5.3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但在今年年初,在代表省委常委会向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作的主题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引发广泛热议。

随后更是明确提出,“单纯追求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再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和广东的实际。”他还形象地表示,广东不和别的省份打GDP排名战了。通过这种减压的方式,试图给广东境内的官员松绑,使其不再为GDP排名所累。

除此之外,正在推动另外一项重要的改革――下放行政审批权。据了解,广东正在做行政审批事项“摸查”工作,也就是要求各个部门把自己的“权力清单”列出来,然后梳理出第一批转移的清单。为了确定第一批目录,广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决策咨询委员会”,省长朱小丹领衔。

对于审批放权,直言改革障碍不在省级部门,而是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造成的壁垒,表示正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联系,希望能够突破法律障碍。

走出两任国家领导人的江苏,自然也是立志想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尽管江苏的人均GDP已经是6万元,在省的阵营中全国最高。但是苏北和苏南相比,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居民生活水平都相去甚远。

对于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来说,补齐苏北这块短板,全省走共同富裕,才算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核心的一个指标。在北京的3月,罗志军表示,“两会”开完后全省的第一个会就是关于加快苏北发展的。

除此之外,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江苏也面临国际环境冲击、内生动力不足。江苏、浙江、广东这三大出口省份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显现出增速逐月下滑态势。国内外形势的持续严峻使得这些省份纷纷调低今年出口增速预期至10%以内。

江苏省委机关报报道,开放型经济在苏南地区占有较大比重,当前外部需求持续萎缩给苏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罗志军对此十分关注。

2月27日,罗志军在苏州为苏南各地外贸出口打气鼓劲,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政策研究和落实”,“用足用好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政策效应。”

而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将转型升级的方向投向了海洋,回顾赵洪祝施政浙江的4年,观察人士认为,在此期间浙江最大的发展亮点是,担当了沿海发达地区探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先行军”角色,而这一路径实现的“抓手”便是赵洪祝主打的“海洋经济”这张牌。

浙江省陆域面积狭小,只有10万多平方公里,而且是“七山两水一分田”,陆地经济发展已经空间有限。

而浙江的海域面积达26万平方公里,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6696公里海岸线;可建万吨以上泊位的深水海岸线长506公里,占全国的三成多,海岛数量占全国1/4。

2011年,浙江海洋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已经提出了到2015年使海洋生产总值达到7200亿元的目标。

3月6日,浙江代表团媒体开放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举行。在为时两个小时的媒体开放时间里,赵洪祝一直低头查看文件,没发一言。

倒是在此前一天的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赵洪祝建议,尽快启动金融改革试验区。他特别向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询问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审批进展,尚福林回应表示七部委之间已经会签完毕,正报国务院审批。

将海洋作为经济新驱动力的,还有山东。

这些年,相比于广东、江苏的猛烈、新鲜,山东沉闷、滞重了许多。山东是中国大陆的第二人口大省,也是工农业大省,对中国大陆经济总量的贡献有1/10强,GDE总量列第三位(仅次于广东、江苏)。

作为中国最大的半岛,山东半岛陆地海岸线总长3345公里,沿岸分布有200多个海湾,可建万吨级以上泊位的港址50多处,优质沙滩资源居全国前列。此外,山东半岛还拥有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320个,且多数处于未开发状态。

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斗二五”开局之年第一个获批的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大陆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

2012年3月,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多次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作为驱动山东经济发展的两个重大引擎。省内区域整合外加中央政策倾斜,已成为当前各省找出路的最大公约数。

生于1953年1月的姜异康,从基层工人一直做到济南市委办公室科长,1985年被调入中南海,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2002年,他下放直辖市重庆,担任市委副书记兼移民工委书记,又与搭档,负责安置三峡移民。2006年7月返京出任有“智库”之称的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2008年3月,55岁的姜异康接替李建国,出任山东省委书记。

作为山东人,姜异康回到山东任职,显现中共高层的多重考虑。在赴山东省任职后的干部见面会上,姜异康也表示“党中央决定让我再回山东工作,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

长期服务于中央的经历使其施政与中央保持步伐一致。在今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宣布经济增速目标下调之前,山东省已将今年的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幅定格在9.5%,这是近年来首次下调。2月19日下午,姜异康在与山东省人大代表交流时解释称,下调GDP增幅,是为了给转方式、调结构留空间。

山东省省长姜大明是主要执行者,他将2012年的重点工作排序为:以“蓝黄”两大战略为重要引擎,深入推进重点区域带动战略,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资源省份的苦恼

