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范文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1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策 困境 执行偏差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近十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尽管起到了重要的管理和引导作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偏差，影响了政策的有效发挥。技术创新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阻碍了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鉴于此，研究技术创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困境及其预防机制，对于发挥技术创新政策效用、提高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技术创新政策执行现状及困境分析

我国已明确提出到2020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发展目标，而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技术创新政策起着最为重要的干预、规制和引导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促进科学技术成果产业化的作用。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务院、相关部委相继修订或制订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

目前，从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状况来看，科技研发活动经费支出、国际科技论文的发表和被引用数、专利申请和授权量、科技人力资源的投入等方面已有快速增长；但在R&D经费投入强度、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科技论文质量、专利的技术复杂程度、培养科技领军及创业人才、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等方面，距离建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尤其是技术创新政策一旦达不到预期目的，或者不能有效推行，就会导致创新效率不高，使我国陷入技术创新政策执行的困境。鉴于此，本文有必要就进一步研究技术创新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困境，分析其产生的主因，并据此提出破解当下技术创新政策执行困境中的相关论见。

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也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加上科技全球化大趋势下科技发展自身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人的认识的局限性和主观性、技术路径选择过程中缺乏信息优势等诸多因素，增加了政策制定者确定政策问题的难度，往往制定过程的缺陷造成了技术创新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偏差。以当下我国的基础研究为例，近年来，我国的R&D经费投入增长较快，但是主要侧重于系统集成与应用研究，基础研究R&D投入相对不足。从2000年到2012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R&D总投入比重长期处于5%左右低位运行。其中，2012年我国R&D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三；但基础研究经费占R&D总投入比重仅为4.8%。通常，创新型国家的基础研究比例较大，而我国的基础研究环节薄弱，这源于谁也不愿意将经费投入到不易出成果、且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研究方面，导致了我国的科技发展多采用跟踪模仿策略。由此可见，政策制定时确认问题偏差，是造成我国基础研究出现停滞的根源之一。

由于长期囿于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的技术创新决策一直是专家统治的领域，“政府―科学家”的二元决策主体关系成为技术政策决策模式的核心特征。过度强调政府、专家的决策主导作用，易导致部分行政官员以国家利益为由干预技术决策，降低决策的效率，造成创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缺陷。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家的影响力越大越好，在个人和单位利益的驱使下，科学家有时难以将国家利益和国家需求放在首位，倾向于只提供对己有利的咨询意见（如在申请指南中安排个人或单位的优势方向，选项和评审时互投赞成票），从而损害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①虽然，目前已有国内企业逐步参与到技术创新政策制定中来，但只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很少发声，加上既得利益集团对政策干预过多，导致技术创新政策补贴多偏向国有企业，削弱了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这类技术创新政策很难得到高效执行。

美国学者TqB史密斯是对政策执行研究最早、最有影响的学者，他将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归结为四类：理想化的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和环境因素。由于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主要指的是人或由人组成的群体，而人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最能动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要素。因此执行主体的执行和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主要困境因素之一。

首先，政策执行者的“有限理性”引发的政策失灵。政策执行者的有限理性体现在认知局限，对技术创新政策决策理解不透彻，把握不准其精髓，或者对政策有误解，使政策执行达不到预期效果。政策执行者的有限理性，还表现在执行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方面，如果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能力低下，就无法富有远见地制定可行的执行方案，容易出现思维滞后和执行的短视行为，不能采用相应的执行手段和策略，根据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来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影响到创新政策的有效执行。

其次，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也会导致政策执行处于困境。目前我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的任期制和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政绩考核观念下，难免为追求政绩而青睐于短、平、快的产业，且更愿意模仿成本低的创新策略，这种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仅打击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终也造成了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困境。

另外，信息不对称的困境。由于政策宣传、贯彻的力度不够，部分目标群体在政策颁布一段时间后，不知道与其自身密切相关的政策信息，也制约了目标群体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例如，我国的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金融、税收优惠政策，至今没有体现出良好的效果，并不是政策设计的问题，而是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这项政策内容和目标知之甚少，对技术创新政策执行偏差也造成了影响。

技术创新政策执行不力的成因

体制环境的影响。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市场失灵是造成技术创新政策执行困境的源头。然而，以市场失灵作为技术创新政策的依据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很完善的条件下提出来的。由于支持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制度已经成熟，所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自然将创新政策重点专注于激活创新活动过程上。②与此相反，中国的市场经济存有“人为”建立的“痕迹”，这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人为因素较大，即我国的市场失灵有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市场自然发育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产物。

由于在公共政策系统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在政策过程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过程的实质。③笔者通过比较中西方公共政策系统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差异，看出中西方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不同路径：在西方国家是市场因素（包括产权私有、等价交换等）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逐步壮大，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最终形成；而我国的市场经济包括市场因素的基础还较为薄弱，特别是政府本位的运作方式―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多是计划经济思维的产物，使得企业在政府主导下，不是面向市场和需求主动进行技术创新，而是依靠政府寻求科技资源。这样的思维也是造成我国陷入技术创新政策执行不力、迟迟走不出困境的一个成因。

