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在西欧传播过程中媒介的无意识性

摘要：中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是有意识地致力于文化交流。但是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媒介，他们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或者文化传播这个结果与他们的初衷毫不相干，比如国际贸易初期的商人，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19、20世纪的侵略者，早期的旅行者及冒险家，甚至当代的年轻人。作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梳理，并力图从理论的角度分析这种文化现象。

关键词：文化传播;媒介;无意识性

从秦代开始，中国就和邻国进行交流，随着贸易的发展，她和西欧国家也有了接触。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的推动力之一，它既涉及物质文化，也涉及到精神文化，并常常深刻地影响到彼此的文明进程。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是有意识地致力于文化的传播。那么，有没有一些人，他们的行为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而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呢？答案是肯定的。历史上确实有很多媒介，他们在无意中充当了文化的传播者，或者说他们的初衷并非传播文化，但他们的行为却或多或少地促进了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只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并非他们的本意。

一、国际贸易初期的商人

随着丝绸之路的诞生，一些商人开始把中国的丝绸运到阿拉伯国家，然后再转运到欧洲。从那时起，随着欧洲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瓷器、扇子、屏风、泥人、壁画和其它艺术品都相继来到欧洲。商人的目的是赚钱，但同时也充当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因为一方面，这些艺术品本身是物质文化，另一方面，这些艺术品上面通常绘有体现中国特色的图案，比如人物，景色，神话，动物等等。借助这些图案，西欧人开始感性地了解中国。因此，可以说这些早期的商人在追逐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或者无意识地传播了中国文化。必须承认的是，现代的商人可能懂得蕴含在商品里的文化价值，但是他们追求利润的目的永远没有改变。

（一）丝绸之路及16世纪以来的商业贸易

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商业通道，诞生于公元前三世纪，并一直使用到16世纪。正是通过这条道路，中国的丝绸、香料、茶叶、瓷器、刺绣等物品抵达了西欧。其实，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商业通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影响早已超过了商业的范畴，她为古老文化之间的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

17世纪初期，第一家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自那时起，中欧贸易日益增长。西方的商船把很少的商品带到中国，他们带来的主要是钱，以换取中国商品，然后运回国。

（二）中国热的出现及其心理原因

瓷器，漆器，花瓶及其它艺术品在中国很普通，但在当时西欧人的眼里，它们不是一般的物品。它们来自一个遥远但高度文明的国家，新奇而又神秘。可以说，西欧人把中国物品神圣化了，把它们当做艺术珍品，争相收藏。这些散发着异域风情的物品一旦传播开来，就形成了一股中国热。就像维吉尔.毕诺在其著作中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想在自己的公寓里拥有中国主题的壁镜”（tout le monde veut avoir dans ses appartements des trumeaux à sujets chinois）①。为了炫耀财富、品味和生活方式，贵族们争相收藏各式各样的中国物件，中国文化也因此得以进入西欧人的家里。

为什么中国物品的收藏和使用在西欧变成了一种时尚呢？显而易见，好奇心驱使着人们追逐这个潮流。在表面的行为下面，有没有隐藏着其它因素呢？根据勒内.吉拉尔的“三角欲望”理论，人无法自己渴望一件东西，他想得到的东西是由第三方指定的。也就是说，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一条直线，但这不是根本的。在这条直线上方还存在着一个中介，同时联系着主体和客体。从空间上来看，这三方构成了一个三角。客体可以改变，但三角形一直存在。勒内.吉拉尔将这种由第三方引起的欲望定义为“三角欲望”。这种三角形结构在中国热的潮流中是显而易见的。贵族们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及地位争相追逐这些来自中国的奢侈品，普通大众则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有良好教育，模仿这些贵族。人们渴望上流社会渴望的东西，成为中国热的追随者。

可以说，早期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在赚钱的的同时，无意之中充当了向西欧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因为丝绸、瓷器、扇子等物品其实是一种文化载体。它们将中国的形象直观地呈现在欧洲人面前。包括中国的山川城池、人物服饰、神祗传说、风土人情、飞禽走兽在内的各种瓷器文饰直接呈现出中国的图像，它们进入法国人的家庭，成为法国人穿在身上或挂在眼前的“中国”。毫无疑问，这些物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二、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

除了商人以外，西欧人还应该把他们关于中国的认识归功于传教士，尤其是17、18世纪的耶稣会士。如果说早期的商人把中国的物质文化传到了西欧，那么这些传教士则是把中国的精神文化带到了那里，他们向欧洲传递乃至帮助大众塑造出更丰富的中国图像。

（一）传教史及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史可以追溯到1298年，方济各会修士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天主教堂。但是由于语言及当时中国相关政策的原因，传教工作一直没有打开局面，直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情况才得到改变。耶稣会士是天主教一个派别，反对宗教改革，并致力于扩大天主教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怀着传播天主教义的目的，他们来到了中国。利玛窦到达中国后，学习汉语，结交官员，允许中国信徒遵守“尊孔祭祖”的传统礼仪，自称孔子的学生。他的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受此鼓舞，越来越多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但由此也引发了其他传教团体就中国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义的争议，甚至当时的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也介入其中，学术界称之为“中国礼仪之争”。

在罗马和巴黎，所有对耶稣会士不满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以中国礼仪为借口攻击他们。耶稣会士则通过撰写抨击文章、书信、回忆录、报告及翻译中国典籍来反驳他们的对手，其中涉及的内容早已超出了宗教的范畴。1742年，教皇颁布一条通谕，禁止传教士从事迷信活动或者讨论礼仪问题。“礼仪之争”也由此告一段落。