东北三省,这个长期发出黑惑的关外之地,早已在资源枯竭中,接受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扶持和自我沿海沿边开发的双重疗养,以求徐图缓进。

而对于山西和内蒙古这两个资源省份来说,过去几年中国能源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和能源价格的一路走高,让这两个省份获益不少,尤其是内蒙古,得益于大量煤炭资源的发现,经济增速连续8年高居全国第一。但是对于这两个资源省份来说,未枯竭前就意识到,做实产业基础才是其根本出路。

3月6日下午,作为最年轻的地方一把手吸引了大量中外媒体前来采访,但是显得非常低调,只回答和内蒙古发展有关的问题,并将一些问题分发给内蒙古相关人士回答,对于自己的问题则很少谈及。

45岁的于2008年4月出任河北省代省长,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省长;继而在2009年11月底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刷新了省委书记的最年轻记录。

1983年,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奔赴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此后又于2009年11月30日任职另一民族自治区内蒙古。1997年底,离开工作了近15个春秋的,调任书记处书记。之后又于2006年11月出任第一书记。

在内蒙古区委同事的眼中,不渲染、不张扬,关注民生、关心基层。

尽管内蒙古已经连续八年经济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但今年3月,拜会了工信部部长苗圩、国家能源局局长和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希望对方能够在工业项目、能源深加工以及开发资金方面给予内蒙古支持。

在会见苗圩时,在讲话中强调了自己的判断:“虽然内蒙古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欠发达的区情没有根本改变,发展水平不高是我们与发达地区的主要差距。”

对于来说,民生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因而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这与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看法一脉相承。

据此,利用当地优势、实现能源的深加工,以及做实产业基础,成为当前的重心所在。在3月3日于北京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全团会议上,主持通过将《内蒙古确定为部级煤炭深加工试验示范基地的建议》作为全团议案,提交全国人大。

在传统产业之外,内蒙古开始把目光投向信息产业和互联网企业。“两会”前夕的2月29日下午,在呼和浩特会见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双方就百度公司在内蒙古建设云计算中心以及更好地宣传推广内蒙古达成了多项共识。

内蒙古作为距离北京最近的民族自治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无疑也是曾在工作过的的任务之一。不过在回答《凤凰周刊》关于这个问题时,并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有特点。比如文化,的文化非常悠久,内蒙古的草原文化同样非常悠久;讲到自然,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漂亮,全是雪山,内蒙古是大草原;讲到民族,这两个地方的人民都非常纯朴。我有幸在这两个边疆地区工作,我觉得跟边疆有缘分,我非常热爱这两个地方。”

从实际来看,在内蒙古的抓手放在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今年内蒙古的扶贫标准提高之后已经高于国家标准,这对于一个边疆地区来说是非常罕见。治下的内蒙古的目标是,到2020年率先在中国西部地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同为资源大省的山西也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更为不利的是山西的资源开采已经持续多年,面临枯竭之虞。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分别从中国政法大学和湖南大学获得,这与在党校拿文凭的同辈官员相比显得格外突出。

3月7日上午,山西代表团全团会议结束不久。袁纯清被媒体记者发现正在驻地酒店大堂的售书处俯身浏览。大约用了15分钟,袁纯清选了大约10本书,包括《大外交》《货币战争》《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等。

最近数年山西强力推进煤炭资源整合,通过国有煤炭企业收购兼并中小煤炭企业。对此利弊,在山西团组开放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用死亡率回答:山西煤炭百万吨煤矿的死亡率只有0.187,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万吨煤矿的死亡率0.749。

安全之后,转型对于山西来说已迫在眉睫。昔日的资源优势反而成为困扰山西发展的劣势。2010年12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袁纯清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表示,转型就是摆脱资源依赖,转变到依靠科技创新,依靠产业的多元化,依靠由内陆型经济转向对外开放。在袁纯清的计划中,煤炭深加工和高端装备制造业成为关键词。

平衡术:稳边与发展

作为中国边陲重镇和民族稳定的核心区,社会稳定是新疆、和云南主政者的首要目标。

在两年前张春贤赴新疆上任的干部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源潮亲自出席,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新疆与多国接壤,民族问题复杂,世界舆论密集紧盯。在当前中国政治中,敏感系数达到最高。

而柔性的张春贤被视为降低敏感烈度的关键一招。其到任也被认为是新疆工作思路将由过去管治主导型,转向管洽与民生并重。

外媒评论,纵观张春贤自担任交通部长跃入正部级实职官员队伍以来的种种表现,尤其是他担任湖南省委书记以来的5年工作,他至少在几个方面让公众欣赏,一是开明态度和创新精神,二是务实的作风,三是民主的风范,四是高效的工作能力,再加上政治上的成熟可靠。