外部环境的影响。随着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出现，现代技术创新政策的寿命周期亦逐渐缩短。技术创新政策具有时间维度的限制，外界环境一旦发生变化，技术创新政策需要相应地适时进行调整。例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的“以市场换技术”创新战略，作为改革开放后一项重大的技术引进方针，对技术引进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曾一度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21世纪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按照WTO规则和入世的承诺，政府不能再强制要求外资企业必须以技术转让、产品全部出口或大部分出口等为前提条件进入中国市场，“以市场换技术”政策策略已失去法理依据。④因此取而代之的是大力提倡本国自主创新政策，如果继续通过“以市场换技术”达到加速技术进步的目标，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势必会陷入新的困境。

由于我国经济仍处于社会转型期，部分科研机构、国企在利益驱使下，对那些已具有明确价值目标的创新政策断章取义，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规避潜在风险，采取防范性对策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不配合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破坏了技术创新政策的有效实施，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今天也并不鲜见。

破解技术创新政策执行困境的对策

从精英型创新政策制定模式向公众型创新政策制定模式的转变。我国的科技决策长期以来是一个被政府和科技专家“主导”的领域，社会公众往往被拒之门外。这里的“公众”可以包括利益集团、非盈利性组织、企业、个体消费者等。在大科学时代背景下，面对科技的发展和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公众应与科技精英、政治精英共同成为平等的创新政策主体。技术创新政策制定模式也应该从政府―科学家的“由上而下”二元主体模式，转向公众―科学家―政府的“由下而上”的三元主体模式。在创新政策制定阶段，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这样既体现了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也会减少决策的失误，确保技术创新政策的有效运行。

转变地方政府政绩考核观念，激发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往往把GDP作为硬指标，这种以经济目标为主导的政绩考核观，难免会导致地方政府决策中存在短视行为。如注重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重视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尤其一些城市低水平项目的重复引进，虽然带来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但对推动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并无有益。这也与当今世界以科学技术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趋势不符。因此对官员的政绩考核，要建立综合考核体系，不仅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资源环境等指标的考量，还要加大科技发展指标的权重。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推动地方政府制定“创新驱动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激励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

确定政策边界，寻求技术创新的“善治”。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政府的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开始转向“善治”。而“善治”理论的提出使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重要性。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⑤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律应用市场机制解决，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确定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的边界，在政府与市场间寻求平衡是探求技术创新“善治”的关键。政府的作用在于树立为创新主体服务的理念，把建立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环境，作为自身的首要任务，制定出激发创新主体能动性的激励型政策。

为了使技术创新政策达到预期目标，对政策动态过程要加以全面监督并纠正偏差，健全政府内部监督、科学专家团体监督、社会组织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一系列监督体系，及时发现技术创新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适时对技术创新政策进行有利调整，以保证技术创新政策的执行到位。

进一步构建企业自主创新市场机制。目前我国市场机制仍不够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受到政府干预和影响较大，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不甚健全，无法依据供求、竞争和价格波动进行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部分国有企业还凭借行政权力以低成本获取生产要素，导致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运转，制约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因此，应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强化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制驱动创新的作用，并以市场为导向配置创新资源，从而使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通过技术创新、增加创新投入获得竞争优势，把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创新机制扎实有效建立起来。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针对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要制定出台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如：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成果转移、转让、完善专利制度、风险投资、基础研究、技术扩散与转移机制等，可从中参照国际惯例、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使我国的技术创新的立法逐步与国际接轨。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扶持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赢利性国有企业的“泛行政化”问题依然存在，其表现为资源配置行政化和行政性垄断等，这些亟待通过政府制定相应的科技创新政策，激发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提升企业产品“智”造的活力，才能突破发展中的瓶颈。

当下民营科技企业具有创新投入高、善于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新产品等特点，已逐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发展为高科技产业的生力军。但由于普遍存在投入资金不足、规模实力小、经营风险大、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限制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因此，政府应重点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为其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通过提供融资担保、社会中介服务等方式，以一定的优惠倾斜政策，降低其市场交易成本，对其技术创新成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知识技术人才创办民营科技创新型企业，激发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⑥总之，让国有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获得平等享有创新政策的机会和对市场竞争的权益，只有善于破局、逐步建立起符合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才能推进技术创新政策的有效执行。

（作者分别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沈阳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讲师，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汝鹏，苏竣：“科学家在中国科技决策中的影响力研究―以863计划为例”，《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10期，第92页。

②邓练兵：“中国创新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兼论以市场失灵为政策依据理论的不适用性”，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90页。

③包国宪，潘旭：“‘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27页。

④夏梁，赵凌云：“‘以市场换技术’方针的历史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34页。

⑤张义忠：“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塑造”，《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第204页。

⑥蒋铁柱，杨亚琴：“构建完善的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体系―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科技创新模式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第13页。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2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15.2.9

2.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3.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

4.周俊生.2014年经济最大红利是改革[N].北京青年报，2014.1.3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3

一、货币政策概述

1.货币政策分类

按照货币政策的具体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划分为积极货币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是指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井来释放大量的货币，增强市场流动性，从而刺进总产出的增加。文件货币政策则是指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情况的产生。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幅度下滑，通缩情况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需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看，各个国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础货币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灵活的调节货币量的供给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则回避回流银行，利率下降则货币从银行流出。银行存款准备金决定了银行可用资金的多少，如果国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则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反之可用资金则会增加。基础货币也被称为高能货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流通中的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等等，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经济目标。

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驱动要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从而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包括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稳定，具体阐述如下。

