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实名制,先保护隐私等

来源：《华商报》

来自信息产业部的最新消息显示，手机实名制的相关法规有望于今年年内出台，届时，为数庞大的现存手机用户可能都将面临重新登记。如今，我们似乎走向了一个实名制的时代，银行存款实名制、上网吧实名制……如今又要实行手机实名制了。我非常理解决策部门作出手机实名制的良苦用心，遏制违法短信、诈骗短信、色情短信等垃圾短信，规范经营，减少通过手机短信进行的违规、违法行为，等等。但至少我们还要问，在推行手机实名制时，如何制定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隐私?公权力的管理方便往往带来的是私权行使的不便，所以，我们在赋予公权的同时，必须事先对公权进行有效地规范。就手机实名制而言，手机号码与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人的隐私，公民有权对其保密，也有权要求因为职务关系接触这些信息的人进行保密。隐私也是公民的“城堡”，也应当如同公民的房屋一样，“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千军万马不能进”。因此，在实行手机实名制之前，有关部门就必须首先制定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公民手机的隐私不被泄露。

首先必须防范的就是运营商与商。手机的隐私在他们手中可能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随意泄露，就像某地邮政局将200万封邮件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一样，手机的隐私当然也可能在他们手中成为牟利的工具，随意卖给广告商。目前在上海，虽然运营商在与用户签订入网“契约”时增加了一条“必须保护用户信息隐私”的责任，不过仅凭这一条款要实现保障隐私真够悬的，我们还要问的是，运营商与商采取了哪些有效的措施，有什么严格的程序，出了问题有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呢?

需要规范的还有执法机关。众所周知，公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让公权力戴着法律的镣铐跳舞，那么公权力就会像猛兽一样吞噬我们的私权。我们没有实行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侦查机关查询手机隐私只需要单位领导批准就行，这就难保我们的隐私不受权力滥用的侵犯。

规范运营商、商与国家机关的行为，那还只是权力的自律，而要更强有力地保障我们的手机的隐私，说一千道一万，那还得需要公民有权利才行。所以，我希望在手机实名制后，针对公民对于自己手机隐私的权利作出些有效的规定，比如公民是否可以对谁接触和查询了自己手机隐私有知情权，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手机隐私被侵犯提讼，等等。

高考奇才与高考异化

来源：《大河报》

湖北“高考奇才”周剑，四次考进名牌大学，却三次因痴迷网络、学分不够等原因而被退学，成了从中学的“应试教育”到大学的“素质教育”这一转型过程中“最典型的转型不成功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周剑的遭遇再次证明，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已经严重异化。现行的高考制度，从它出世的那一天起就是有缺陷的。因为这种制度过分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问题并不严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竞争的日趋白热化，高考逐渐从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向目的本身异化――高考开始变得既不能反映―个人的综合素质，也不能反映―个人的基础知识，在很大程度上，高考所能够反映的，仅仅是―个人的考试能力，包括对各类试题的熟练程度。对出题重点的准确判断以及答题的技巧等。至于考生其他方面的素质，则基本上处于一种“随机”的状态：一个考试能力很强的人，同时可能有很好的综合素质，也可能综合素质很不尽如人意。很不幸，周剑看来就属于后一种，只是由于他的考试能力超强，才能四次考进名牌大学。

综观世界各国的高考制度，很少有像我们这样，几乎把卷面成绩作为唯一标准来录取学生的。而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只能通过一系列综合的指标才能够被准确地判断，而单一的指标，却只能告诉我们考生的单一素质，如果是一个已异化的指标系统，其反映出来的，更是完全混乱的信息――周剑的遭遇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西施无标准像与油价降价

