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财政调节

时间:2022-08-23 03:56:52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及财政调节

【摘要】地区收入不公平问题由来已久,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源泉,其中,农民收入问题是重中之重。本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以2013年各省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为基础,通过spss聚类分析对农村居民收入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浅析收入总量及结构差距的原因,最后提出相关财政调节对策。

【关键词】农村居民纯收入 各省差距 spss分析 财政调节

十报告提出,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在农业,难点在农村,关键在农民。要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增收,既是关乎农民能否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前提,也是我国内需能否真正扩大、经济发展的动力能否持续的大问题。

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与地区差异

(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总体水平

1990~2013年间,依据主要年份1990年、1995年、2000年、2012年、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总体情况,如表1可知:

一是无论低收入地区还是高收入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均在不断提高,从1990到2103年间,增长幅度均在10倍左右。全国均值从747.487元/人提高到9539.426元/人,增长约11.76倍,说明整体情况向好。国家的财政支农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民增收,蛋糕越做越大。

二是极大极小差距由1476.3元/人剧增到14487.2元/人,而且逐年增长,说明农村居民纯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加,收入不平等现象一直在恶化,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增收的同时,没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三是标准差由299.6869元/人增长到3659.5863元/人,说明不止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与最高地区差距在拉大,所有省份之间的都在逐年拉大,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不是偶然现象,政府以收入平等为代价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二)地区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聚类分析

本文运用spss软件进行运行,以201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数据为基础分析,结果如(图1)。

对应的5类聚类表格如下:

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各省之间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很大,北京上海最高,为第一类,广东单独为第二类,天津、浙江、江苏为第三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为第四类,其余为第五类。从图1可知,第五类诸多对象又可以进行进一步细分:辽宁、山东、福建为一类,其余省份次之,为最末类。

二、各省农村人均纯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自然环境与区位差异

对于大部分省份来说,家庭经营性收入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受自然环境和区位因素影响巨大。我国三大区域的自然环境存在着明显差异。东部地区气候条件良好,农作物一年成熟两季或三季,农产品产量高;中部地区自然条件次之,地形多为丘陵,降水量不均衡,旱错灾害较多,农作物产量较低;西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恶劣,多为高原和丘陵地形,降水量少,常年干旱,沙漠化和石漠化严重,农作物产量低。从区位因素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有天然的港口,经济发展较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城镇化水平低比较,交通不便,吸引投资能力有限,农村居民提就业机会偏少。

(二)人口素质不平衡

有专家测算,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每增长1%,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长0.265%。据《光明日报》的统计,我国东部地区100人中,平均拥有科技人员18人,西部地区仅为2人;东部农村乡镇干部学历为大专毕业及其以上毕业者占其总数的64%,而西部仅为20%;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9个月,而西部仅有3年零6个月,这说明西部农村教育和东部之间教育的差距在不断扩大。目前,211、985高效也大多分布在人均收入较高的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浙江、江苏,这些恰恰是聚类结果中排在最前面的省份。

(三)公共服务不均等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公共服务以合作为基础,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强调政府的服务性,强调公民的权利。根据2013统计年鉴,国家用于各地农林水事务的人均财政支出,北京、上海和西部省份最靠前,河南、河北、广西最次,北京为人均10262.72759元,河南为1190.650851,差距近9倍。公共财政各项支出直接导致了各地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的巨大差别,进一步拉大的各地的发展条件。

三、农村居民收入的财政调节对策

(一)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政府用财政支出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包括农田水利基本设施、科教文卫、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等各方面,进而创造市场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便利环境。我国目前各省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不均等,直接导致各省农村经济财力支持不平衡。21世纪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为了提高农民素质,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政府应在着力在科技兴农、教育培训、网络通讯增长支出,确保各省在这些关键服务方面得到均等对待。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素质,如果效果卓著,甚至会使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优化财政转移支付

现阶段转移支付制度由于缺少合理的事前论证、事中监督、事后评价,并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民素质较低、监督机制薄弱、人情网络复杂,这一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应该严格支农转移支付的预算约束,健全民主制度、上访制度及评估标准。做到事前有商有量,事中全村监督,事后群众评价。这样既提高了农民的政治素质,也保证了财政转移支付效果。

(三)规范财政补贴

目前的财政补贴目的性不强,类型多样,一方面显得混乱,另一方面又没有覆盖到所有应该覆盖的农村居民。以后应该加强财政补贴与政策的联系,把补贴主要运用在科技兴农、粮食产量、耕地保护、生态环保、信息网络等方面,制定专门法律,并根据实施效果的不同细化补贴细则,进行激励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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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析[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3]魏同洋,靳乐山,赵勇.区域经济与农民收入地区差距比较分析――基于2000~2008年面板数据[J],新疆农垦经济,2011(01).

作者简介:杨晓贝(1988-),女,河南省平顶山人,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2013(财政),学术型硕士,研究方向:税收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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