1.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稳增长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只有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速，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财富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货币政策的设计要有助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只有充分就业，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充分就业的问题，充分就业一般在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充分就业目标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优化中，货币政策作用很大，货币政策需要向国家大力支持产业进行倾斜，举例而言，信贷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等等，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4.稳定汇率水平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稳定性，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被誉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可见每年进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汇率是否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举例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反之则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注意汇率水平的稳定，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5.稳定物价

物价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积极的货币政策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通胀的产生，从而使得物价上涨，稳健货币政策下，则会带来一定的通缩，物价会出现下降。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问价问题，避免物价波动幅度太大。很多时候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就业减少，因此在考虑各种目标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所适从。

上述各个目标虽然都是货币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时间段需要重点考虑稳定物价，某一阶段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化解，从货币政策的类型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类型，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位置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更是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释放出来更多流动性。目前实体经济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因为融资款或者融资成本太高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因此针对实体经济的苦难，国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出，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2.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的，在市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力度依然不够，资金从银行的净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需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发放信贷。

3.稳定人民币汇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是很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情况，这说明了大量的外资正在从国内加速逃离，人民币正在被抛售。鉴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要动用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吸纳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避免因为人民币发生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我国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报价机制，彻底改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所在，提升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

货币政策的选择需要遵循相机抉择机制，在我国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的货币政策是我国未来的必然选择，我国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目标来进行货币政策的合理选择，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汇率等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措施，全面干预货币量的供需，为经济发展释放出来更多的流动性，进一步的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夯实基础。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4

［关键词］经济矛盾 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 利率

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在，一个矛盾的解决伴随着新的矛盾的产生。整个社会系统如此，经济同样也不能例外。经济矛盾不仅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还有层次之分，不同层次的矛盾各有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同层次的矛盾的解决需要不同的条件，不同层次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还是应当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径。即先解决当前经济矛盾的个性，也就是从现实经济体有的微观层面经济矛盾，再到结构、制度和一般人类经济矛盾的过程。因此，正确划分现阶段的矛盾层次和特殊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自凯恩斯革命后，经济政策深入人心，政府频繁使用政策对经济进行管理，以实现一定的目标。政府希望借助经济政策这一工具达到控制经济按照预期路径运行的目的，同时也通过政策解决经济矛盾。一定的经济政策通常是针对某一经济矛盾而来，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的经济矛盾，制定相应的合理政策是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的基础。

一、经济矛盾的特点和矛盾分析

经济矛盾对于每个具体的经济体来说都是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经济矛盾的系统性是指所有经济矛盾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内的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矛盾作为一个系统和其它矛盾体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是指各矛盾由于自身在矛盾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进行的归纳和分类，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把整个盘根错杂的矛盾条缕清晰地从简单到复杂排列，简化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但是，矛盾的真实情况却是复杂的，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体现，形成矛盾的原因的交叉及影响程度的不同都会导致整个矛盾的复杂程度和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偏差。

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矛盾，首先必须认清矛盾的层次性，即认识一定经济矛盾问题的现象，然后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矛盾的系统性进行分析，也就是把具体矛盾放在整体中，分析具体的环境和其它相关因素对某一经济矛盾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经济矛盾，才能认识现实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和真正的联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够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二、经济政策的产生、作用和特点

经济政策的产生是源于一是经济事实打破了对经济系统能通过自身调节达到平衡的传统观点，经济危机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大考验，而大萧条无疑是导火索，直接导致了该观点的破灭。二是对于某些关系民生和重大经济影响的矛盾的快速效应的期待，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加速各种条件的成熟，使得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三是由于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使得当权的执政者制定一些针对当前大多数人关注的经济矛盾，从而通过解决经济矛盾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

经济政策的功能当然在于解决现有的矛盾或者使现有的矛盾在程度上减弱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对经济政策提出几点要求，首先是对经济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合理正确的经济政策；然后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充分了解在具体环境下，某一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是在做前两方面分析时的客观性，排除主观方面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政策按照预定的方向行走，达到预期的目标，实现预期的目标。

鉴于经济政策的前述原因和功能，经济政策也就有了下述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即每一经济政策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经济矛盾，为解决具体矛盾而制定和实行的，没有解决所有矛盾的一种通用的经济政策。多种经济矛盾必需采取多种经济政策，这就是目标、工具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加速性，经济政策的实施能加速矛盾解决的条件形成，促使矛盾得到解决或被缓解。这一速度往往是在自然条件下，系统通过自身调节走向新平衡来化解矛盾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主体的目的。三是时效性，经济政策都是在分析具体矛盾上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只有在各种条件相同条件下才有效的。一种经济政策，在时过境迁之后实行，可能非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有可能恶化现有的经济矛盾，即当条件和环境变化之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必须重新分析、制定。四是时滞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能马上解决经济矛盾，立竿见影的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矛盾的作用后果都在实施一段时间后才能体现，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与矛盾本身的状况、经济政策和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五是综合后果的不确定性，一种经济政策在解决某一经济矛盾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经济矛盾，这使得经济系统恶化或没有变得更好。经济政策的特点决定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公正、合理和科学，而在执行时则必须灵活和果断，时机稍纵即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还必须在综合平衡中使用经济政策。

三、正确分析矛盾，合理利用政策解决矛盾

通过上述经济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可以知道，经济政策和经济矛盾本身是就是一对矛盾，经济政策之矛能否攻破经济矛盾之盾取决于经济矛盾的正确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因此，在解决现实经济矛盾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是重中之重，客观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得出经济矛盾的分析，这样，实行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政策修正的是经济系统的主要矛盾和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即对经济政策的后果要有理性的期待，不能把政策的作用无限放大，不然只能导致政策的失控。