（二）意想不到的结果：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耶稣会士通常被看做文化交流的先驱，但在作者看来，这只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他们是怀着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来到中国，在礼仪之争中为了证明自己道路的正确，深入研究了中国，向欧洲发回信件，出版相关书籍。由于深信这个古老的国家值得他们在礼仪及习俗上作出让步，他们不遗余力地展示她的方方面面：资源、人口、艺术、政府、君主、政治、文化、教育，等等。据统计，从1867年到1773年，耶稣会士总共写了252种与中国有关的著作②。“礼仪之争”最初只是一个宗教问题，但她对西欧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正是由于他们，西欧人才知道，中国不仅是一个盛产丝绸和瓷器的国家，而且同西欧国家一样拥有灿烂的文化。

可以说，这些传教士以扩大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传播天主教义为根本目的，没料到他们在无意之中向欧洲反向传播了中国文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对立面启蒙运动提供了理论源泉，充当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他们使欧洲人从追逐中国的物态文化开始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并为“中国热”的浪潮推波助澜，把它推向更高阶段。

三、19、20世纪的侵略者

除了商人和传教士无意中传播了中国文化外，历史上还有一类人，他们的初衷也并非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只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情况下起到了这种作用，这类人就是侵略者。

（一）战争的本质：掠夺

战争不过是军事远征名义下的掠夺，发动战争的一方往往以窃取另一方的物质财富为目的。从1840年开始，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不计其数的艺术品被掠夺到了西欧，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二）被掠夺的艺术品：中国文化的象征

侵略者来中国的目的，绝对不是出于向往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掠夺走大量的艺术品，也不是因为这上面隐藏的文化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非常值钱，“钱”远比文化有意思的多。也许让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些被带回西方的“值钱”的东西，几经周折后，很多都进了博物馆，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供人们欣赏参观。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的统计，在47个国家的博物馆里，中国文物有1630000件，全都是珍贵物件。而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则是这个数字的10倍以上。这些文物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讲，它们也为中国文化在西欧传播作出了贡献，恐怕这与侵略者的初衷是毫无关联的。

笔者在这里提到让中华民族饱受苦难的侵略者，绝非有赞美侵略者之意，更非要感谢他们无意中对“传播”中国文化所做的“贡献”。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在掠夺物质财富的同时，无意中也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西方。只不过与上文中提到的商人与传教士相比，侵略者所起的作用要小的多，而且他们的侵略行径也是让人所不齿的。

四、早期的旅行者与冒险家

其实在耶稣会士登上历史舞台之前，西欧人已经对中国有一个模糊的画面，这来源于旅行者和冒险家。他们把关于中央帝国的信息传递到西欧，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最初认识也要归功于旅行者的游记。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渴望知识。这些散发着异域风情的游记迎合了当时人们的口味。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游记几乎都有一个不足，即旅行者仅仅在中国做过短暂停留，没有时间充分了解这个国家，收集的也大多是些哗众取宠的东西，甚至有时会带着偏见来记述他们的见闻。但同时也必须承认，从他们的游记里可以看到当时欧洲人对欧洲以外的、一个非天主教国家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为欧洲人提供了关于中国的模糊图像。从这点上来说，这些游记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这些旅行者中，最著名的应该是马克.波罗。他回国后，向欧洲人展示了相对真实的中国图像。在他笔下，中央帝国富裕，物产丰富。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也从他的著述里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他的著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那以后，中国和欧洲的联系越来越多。

总之，尽管这些游记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在满足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好奇心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并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旅行者和冒险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

五、当代年轻人

其实，媒介的无意识性不仅存在于各个民族早期的文化交流中，在通信技术日益发达，各种交流也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媒介的无意识性依然存在。

（一）文化的去神圣化

在中国，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年轻人胸前佩戴着十字架的胸饰，或者穿着印有N.B.A，LAKER等外语字母的衣服。同样，在西方，我们也常常能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穿着印有龙飞凤舞的汉字的T恤衫，甚至身上的刺青也以汉字或中国龙作为图案。

在年轻人眼里，这些只是服饰，可能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汉字或者图案的真实意义。他们之所以穿戴这些服饰，也大多是因为能体现自己的个性。十字架、中国书法等已经不再神圣。

（二）年轻人：文化标志的携带者

汉字代表了中国文化，而龙或者其它一些关于中国的纹身则是中国特殊的标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年轻人可以看做是文化标志的携带者。他们大多并不懂得其中的真正含义，只是觉得这样很酷，殊不知自己在无意中也充当了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当然，年轻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不如其他媒介重要，之所以在文章中把他们也列举出来，是因为他们确实携带了文化标志，而本身又没有意识到这些标志的文化价值。另外他们穿戴这些服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这种现象却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但不要忘了，从事早期贸易的商人、耶酥会士、早期的旅行者和探险家，如今的年轻人，甚至可耻的侵略者，都在无意中成了向欧洲传播中国文化的媒介，或多或少地为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这大概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实上，在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媒介的无意识性是普遍存在的规律，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偶然性的作用，所以才有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美谈。（作者单位：1.军事经济学院外训系;2.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Girard，René，Mensonge romantique et vérité romanesque[M]，Editions Bernard Grasset，1961

[2]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M].学苑出版社，北京，2003

[4]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M].山西教育出版社，太原，1999

[5]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M]，耿N译.商务出版社，2000

注解：

①Virgile Pinot，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1640-1740），Geuthner，Paris，1932;Slatkine，Genève，1971，p.10.

②许明龙，《欧洲18世纪“中国热”》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