来源：《东方早报》

中国历史上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故乡诸暨的有关人士日前表示，不会推出西施的全球标准像。其原因就在于美是无形的，至极的美也是没有办法具像化的，因此不会考虑推出西施标准像。西施的美没有标准，其实是给予了大众自我发挥想象的空间，可谓是人性化的选择。但是在其他领域，没有标准却可能成为滥用标准的借口，甚至成为侵害大众利益的工具。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国内油价调整风波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几年以来，中国油价连续多次上调，一路升高，彼时涨价的理由(或者说标准)很清楚：国内市场上的石油大量是靠引进国外原油加工而成，遇到国际油价上涨，国内油价上调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当国际油价近来出现明显下跌之时，有关方面又有了一套新的标准：等国际油价下降趋势确定、国内炼油企业亏损问题彻底缓解、等国内油企获得更多的持续发展能力、国内油品定价体制改革完善……

如此多的因素，如此多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既然没有标准，是否降价、何时降价自然无从判断。但是两件事情的最大差别在于，西施没有标准满足了公众的发言权，使得每个人对于“美丽”的概念和想法都能够继续，而主管部门让油价调降失去了标准，则恰恰意味着公众之于此事的发言权被剥夺。

油价的涨跌事关许多百姓生活和产业、甚至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有关资料显示，由于油价上涨，汽车用户的年油耗费用支出平均多花费2000多元。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权威人士表示，如果油价出现下降趋势，今年中国汽车产量将有望达到700万辆。对于所有的汽车厂商，特别是以经济型轿车为主体的国内民营汽车厂商来说，这正是他们最乐于：看到的。而如今，这些与油价直接相关的利益群体的诉求却因为没有判断标准而无法伸张。但同时，诸多复杂标准的背后有着一个明显的共同特征，那就是维护垄断油企的经济利益。由此，在以标准混乱为理由来否定一部分利益诉求的同时，主管部门潜在的标准却在保护着另一部分利益的追求，而所谓的标准只是他们把玩其中的工具罢了。

适应歧视：麻木是一种传染病

来源：《信息时报》

东莞长安思捷皮具厂千余名工人长年累月被非法搜身，每天要搜查三次的新闻告诉人们，思捷皮具厂的保安被老板授予了搜查权，厂里的千余工人都是偷盗嫌疑人，老板宁可错搜一千，也绝不放走一个。而我们的工人兄弟与姐妹们，虽然有了一种强烈的做贼感，但是他们早已感觉到，“大家都麻木了”。

麻木是一种症状，但大家同时也应当深知，麻木分为神经障碍和精神障碍。神经麻木会导致肌体失去知觉，精神麻木则会导致思想失去知觉。属于思捷皮具厂员工的，显然是后者。

“东莞凡振电子有限公司的韩国部长骂中国保安不如狗，保安队长愤而辞职”的新闻也展示了一种麻木状态。那名叫朴锺吉的韩籍部长认为。“大狗就是保安队长，小狗是那些保安队员……招中国保安，还不如多养条狗。”朴锺吉的“养狗论”其实在该厂闻名已久，以至于该厂的中国女总务

视之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虽然朴部长多次称她为“母狗”，但她觉得“朴部长只是开了个玩笑，说我是狗也没关系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女总务对被侮辱的保安们表现得很严厉。可见，这个中方女雇员也麻木了。

通过上述两起事件，我们虽然发现，有少数人是清醒的――思捷厂的举报者与丹振公司的辞职保安队长――但麻木被传染的事实却无法回避。麻木始于何时，自然无从查证，但我可以清楚地发现，又岂止是工人们对非法以及侮辱性的歧视麻木了，那些搜身的人，幕后的老板，发表“养狗论”的部长，他们难道就没有嘛木吗？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麻木，都来自于政府监管部门与工会的麻木。

从新闻中我们得知，思捷厂的员工曾经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过非法搜身问题，但都不了了之。在网络中，网友们也举报了不少类似的事件。甚至有网友也对这样的现象麻木了，认为记者们披露这样的事情是一种无知兼大惊小怪的行为。