在正确分析了经济矛盾之后，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对于每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应当从其综合结果来判断，即以某一政策实施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来衡量。总成本不仅包括某一政策实施的成本，还包括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在其它方面造成的成本的总和；而总收益包括了执行该政策的直接收益和所有的间接收益之和，只有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衡量一项政策的真实结果。而当一项政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那么该政策就是正向的或积极的政策，即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解决问题，还能促进整体经济的改善；当总收益和总成本相等时，该政策就是中性的，即政策对解决矛盾是有益的但需要付出其它方面的代价；当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时，该政策就是负面的，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矛盾，但会恶化经济系统的其它矛盾。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者来说，应该选择和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

以事实为例，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物价开始持续的小幅上扬，CPI指数连续攀升，存在着通胀的危险，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今年连续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上涨，防止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货币政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CPI指数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该政策虽然是一般情况下有效治理通胀的政策，但由于国内近来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同，所以该政策并没有对症下药，因此也就没有实现目的。引起当前中国的通胀是由于发币量的增加和长期累积的每年高额的对外贸易顺差，每个经济体从长期来说是平衡的，贸易顺差最终会转化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或顺差产生的人民币最终要以本国生产的实物换回。当前的通胀威胁只不过是贸易顺差风险的提前释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或调整经济的产业结构，或者调整人民币汇率，从而可以真正遏制通胀的发生，或者预防通胀从轻微走向严重。另外，由于当前汇率重估的压力比较大，利率的上调使中国的利率和美国的利率进一步缩小，考虑到币值调整后收益，投资人民币的收益更加可观，将会有更多的热钱进来赌人民币升值，通胀的压力就更大。即使利率政策有效，利率发挥它在调整通胀的作用显现之前肯定有一段滞后的时期，利率政策的效果要在该政策实施后某一点才逐步产生。而最近，央行更是连续调整利率，在一个月内两次调高人民币利率，再加上利息税下调政策，相当于上调利息多次。在上一政策的效果出来之前连续出台同样的政策，容易造成调整过度，最合适的调整当然是在效果出现之后，其结果低于预期目标那时再次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才有比较现实的意义，而且对调整的幅度，经济矛盾需要修正的幅度等都有更好的判断，也真正实现一定政策的作用。

同样，对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宏观调控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于对矛盾分析的偏差，导致政策无效。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是跷跷板，同时遏制两端才能起到效果，打击一端使另外一端高高翘起，再去压另一端时又失去对原来那端的控制，结果造成恶性循环。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只有在正确分析矛盾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政策同时控制，才能起到作用。

四、结论

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旧的矛盾不断被解决，这是经济运行的事实。而针对经济矛盾的有效利器是经济政策，政府必须有效和合理的利用经济政策，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使得经济能够按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正确、客观的分析经济矛盾，寻找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有效地解决经济矛盾。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能成为无往不利的矛，破解任何经济问题的盾，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有序，完成各种经济目标。

参考文献：

［1］杰弗里・萨克斯等.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黑格尔.逻辑学.商务印书馆，2004.

［4］宋国青.货币过快增长引起通胀趋势.经济学消息报，2007-10-19.

［5］林毅夫.内外失衡条件下的政策选择.经济学消息报，2007-9-28.

［6］张涛.两个底线考量人民币汇率.经济学消息报，2007-11-16.

［7］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8］杨坚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9］张新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新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10］尼古拉・阿克塞拉.经济学政策与原理：价值与技术.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1］欧根.经济政策的原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5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银行；安倍经济学；黑田东彦；异维度量化宽松

中图分类号：F823/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2-0001-08

DOI：10.1415/ki.rbwtyj.2005.02.001

2008年秋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向世界范围扩展，演变为一场深刻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危机使得大部分国家的金融、经济都受到了重大的冲击。一些西方国家纷纷采用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量宽政策）。国际金融危机给日本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使得日本银行在时隔4年后再次启动非传统型的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4月，在安倍经济学主导下，日本银行推出了新的“异维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在长达15年之久几近连续实施的日本量化宽松政策中，存在着许多需要研究的课题，文章将分析重点聚焦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的这一时期，分析日本货币政策发生的重要转变及其影响因素。

一、日本量宽政策的再启动与“异维度量宽政策”的出台

（一） 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量化宽松政策的再启动

1998年，日本发生了二战以后的首次金融危机，山一证券公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具有悠久历史并在日本金融界有重大影响的金融机构也相继陷入经营危机，使得日本金融体系出现了极大动摇。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通货紧缩和萧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银行先是出台了“零利率政策”，接下来在2001年3月实施了量宽政策，直到2006年3月结束，持续时间长达5年。

