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人类文明的基石

2003年，沙尘暴从内蒙古横袭整个中国大陆。

2004年，南亚大海啸夺走22万条人命。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侵袭美国新奥尔良引发世纪大迁徙。

21xx年，地球村大崩溃？

这是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所著《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一书扉页上的文字。

并非危言耸听，当环境与生存针锋相对，戴蒙德用一个个真实案例让人警醒——当一个社会面对其复杂的环境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应对和决策时，往往会走向崩溃。

多米诺骨牌效应

公元700年左右，维京人入侵格陵兰岛，开始了对大自然的掠夺——焚烧森林辟作牧场，滥势砍伐木材导致林木无法再生，滥剪草坪让整个谷地的植被遭受侵蚀……

人与自然争夺的结果是木材和柴薪大量减少，燃料减少又带来铁产量减少，生产效率大受影响，军事武器也处于劣势。

不到500年，维京人与土著人因纽特人再起纷争，因武器兵力不济，维京社会瓦解。

环境破坏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导致了一个王朝的倾灭。

当然，不仅仅是维京人。

曾经孕育了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被称为“肥沃新月”的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都曾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但正是因为对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让这些地方风光不再。

在文字之后，戴蒙德用两幅地图清晰地展示出一个现象——

一张是现代世界政治动荡地区分布图，海地、索马里、阿富汗等14个国家名列其中。另一幅是现代世界环境问题突出地区分布，上述14个国家无一例外也在其中。两张地图惊人的重合，再次表明了一个道理，恶化的生态环境将会导致严重的生存压力，引发广泛的社会问题，更有甚者可能引起社会的崩溃和文明的衰落。

有限地球

戴蒙德再次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真理：“人类从一开始就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净化、容忍污染的能力是有限的。”

当有限的地球遭遇无限攫取的欲望，恶果在所难免。

人们不仅要问，既然有无数前车之鉴，知道环境恶化会带来生态的破坏、生存环境的毁灭，为何还会盲目无知作出决策？

原因之一是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有一句名言：“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

不少人都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为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那种“先发展致富，再治理污染”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但实际上，《崩溃》一书列举的发生在索马里和卢旺达等地的悲剧警示着我们，即使拥有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当今社会，一旦决策错误，也很可能会堕入灾难性的后果之中。

科学补救，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

原因之二则是环境破坏性后果呈现的长期性。

正如戴蒙德所说，“乍看之下，自然资源似乎取之不尽；资源的衰竭即使在刚开始的几年或几十年来看也只不过是正常意义上的上下波动；由于资源的共享性，要使人们自我约束，建立共识往往很困难”。

因此，生态破坏是一种无法预见和始料未及的悲剧。

可以设想，假如维京人能预见生态破坏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维京社会的瓦解，或许在砍伐树木、焚烧草坪之时，他们不会那么恣意。

因此，人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环境和资源都是有限的，破坏往往会导致不可逆的后果和无法预料的悲剧。

应对之策

话题，还得回到最核心的问题上。

如果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该怎么办？

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

到过日本的人都对其绿色环境大为赞叹，并以为由来如此。实际上在300多年前，日本的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森林消失打击了日本经济：除了木材、燃料短缺外，大型建筑不得不停工；在全国各地，为稀缺木材发生争斗频繁升级；土壤侵蚀加剧，影响作物产量；17世纪德川幕府下的日本经历数次。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让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扭转局面，生存条件先天不足的日本社会将面临崩溃甚至灭亡的危险。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几代幕府将军强势推行的一系列环保政策和举措，迅速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成就了现在森林覆盖率超过70%的“绿岛”。

除了日本，还有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环境破坏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但是因应对得当，最终避免了崩溃。

当然，生态破坏并非人类文明衰亡的唯一因素，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因为生态环境问题而消亡。但如何决策却决定着一个社会将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对于当下中国，意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目前正步入一个特殊的环境保护敏感期。涉及环境问题的上访、量居高不下，由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也不断增多。这些问题如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如2012年我国发生三起因环境问题导致的，宁波PX事件、四川什邡、江苏启东，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深远。

在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形势下，全国上下已经深刻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第一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庆因势而动，提出五大功能区域划分，目的就在于推进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环境。

作为基层领导干部，尤其是“地方官”和部门“一把手”，主动将发展与保护的思维与中央和市委同频对接，则成为这盘大棋的关键。

首先，充分认识环境保护与科学发展的高度一致性，正确处理环境与建设的关系，倡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以及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

其次，把环境保护作为现代城市管理中的重要环节，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树立长远的、可持续的政绩观。

最后，要打破条块分割管理体制，建立健全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的环境管理综合决策机制。

戴蒙德的一段话，或许能让我们明白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

“不管用何种方法，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唯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作者系丰都县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