而“外企管理者称在中国不但心工会闹事”的新闻则进一步佐证。新闻中，韩国LG集团的金部长为能够到中国工作，从此告别本国工会的“闹事”而兴奋不已。

我们有理由痛恨外企吗?大家都深知南橘北枳的道理，为什么外企在本国能遵守纪律，一旦到了中国就可以肆意侵权呢？这同样是环境的问题，我们的投资环境对投资者总是过分宽容。宽容的结果就是对大量的企业职工权益受损视而不见。

如果我们画一幅麻木病症发展路线图。可以这样画：一些政府与工会习惯于“不了了之”――工人们只好习惯于被动侵权――企业老板对主动侵权也渐渐习惯――社会各界对企业侵权便习以为常。麻木就这样传播开来，其传染速度是比较快的，范围也是很广的。

我们这个民族，以善忍而著称。但忍耐度了，就不是什么优点，而成为做奴隶的基本条件了。当忍耐演变为全民性的麻木，肌体如何健康成长？尊严又将魂归何处？

一场财富新贵的奢华盛宴

来源：《南国早报》

世界名车，豪华私人游艇、世界顶级腕表和珠宝……据报道，“2006广州奢侈品展览会”将于12月15日至18日在广州举行，届时将展出全球200多家奢侈品行业的翘楚品牌。这是继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后，又一场面向“财富新贵”的奢华盛宴。近年来，富而奢之风在中国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被称为“奢侈节”的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去年首次登陆中国，3天便成交2．5亿元，今年更是翻了一番，短短4天成交5亿元。不少外国参展商对中国富豪的惊人购买力印象深刻，纷纷慨叹：“没想到中国富豪那么慷慨。”

当国内富豪对奢侈品趋之若鹜时，国外的不少富豪却为我们树立了财富观和社会责任的榜样。富可散国的比尔，盖茨，个人生活节俭，但却立下遗嘱：将自己98％的财产全部留给以他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据报道，自1998年以来，盖茨已经捐赠或承诺捐赠的现金达256亿美元，占其所有财富的60％。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国内富豪们在公益事业方面却鲜有慷慨之举。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显示，他们所获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不仅如此，富人欠税、偷逃税的报道时有耳闻。在今年的上海顶级私人物品展期间的“胡润百富排行榜”曝出消息称，位列百富排行榜前列的一位富豪多年来却欠税高达2000多万元。

一个人怎么花钱是自己的私事，但对占有大量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富豪而言，财富更多意味着社会责任更重。遗憾的是，在中国一些富人的社会意识却并未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一边是富裕后一掷千金的奢侈挥霍，一边是坐拥百亿元却逃避纳税义务。两相对比，暴露出当前一些富豪异化的财富观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如果穷身体抽死也不怕……

来源：《北青报》

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最近发表的一个报告指出，中国的吸烟者，多数是低收入群体，价格低廉的烟草占据了主要市场，林大庆据此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他相信，这一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老实说，我丝毫没有林教授的乐观，对于一些连死都不怕的烟民，你抬高点价他们就怕了？我也进而担心，这些连死都不怕的烟民，如果买不起烟，他们会去做些什么？

当然，我这并不是在暗示他们会去作奸犯科，也不存在对烟民的道德歧视。只是我们应当承认，多数的犯罪问题，都是由欲望产生的。我们的制度设计，要立足于人性，要防范人性的恶，这才是作为他律机制的法律的本旨。制度不能把人推向绝路，然后再用一条设计好的法律在绝路的尽头守候。用一句行话来形容，就是不能“开着水龙头拖地”。制度就应该想办法关上水龙头，不让水流出来，这样拖把才有可能把脏水拖干净。

在控烟问题上，这个开着的水龙头就是，为什么吸烟的绝大多数是穷人7为什么穷人明知吸烟有害健康，又得付出不少银子，却仍然要抽7富人当然也有抽的，但穷人更容易“破罐子破摔”，反正是个穷身体，抽死也不怕。如果抽烟的穷人有这种心理，我们的社会肯定是出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应当是反复向穷人宣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让穷人知道，其实他们的命和富人一样珍贵。