2008年9月发生了日本人称之为“雷曼冲击”的国际金融危机，日本经济再度陷入严重的衰退状态。日本经济衰退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与其前期比较而得出的特殊性上面，而且还表现为同其他国家相比较具有的独特性上面。第一，日本经济衰退的程度甚至比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和受到严重侵害的欧洲还要严重。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从2008年10月份到2009年的第1季度末，无论是GDP下降率，还是工矿业生产指数的下降，日本都超过了前两个国家与地区。第二，日本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比金融部门更为严重。第三，对于实体经济的急速下降，内需和外需都表现出了较大程度的负贡献，但是相对而言外需即出口的负面作用更大。在此情况下，日本银行出台了保证企业金融畅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稳定金融市场和防止实体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是，局部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于是在2010年10月，日本银行实施了“总括性的货币宽松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3个方面：（1）调整政策引导利率目标，将此前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从0.1%下调为0～0.1%；（2）强化以稳定中长期物价为目标的时间轴效果，约定实际零利率政策将长期持续，直到除生鲜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即核心CPI）的上涨率达到1%，且预计它将稳定上升为止；（3）设立用于购买资产等用途的基金，新设立的基金金额为5万亿日元，用于购买国债、商业票据（CP）、公司债券，以及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房地产信托基金等[1]。

与2001年―2006年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宽货币政策相比，“总括性宽松货币政策”的重点和突破在后两个方面。第2项政策的意图在于通过长期实施零利率政策，以降低长期利率，即谋求更大的时间轴效果。在2001年―2006年实施量宽政策时，约定的政策解除条件是核心CPI上涨率稳定为正，新的政策约定将其提高到1%以上。由于这一目标短期内难以达到，所以，该约定对日本银行提高利率赋予了长期且有力的约束。第3项新设资产购买基金，增加资产购买数量和种类，被认为是新政策对原来政策的重要突破。日本银行法规定的日本银行通常可以展开的业务，不包括购买股票、基金等风险资产，只有在实现法律规定的日本银行政策目标必须的情况下，经财务大臣及内阁总理大臣认可时才可开展规定之外的业务。购买EFT及J-REIT就是如此。此外，利用基金购买并持有的长期国债，与以往不同的是，在金额上也不再以日本银行发行的银行挥喽钗限a。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很多西方国家都迅速地实施了非传统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受到不同类型的冲击以及制度存在的差异，不同国家的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宽政策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量宽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维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构成不变而扩大其规模，称之为“狭义的量化宽松”，这一政策侧重于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量宽政策；另一是保持资产负债表规模，用非传统的资产替代传统资产，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构成，称之为“狭义的信贷宽松”。而现实中的政策，大多是采用了两方面的措施，以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因此可以称之为“广义的量化宽松”。2001年―2006年日本银行实施的量宽政策，尽管侧重于狭义的量化宽松，但是同时也购买资产担保证券（ABS）、资产担保商业票据（ABCP）以及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等非传统资产，即包含信贷宽松的措施。因此，日本银行早期的政策也包含了广义量宽政策的成分。从上述总括性政策的内容看，其总体性质上看是广义的量宽政策，但是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已经实现了对前期政策的突破，但是这种突破更多的限于质的方面，在宽松程度即政策力度上是比较保守的。

（二）困境中的日本经济与“异维度的量宽政策”

日本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第2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2010年实现了高达3.4%的经济增长率，创造了20年来的最高纪录，宏观经济似乎进入了全面复苏的新阶段。但是，进入2011年日本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冲击，经济再次陷入严峻的局面。2011年3月发生来的东日本大地震，给脆弱的日本经济以重大的冲击。大地震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为由于汽车、电子等制造业部门供应链的暂时中断，使得日本进口增加、出口竞争力下滑。2011年经济增长率为-0.3%，物价持续低迷；2011财年日本贸易收支逆差4.410 1万亿日元，创下1979财年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到2012年贸易逆差再创6.927 3万亿日元的新高。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日本银行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一方面扩大资产购买规模，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另一方面向金融机构提供长期的低利率（0.1%的隔夜无抵押贷款利率）资金[2]，但效果有限。

2012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获胜，重新夺取政权。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在大选中提出的综合经济政策纲领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得以实施，其第1项就是实施大胆的宽松货币政策。2013年3月末，黑田佳彦当选日本银行新一届行长，推出了“异维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下简称“异维度量宽政策”）。新的量宽政策之所以称为“异维度”的，意味着它与以往的政策处于不同的高维空间，实现了量级上的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量化、质化宽松政策[3]。

从异维度量宽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其“高维度”所在。首先，极大幅度地供给基础货币。日本银行货币政策中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主要手段是增加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额度。2006年这一额度曾增加为35万亿日元，量宽政策撤销后这一额度又下降至6万亿日元（恢复到量宽政策前2001年的水平）。异维度量宽政策决定在2013、2014年基础货币每年以60亿日元～70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到2014年底基础货币量比2012年增加近1倍。其次，大幅度地增加购买长期国债和其他风险资产。总括宽松政策计划到2013年度资产购入额仅为101万亿日元，在2014年以后购入13万亿日元的金融资产，其中长期国债只有2万亿日元。这一政策被异维度量宽政策取代，大幅度地增加了长期国债及其他风险资产的购入数量和种类。

二、决策体制与政策理念对货币政策调整的影响

上述日本货币政策的转变，从基础上看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即从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出发对政策进行的重大调整。但是，这种政策方向和力度发生的重大转变，经济调控需求仅仅是其实现的必要条件，其背后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政策理念，为政策调整提供了充分条件。日本货币政策决策体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定位，这涉及到其政策制定的自主性；二是日本银行领导集体、政策决策机制的变化。这两个方面都同央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即货币政策与政府经济政策的协调性相关。