入疆两年,张春贤遍访基层,随身携带尊重民意和网络的作风以及开明开放意识,同时以新疆特有的礼节,与各族群众拥抱。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新疆团开放团组会议上,张春贤被80多家、200多名记者围堵,很多女记者采访结束后一直抱怨自己“快被挤成一张纸了”。

在回答《凤凰周刊》记者关于2012年最关注什么时,张春贤坦言,“跨越式发展、长治久安是领导班子和新疆各族人民非常关心的,用心践行的,当然也是我所关注的。”

治疆两年,张春贤将不少湖南的经验在新疆进行了有效的嫁接和移植。张春贤在主政湖南期间,提出了“一化三基”的战略,在湖南大力狠抓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以促进新型工业化。

2011年,新疆总的固定资产投资逆势增长了33%,高过全国9.2%的水平。有了高投资的支撑,随之而来是税收,民生便进而成为社会稳定的新突破口,在新疆主政第一个完整年份的2011年,张春贤旗帜鲜明地将“民生建设年”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财政支出共计1670.5亿元,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73.2%,排名全国前列。他声称,2012年依旧继续大力推行“民生建设年”。

与新疆类似,在,稳定的意义也不言而喻,而维稳工作几乎是陈全国到半年来的全部任务。

出生于1955年的陈全国是经济学出身,1998年任河南省副省长,成为的副手,12年后正式出任河北省省长。

由于担任中共自治区党委书记才半年,“两会”期间的开放团组活动中,陈全国并没有出面接受媒体采访,团也只有五名代表接受媒体采访。

入藏以来至今,陈全国提出了维稳实现长治久安的十项措施和长效机制:干部驻村、干部进驻寺庙、城市网格化管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重点地区管控、抓好新兴媒体管理和应急机制建设以及宣传教育十项措施。

“两会”前夕的2月29日,陈全国作出维稳批示,要求自治区各级政府和干部把维护稳定作为“当前的核心任务、首要工作、第一责任”,做到“一切服从于稳定、一切服务于稳定,确保全天24小时有领导值班、带班”;落实分包责任,全面落实自治区领导包地市、地级领导包县、县级领导包乡、乡级领导包村(居)的维稳工作机制,下沉蹲点、深入一线。

维稳之下,民生又更重要。“两会”期间,在陈全国开设的网络留言板上,有网友给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留言“物价上涨,工资不涨,严重影响了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同为内陆边疆省份的云南,则可轻松地开发自身特有的资源,内引外联,发展经济。

西南省份中,除了,云南几乎是第二个频繁关注对象。2009年7月,考察云南,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2012年3月10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透露进展:已经建立了省部联席会议机制来推进桥头堡战略的发展,和31个部委、18个大中企业和8家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除了面向东南亚的桥头堡战略使命外,秦光荣的另外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为“城镇上山”,即指大量的城镇和产业,不再占用平坝耕地,而是到荒山荒坡去开拓发展空间。

云南省发展方式的重大转变竟然是用地上山。对此,秦光荣颇无奈地解释,云南的国土面积中,近94%是山区,只有6%是坝区,其中只有3%是优质耕地。

广西受到的中央资源倾斜度,从外界来看,显然不如隔壁的云南。而自1950年以来,广西便成了工业和资本的洼地。不过,广西一把手自身却是工业和资本高手。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是先做央企老总后当地方主政者的典型案例。2004年调任广西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前,郭声琨20多年未离开过冶金行业,

郭声琨到任广西行政一把手后,通过建立食糖储备调控机制及稳定原料蔗收购价格等手段,使广西的制糖业迅速壮大。在出任广西党委书记后,郭声琨又全力推动北部湾经济区作为带动广西发展的引擎。2008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其中设想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3月5日,全国人大会开幕当天,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郭声琨和自治区主席马飚适时在《人民日报》上发文,提出广西最突出的优势在区位,最根本的出路在开放,真正把“以空间换时间、以存量换增量、以资源换产业”的战略思维落实到开放合作实践中。

关于政府官员如何发展经济,郭声琨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言论。他说:政府应多些企业家精神,有利于转变施政理念。企业和政府的绩效,都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市场把握为基点;政府追求老百姓利益最大化,以公平公正为基点。把企业的管理办法、手段、理念引入政府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性的要求。