穷人有时抽烟是为了发泄，送了几条好烟去“传递价值”，结果只“成就”了“你”而不包括“我”，怎能不郁闷？当“送”是一种无奈时，穷人往往选择抽廉价烟来排解内心的苦闷 如果抽烟的穷人有这种心理，我们的社会需要做的，则应是努力校正这种贫富日益悬殊的现状。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特权起来，更不容许这少数人的富是建立在大多教人日渐贫穷的基础上。当社会分配的不公更多是由穷人承担时，当穷人的不公无法利用其他方式排解时，试图以提价的方式来达到控烟的目的，也不过相当于缘木求鱼罢了。

抽烟穷人多，其中原委，说千道万，其实都跟“穷”相关。穷得不爽，所以郁闷，因为郁闷，所以吸烟，吸烟成了一大文化图景，所以更多人吸烟。控烟的方法有多种，提价是一法，但如果打开致人吸烟的“水龙头”，光提价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要切断穷人吸烟的源，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德兰修女式的，劝导贫苦的人安于现状，接受命运，与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把贫穷当美好，一个物质贫乏但精神并不空虚的穷人，是没什么理由抽烟的。二是尤努斯式的，支持穷人摆脱贫困，走出烦闷的阴影，一个生活有了奔头，未来有了希望的穷人，也就没了多少排解内心苦楚的需求。

从中国的精神传统出发，从共同富裕的目标出发，我们似乎只能选择后一种办法。

医改不要换着马甲抬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江苏省物价局近日就调整137项医疗服务价格进行网上公示。其中125项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有所提高，最高涨幅达17倍。该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改变以往医院“以药养医”的局面。提高医务人员的技术价值，变“以药养医”为“以技养医”。

其实，在我看来，这完全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从左手倒腾到右手。以技养医比以药养医看起来似乎更合理些，可是。在以药养医还没有完全退出的情况下，以技养医就不合时宜了。这边百姓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便宜药在医院消失，药价成了虚降，那边以技养医又跟风上涨，改来改去，还是一个看病贵的结果，甚至越改越贵。大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医改方向确定了公共医疗卫生要坚持公益性质的背景下，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提供基本医疗保障才是正道。

法律严管　摊主乐呵呵

法国管小摊的艺术　比中国城管高在哪

不久前，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市南部靠近阿尔卑斯山的N75国道上偶遇一路边小吃摊。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路边小吃摊，在法国竟然也要有营业执照，并被非常多的法律法规管制着，而被诸多法律严管的摊主一直乐呵呵的，一副满足的神情。

在许多人眼中，“严管小摊”是缺乏人性的表现；在许多时评作者的笔下，那些发达国家是从来不严管小摊的。然而，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见所闻让我们开了眼界，“严管小摊”不仅是中国特色，也是法国特色，且法国管小摊的法律之多之细，远超过我们。

在法国，小摊必须遵守国道相关的路政安全法规；餐饮业还必须遵守全国统一的餐饮业安全、卫生管理法规，遵守价格及服务规范，经营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技能，参加相关考试；经营者还必须依法纳税；至于垃圾，则要付费请垃圾公司定时清理，有污水排放的小饭馆，业主要追加投资处理污水，即使是在山野的小河边，也必须建污水井等等。

既然法国的小摊受到如此严管，为什么摊主还一直“乐呵呵的，一副满足的神情”？而国内的小摊受到的制约远没有人家多，那些小摊业主为什么与管理者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发生流血事件？

依笔者看，除了国民素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等因素外，很大程度在于“管”的艺术和水平。在法国，小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管理部门的工作，就是依据法律，不断解决被管理者所遇到的有关公共问题，如通路、通水、通电、垃圾处理、环境保护、行业技术培训等，还要不断地调整行业组织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并定期向被管理者提供相关行业的信息。