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都表现为后发赶超型特质，因此从历史上看日本银行作为中央银行，都是与政府高度关联甚至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属于政府的。直到1997年，鉴于世界各国央行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作用的空前提高，日本国会才全面修改了“日本银行法”，其核心是赋予了日本银行较强的独立性地位，提出保证政策透明性的要求，明确了领导成员和决策集体的构成和产生办法。

新的日本银行法，赋予了日本银行相对的独立地位和政策运营的自主性。可以说开启了日本银行的新时代。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经济发生了金融危机和严重的衰退及通货紧缩，货币政策面临严峻的挑战。在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深刻化的情况下，一方面政府及社会各界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承担重要责任，要求实施特殊的货币政策抑制衰退和摆脱通货紧缩，另一方面日本银行领导则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坚守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则，在实施特殊货币政策方面是比较消极的。在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下，日本银行不得已在1999年实施了“零利率政策”，在2000年不顾政府劝阻过早地退出该政策，受到日本政府及各界的批评。在经济受到IT泡沫崩溃再次转入衰退和通货紧缩持续的情况下，才再次恢复零利率政策并出台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在政策转变期间（2009年―2014年），日本银行经历了两届领导集体。前届行长白川方明原为日本银行官员，2008年4月至2013年3月出任日本银行行长。对于白川的工作，其日本银行的同事翁邦雄给出了有意思的评价：其兴趣不是在货币政策上，而是在日本银行自身。他在超越狭义的货币政策方面，即强化日本银行机能方面展现了极大的热情。在出任日本银行行长之前白川就对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持反对甚至否定的态度。在1999年至2006年实施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时，白川在日本银行担任调查研究方面的工作，其思想与日本银行总体的消极态度是一致的，即认为零利率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对这些政策持批判的态度。在日本银行离职后白川担任京都大学教授期间，在其执笔完成的专著《现代金融政策》中，对量化宽松政策给出了总体的评价，认为量宽政策“对景气、物价影响方面主要集中在时间轴效果方面，数量扩大方面几乎没有发挥效果”。

出任日本银行行长后，白川对特殊货币政策的消极态度，决定了其整个任期内政策实施的消极性。如上所述，在2009年出台了总括性的宽松政策，但是一直对量化宽松政策持消极的态度。在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后，多次否认将出台更积极的货币政策。如，在2011年9月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日本银行增加的基础货币供给在先进国家中是最多的，如此的货币宽松仍不能促进日本经济增长，说明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条件下，如何提高增长力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总之，在新日本银行法实施后，包括白川在内的3届日本银行领导都以该法律赋予的央行独立性为基础，坚持传统保守的政策观念，在积极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消极的对策。由此产生了日本银行与政府及政界之间的龃龉。

2012年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晋三内阁开始实施以大胆的货币政策为第一只箭的经济政策（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翌年4月恰逢日本银行行长换届，于是，选择合适的行长人选改变日本银行的决策体制及其与政府的关系，成为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关键。在政策理念上对非传统货币政策持积极态度的黑田东彦和岩田规久男被选为行长和副行长。由此带来的体制及观念上的改变，才有了前述的“异维度的量化宽松政策”。

黑田东彦系财务省（原大藏省）官僚出身，在财务省主税局及国际金融部门有长期工作经验，在财务省退职前曾任财务官。后历任一桥大学教授、亚洲开发银行行长等职务，是世界著名的日本官厅经济学者a。黑田之所以被选为新的日本银行行长候选人并最后被任命为行长，一方面是由于其在政府长期工作形成的理论积淀和实践经验，有很强的决策力以及国内外广泛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他在货币政策方面批评以前日本银行的消极行为，主张实施更积极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消除通货紧缩。这一点可以保证日本银行的新体制在货币政策方面能够与政府实现更好的协调。

被任命为副行长的岩田规久男是一位活跃的经济学者，在从事大学教育的同时，也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决策咨询工作。他的当选，主要由于他是一位坚定的“通货再膨胀”主义的主张者，被称为“通货再膨胀派”的第一人和积极宽松货币政策派的急先锋。20多年来岩田一直批评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认为消除通货紧缩是日本银行的职责所在，也是货币政策能够胜任的任务。岩田在其著作《通货紧缩经济学》中，以简明易懂的语言，向普通大众解释了以往经济学不太给予关注的通货紧缩现象，主张为从这一危局中挽救日本，日本银行必须购买长期国债，设定能够改变人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目标a。岩田规久男加入日本银行新体制，在理论方面为日本货币政策的转向即实施异维度的量宽政策提供了坚定的支持。

在安倍内阁建立不久，就极力促进日本银行进行货币政策的转变。2013年1月白川主政末期，日本银行就同日本政府了“为摆脱通货紧缩和实现持续经济增长，政府与日本银行进行政策协作”的共同声明。声明中就日本银行的责任和政策做出了承诺：日本银行在稳定物价、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下实施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承担保证金融体制稳定的责任。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日本银行认识到，在实施增强日本经济竞争力和增长力广泛的主体性的政策同时，有必要提高与维持可持续的物价稳定相应的物价增长率目标。为此，日本银行设定2%的物价增长率目标，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早期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政策合作意向及日本银行进行的政策调整，是后来的黑田体制推进重大政策转变的先声。