竞合拉锯:中部六省

澳大利亚学者唐尼索恩将自成体系的中国“行政区经济”现象比喻为“蜂窝状”经济,而行政区经济之间则是一种“霍布斯丛林”局面,无人负责。这种风潮让其自生自灭,便制造省际不平等,在中央主导协调下,跨省区的规划纷纷出现,以期竞合。

国务院批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便是如此。自该规划出台以来,中部六省发展明显提速,2011年六省GDP均超过万亿元;但一纸规划并不能统摄住竞争,中部省份仍然不是一个发展的整体板块,群龙无首,而各有心思。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给出的选择是联合湖南江西,打造“中三角”城市群,并力争上升为国家战略。

由于以武汉、长沙、南昌三个城市为中心形成的三大都市圈,在各省的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都在60%以上,是带动周边地域经济发展的拉动力量,因此学界对此区域亦有“中三角”的称谓。

这次来北京开会,湖北显然是要从中央那里拿到某种许诺。因为今年2月10日,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已签署合作协议,确立构建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涵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区域30个城市的长江中游最大城市集群――“中三角”。

3月5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北京提出,希望将“中三角”纳入国家战略,从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国家区域战略协调发展。

之后几天,李鸿忠与省长王国生率队拜会了央行、铁道部、水利部、民航局、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为打造构建“中三角”寻计。

曾长期从事经济管理的李鸿忠觉得,近年来国家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密集出台跨区域规划。相比之下,具有承东启西、转南接北作用的中部地区跨区域规划尚处于探索阶段,那如果构建“中三角”既有利于壮大长江经济带的“龙腰”,也有利于沟通大江南北。

“三省必将在协调利益中实现共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需要‘大合唱’,这台‘大戏’,没有配角和主角之分,三省的关系是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李鸿忠隔空保证。

相比较于湖北省的热心推动,湖南的态度较为微妙。大陆《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就注意到,在湘鄂赣三省会商武汉的当天,珠三角核心城市深圳党政代表团访问湖南。湖南省委书记、省长徐守盛在长沙与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一行进行了深入交流。

表示,湖南与深圳经济互补性强,具有特殊的地缘人缘亲缘关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作为珠三角的大后方,湖南似乎确实没有舍近取远,合大求小的必要。在湖南代表团开放日上,透露,长沙到深圳的高铁马上就要全线贯通,高铁开通后,长沙到深圳只要3个小时。

“完全可以设想,香港朋友早上坐高铁从罗湖海关到深圳,从深圳坐高铁到长沙,看每周六晚上的焰火表演,看完浏阳烟花,然后再返回香港,一天时间够了。”说。

而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也更看重江西自身的发展规划,3月5日,苏荣表示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苏区振兴规划也已经上报到国家发改委,力争获得国务院批复。

“苏区振兴”一直是令江西上下兴奋的焦点话题之一。作为革命老区,赣南苏区经济由于战争创伤、自然条件较差、生产要素流失等多种原因,仍处于欠发达状况。据江西有关部门人士的透露,今年2月27日至3月2日,国家发改委已深入到赣南苏区进行专题调研。

中部六省中的河南和安徽则选择了另外的道路。2009年,58岁的卢展工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密集调研后,最终确定了一个课题组,规划研究“中原经济区”。

经过长达两年的政、企、学界各自通道努力后,2011年国庆前夕,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对一个省为主体涵盖周边的经济区域专门下发指导意见,只有河南享受了这个待遇。

在3月6日河南团的开放团组会议上,卢展工就此进行了解读:“这个文件的意义在哪里呢?一是在全国经济区域布局当中来看河南,过去我们老自己讲自己,结果看不清楚自己,但是在全国经济区域布局当中来看,河南的地位和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中原经济区建设从今年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卢展工接下来面临的挑战,就是把这一国家战略变为实际行动。

卢展工把自己的行动思路公开出来:“中原经济区怎么建设?现在我们把这条路梳理出来了,这条路子就是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新型工业化主导,新型农业现代化为基础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安徽也在力推将本省区域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2月15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李斌为安徽省省长。这位女省长在其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争取将皖北列入中原经济区规划,把皖北振兴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但由于接壤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安徽对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需求并不十分强烈,得益于长三角的强大辐射力和产业转移,安徽在中部六省的发展中增速相当惊人。2012年安徽地区生产总值15110.3亿元,比上年增长13.5%,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3月2日,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李斌在北京先后与财政部、铁道部、国家发改委举行工作会谈,与农业部签署共同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现代农业发展合作备忘录。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部级示范区,成员包括合肥等九市全境和六安市的舒城县、金安区,共59个县(市、区),辐射安徽全省,对接长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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