在政府无微不至的服务与关怀之下，小摊业主当然不会和管理者对着干，自然会“乐呵呵”地守法经营。从法国“严管小摊”的经验中，不难发现和谐城管之道：健全法律法规是基础，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相比而言，我们的管理者与小商小贩相处，一方面是法制欠缺，更重要的是，管理者缺乏对小摊业主的人性化服务。要解决当前我国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的普遍矛盾，我们应借鉴法国的做法，不仅要完善法律法规，更要变管理为服务，真心实意为小商小贩着想，实实在在地为小商小贩办事。

《市场报》

小商贩的存在解决了很多问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学系教授)：

小商小贩的存在缓解了就业矛盾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城市贫民的生计，不摆摊，就没有活路。一个多元化思维的城市，会照顾多方面的想法，容纳多方面的利益。小商小贩在城市中的作用很多，他们丰富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丰富了城市的经济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劳动获得生存。

魏英杰(杭州日报评论员)：

别看小商贩的买卖不大，同样是当地农副产品市场的重要环节。一味封堵的话，势必对当地农副产品市场造成负面后果，乃至引发一连串市场反应，比如农民收入下降、购买力减小等等。这些问题，恐怕让人难以“松了一口气”吧？

史晓菲(市场导报记者)：

小商贩给城市居民带来“吃饭张口，穿衣伸手”的方便，因此，更多的人愿意继续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记者在一些社区采访时看到，居民们已接受和适应小区内摊点密布带给他们吃早点、买菜等的便利。小商贩卖的东西相对便宜，如果修自行车、修鞋、卖水果、卖菜等小摊都被取缔了，不仅给普通市民带来不方便，更会提高普通市民的生活成本。

张维迎(经济学家)：

中国是最不鼓励穷人去创业的地方，这对于低收入者的未来发展是巨大的障碍。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城市管理者认为，农民和小商贩进城卖瓜果影响了城市形象。在这种思维主导下，驱赶进城农民和小商贩的现象并不少见。

周应恒(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小商贩如何管理，是摆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在国外，夜市、小摊点甚至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他认为，小摊点这种商业形式可以缓解就业形势，也是正规商业形式的―种补充。

仇保(建设部副部长)：

在2006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的讲话认为，小商小贩应该是城市多样性的一部分。当然，小商小贩也必须遵守一定的秩序――到高架桥上摆摊肯定是不行的。不过，我们的城市应该宽容，应该让他们有合理的分布，给予更多的引导。国际上任何―个大城市都有跳蚤市场。小商小贩的分布反而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在国外，很多大城市，到了周六周日，在许多大街上，对小商贩都完全处于不管制的状态。小商小贩也是城市多样性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城市对他们的态度应该更加宽容。

城管与小商贩的激烈矛盾

当事人：李年红(河南省农民)

事件：本来打算先到农贸市场里去卖，可是那些地方要么管理员往外撵，要么遭到小商贩的围攻，结果转了三四个市场也没能进去。后来，他就开始打游击，成了马路小贩。可他刚把车停下，就有人过来抢秤，还要罚款。于是，李年红只能在躲避与被驱中奔波，饿得实在不行了就买个饼充饥，即使是夜里，也不敢睡得太死。在忍受了一天多的饥饿、躲避与被驱后，带着卖枣所得的4．5元总收入，李年红一怒之下含泪将满满一架子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撒向河中。“我愤怒，城里头不是俺待的地儿，饿死也不进城了!”

当事人：李志强(海淀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会同公安、交通等部门在中关村地区联合执法时，在科贸电子商城北侧发现路边有无照经营现象，便立即上前制止违法行为。正在烤香肠的无照商贩崔英杰(音)并不接受教育劝阻，执法人员依法扣押他的无照经营工具。然而，正当联合执法人员准备撤离现场时，尾随而来的崔英杰手执利刃，突然冲出，趁执法人员不备，举刀猛刺李志强的颈部，随后迅速逃离现场。事发后，李志强被立即送往海淀医院进行抢救，但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当事人：李月明(广州外来摆者)