从日本银行的政策决策体制看，尽管正副行长（一正两副）在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重大政策决定是由9名政策委员讨论投票决定的。其他6名政策委员来自民间各界的有识之士，他们的政策理念和主张各不相同，因此在日本银行内部的决策体制上看，还是有较高的民主性和独立性的。不但政府不能决定日本银行的政策，行长也同样不能自主决定。在2014年10月末的追加的量宽政策，就是以5票赞成4票反对的细小差距得以通过的，显示了日本银行决策体制的上述特性。

三、异维度量宽政策的效果与前景

安倍第2次内阁上台后推出了包括三大支柱的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但是构成其核心并到目前为止得以实施的还是异维度量宽政策，所以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效应主要体现为异维度的量宽政策上面。这一货币政策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摆脱通货紧缩和实现经济复苏方面产生了一定效果。首先，一方面是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实现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明显增长，向实现稳定物价即摆脱通货紧缩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由于物价上涨，使得2013年的经济增长与执政时期有了很大的差别，即前一时期名义经济增长率提高，但是实际经济增长率是与前一年持平，这同此前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出现倒挂的现象不同。其次，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效应，还表现在日元汇率的大幅度上涨（日元贬值）和股票等资产价格的提高上面。在2012年末由于安倍经济学对未来市场预期的影响，日本股价已经出现了上涨，其后又延续了大幅上涨的势头。2012年12月26日日经平均股价为10 230日元，到1年后的2014年12月1日，已经上涨为17 475日元。而日元汇率则由1美元兑换85日元升到了118日元。另一个表明景气复苏的指标是完全失业率在此期间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尽管异维度量宽政策2014年第1季度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但是在第2季度，由于受到日本政府提高消费税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戛然而止。2014年第2、3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连续的负增长，消费税提高对消费的冲击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提高消费税并非是安倍经济学原本的内容，它是在执政时期出于重建财政的目的，自民党与达成共识通过的“税收与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法”约定的政策。在判断宏观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安倍政府实施了提高消费税的政策，却引发了超出预料的负面影响，使得很多人甚至认为异维度量宽政策及安倍经济学已经失败。尽管现在还不能断定量宽政策已经失败，但是这一外在政策冲击产生的影响，确实为单纯的货币扩张政策敲了警钟，暴露了其内在的缺陷和局限性。经受长期通货紧缩困扰的日本，将摆脱通货紧缩作为首要的目标，通过扩大货币供给促使物价、资产价格上涨和汇率贬值，但是这仅仅是政策目标的初始环节。要实现复苏经济的目的还需要通过初始或中间环节，带动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即扩大总需求最终提高经济增长率。货币政策可能实现初始环节的目标，但是后续环节需要经济界自主行为和其他政策予以配合才能实现。如在消费环节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要能够带动企业效益提高从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能增加消费支出。实际工资增长如果与物价上涨脱钩，那么由于实际收入下降导致消费支出下降。日元贬值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如果仅仅局限于部分大企业，那么同样也不能导致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和企业效益的普遍改善。

2014年9月安倍政府延期了下一阶段提高消费税政策的实施，随后日本银行也出台了追加的量宽政策。安倍毅然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进行大选，自民党以压倒多数获得选举胜利，从而为长期执政奠定了基础。在近两年内日本将继续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并陆续实施经济增长战略。很多机构预计2015年日本经济将获得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是，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作为特定背景下的特殊政策，终究是一项短期政策，不仅面临着上述的短期内政策界限的考验，同时还受到日本经济结构矛盾的挑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日本y行. 「包括的な金融和政策のg施について[R]. [2010-10-05]. /.

[2] 崔金哲. 日本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日本经济， 2013（6）： 41.

[3] 郭可为. 黑田东彦“双化宽松”政策的特点与实际效果考量[J]. 日本研究， 2013（2）：1-7.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2008 has had a major impact on Japanese economy. In the case of a significant recession， the Bank of Japan restarted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n 2010 after four years. To date， this policy has been implemented for five years with significant changes happened during this period. In March 2013， fomer Comprehensive Monetary Easing Policy was turned into Extra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Proceed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Japanese economy in different ti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Japanese banking system and the ideas of policy makers on policy decisions and on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happened in Japanede economy. Specific content includes： the "Lehman shock" and the restarting of Japan’s easing monetary policy， Extradimensional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after Kuroda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Bank of Japan and the impact of the Bank of Japan’s policy decision-making system and policy ideas on policy transition.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6

【关键词】公共政策 低碳经济 问题 对策

长期以来，世界气候灾难不断上演，雾霾、沙尘暴、海啸、山体滑坡、泥石流、土地荒漠化等频发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生态遭受了严重破坏。在生态环境发展方面，我国形势不容乐观，雾霾等生态环境问题促使我国政府更加注重通过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其发展已成为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

碳的高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温室效应的威胁，2009年12月7日，世界各国携手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了联合国第十五届气候大会，在经过多方的协商之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切实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相关原则，就全球长远目标、技术资金支持等减少碳排放的相关问题达成了诸多广泛的共识，目的就是在于促进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在生产生活中减少碳排放量。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第一，低碳经济是相对于高碳经济而言的，也就是要求在生产生活中必须减少碳的排放量，避免碳的高排放给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改变那种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对高碳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有力的约束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低碳经济也就是必须降低单位能源消费量的碳强度，减少碳的排放量，通过碳捕捉、封存等方式降低碳强度，减少或者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

第二，低碳经济是相对于新能源而言的，也就是相对于那种基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之间尽量“脱钩”，实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之间的“错位”，在碳排放量得到控制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脱钩，破除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