事件：李月明和妻子葛润兰在员村新街12号居民楼商铺门前，摆了一个地摊。下午17时许，四名身穿制服的男子突然驾车出现，葛润兰转身跑向附近一栋居民楼，4名男子紧追不舍。李月明也一路追过去。多名目击者反映，双方在楼道发生口角，之后便大打出手。17时40分左右，在居民楼商铺旁，李月明伏地身亡。关于他的死因，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尚未公布结论，而事发现场的目击者均

称：“李月明是被城管人员活活打死的。”

当事人：广东东山城管大队

事件：一家人开了两个百货店，平时不但仗着人多势大欺行霸市，还长期占道经营，多次暴力抗法，被附近群众称为“广西狼”。近日，城管队员在劝说其将占道物品收入店中时，遭到档主等10多人的群殴，一名辅助队员右手肌骨断裂，一名右手拇指骨折，另一名脑震荡，最严重者脑颅积瘀，现在省人民医院急症室进行24小时监护。

广州市城管支队某负责人说：

当下小商贩都有一种普遍心态，希望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卖，为了把生意做旺，恨不得把摊子移到繁华的大马路上去。几年前该支队在荔湾、越秀和原东山等区都实行了试点，在一些工程烂尾的工地里开辟市场，合理引导小商贩在此经营，但他们从生意的角度出发，不愿意到这个临时市场里来，还是照样走上大街小巷，与执法人员打游击，试点最终没有成功，这种做法也就没有延续下来。此外，如果周末对小商贩放开管理，不仅有可能导致乱摆成灾，影响市容市貌，还有可能带来包括治安在内的其他问题。

本刊评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加大了城市管理力度，有的城市甚至给城管队员配备了几可与防暴警察媲美的装备，而另一方面，城管与小商小贩的矛盾此起彼伏。究其根源，是一些地方政府对城市文明水平提高的迫切焦虑，但任何提高不是简单地打击或禁止。一个富有浓郁生活气息的城市，是不会欢迎这种生冷的虚幻文明的。

其实生活中常见的“城管一到，摊贩四处乱跑”的怪象，既让百姓寒心，也有损政府和城市形象。从关注民生的宗旨出发，相对于城市其他市民而言，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更需要关怀，更应该获得宽容，很多占道摊点、烧烤、违法搭建都是下岗职工和外来民工维系生活的直接经济来源。随着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下岗职工和剩余劳动人口增多趋势必然给城管工作带来巨大压力。

的确，小商贩充斥在在各地各城市的街道上，到处都有不守秩序、无照经营的现象发生，若按正常的要求，他们大多数是应该被取缔的，因为他们给城市管理带来了麻烦，带来了混乱。

但是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可以看到这些看起来不太雅观的小商贩，也有其存在的巨大价值，他们不仅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还是城市商业活动中的一个有益补充，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等有着不可轻估的积极意义。从更深入的层面讲，小商贩的存在反映了市场的需求。城市小摊贩以及扩大到小店铺，是市场中最活跃也是市场保持活力的重要―部分。在欧美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维护与服务于商贩，是维护市场的需求，而这种市场的需求也是市民需求的表现。

通过和国外的成功经验对比不难发现和谐管理之道，健全法律法规是基础，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在法国，小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管理部门的工作，就是依据法律，不断解决被管理者所遇到的有关公共问题，如通路、通水、通电、垃圾处理、环境保护、行业技术培训等，还要不断地调整行业组织的管理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并定期向被管理者提供相关行业的信息。

相比之下我们的管理者与小商小贩相处，一方面是法制欠缺，更重要的是，管理者缺乏对小摊业主的人性化服务。要解决当前我国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的普遍矛盾，放任不管不是出路，我们理应借鉴法国的做法，不仅要完善法律法规，更要变管理为服务，真心意为小商小贩着想，实实在在地为小商小贩办事。而仅靠简单的打击、取缔小商贩，却忽视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城市居民对小商贩客观存在的需求的行为，说的客气点是一种“懒政”，实际上是一种“老爷”式的管理办法。在这里，政府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摆不正管与服务的关系，不知哪个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