第三，低碳经济是一种相对于人为进行高碳消费而言的，人为的高碳消费导致了人类生存发展中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是自然生态已经遭受高碳经济发展的破坏之后实施的一种“自救行为”。为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还必须改变人们的高碳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人们进行高碳消费的偏好，减少人们在生产生活中碳的消耗量。

综上，低碳经济是和高碳能源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相对而言的，是一种从高碳能源消耗向低碳能源消耗的过渡，切实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自然环境，发展低碳经济可谓是人类的一种“自救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就是要求减少生产生活中对碳排放的依赖，在减少碳消耗的同时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碳消耗减少或者得到控制的同时，不阻碍经济发展。

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必然路径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我国雾霾问题成为与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自2013年以来，雾霾时常席卷大半个中国，我国的雾霾问题不仅成为国内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而且成为全世界关注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成为重大的生态环境危机。这不仅引起我国各级党委、政府乃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度关注，社会民众对此亦大为焦虑。人们普遍感到，雾霾问题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现实威胁，已经成为亟待化解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雾霾问题警醒我们，必须通过更加有效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必须明确中长期减排治污、消除雾霾等可行思路，在公共政策的促动下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框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新京报》上撰文指出，治理雾霾问题与其他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必须紧抓机制与制度安排的问题不放，以经济杠杆优化市场资源的配置，使那些低效、落后、过剩的产能挤出去，由此引发出来一个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得到极度发展的背景下，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量的资源被开采使用，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已经严重危及了人类的健康。同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普及使人们对石油形成巨大的依赖，目前全球油价的波动幅度较大，并且呈现出逐步上涨的态势，由此导致世界各国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该问题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凸显。基于此，如何实现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尽量地节能减耗、尽量降低废气的排放、更大力度开发可再生资源以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难点问题，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化解生态危机的现实需要，是从根源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现状

2013年1月以来，北京持续多日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广泛的舆论关注，成为民众关心关注的重大生态环境事件，同时也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主要的污染物为PM2.5。面对持续的雾霾，政府呼吁市民不要到户外进行体育锻炼，尽量呆在室内，北京市还首次对施工和工业活动进行了限制，停止行使部分公车，要求学校限制学生的户外教育教学活动，政府面临更大的环境问题压力。近些年来，我国能源消耗的改善情况也不容乐观，我国能源以煤炭资源为主，煤炭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大量使用煤炭必定导致空气污染。加之受到全球气候变换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损失，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现实危害。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于2004年公布了《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对降低能源强度等节能工作进行了规划。此外，于2005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于2007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以应对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清洁发展制度等。然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许多现实障碍。首先，我国以煤炭为主要能源，制约了我国进入低碳领域的步伐，给我国的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保障带来巨大的障碍，大量煤炭的燃烧排放了较高的二氧化碳，给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重重阻扰；其次，我国重工业的发展带来我国经济总量节节攀升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使低碳经济的发展更加雪上加霜；最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决定了现有的技术水平还无法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难以较好地实现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层面上和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效能不高的现象，甚至部分公共政策存在“失灵”现象。例如，在我国所制定的税收政策方面，多数仅仅考虑税种、税率问题，而很少考虑节能减排问题，缺乏将低碳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结合起来的机制体制。其次，发展低碳经济的公共政策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部分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上级政策的执行，某些单位也因小团体利益而没有认真贯彻落实好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使我国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难以落实到位。除此之外，企业严格贯彻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必定使企业增加运营成本，企业对国家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有所抵触，也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效度、力度。最后，我国对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存在监控不到位的问题。按照我国现行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能源监控机制。目前，我国虽然已经成立了国家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委员会，但是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缺乏集中、统一的管理与协调，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的监管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

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存在问题的成因

当前，我国对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节能减排，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完善。目前，我国对节能减排举措高度重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未制定系统的能源政策体系以有效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也较为缺乏，无法满足当前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现实需要。同时，政策不严谨、相关政策缺乏可操作性等因素也影响了政策效度的良好发挥。

第二，公共政策执行的环境较为复杂。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具体发展经济之时，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推进节能减排的进程。然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执行环境较为复杂，尤其是相关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地方政府、某些企业或者个人的具体利益，这些受到利益影响的主体在执行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时不积极、不主动，甚至存在阳奉阴违、阻碍政策执行等现象，不利于形成良好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环境的形成，直接影响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第三，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不仅要依靠中央政府制定有效政策，同时，地方政府还具体负责这些政策措施执行，地方政府也负责部分地方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当前，生态环境资源十分紧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执行能源政策的主体不够明确，某些能源政策由多个部门多头执行，而某些能源政策则缺乏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混乱和监督乏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具体的能源监督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通常以突击检查和行政管制为主，并且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注重开展监督，“事后监督”导致监督缺乏力度，成效甚微。

完善公共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

在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发突出。在此背景下，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基于此，政府应通过健全完善公共政策，制定长期的有效服务体系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其对策为：

第一，健全完善能源法律体系。通过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是世界上发达国家通行的普遍做法。比如，英国就曾经颁行了《能源白皮书》、《能源法》等法律法规，美国也通过《能源政策法》、《低碳经济法案》等以法律的途径保障低碳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能源立法分散于《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当中，不仅尚未制定统一的《能源法》，目前已经制定的涉及能源方面的法律也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尽快颁行《能源法》，并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完善，健全完善能源法律法规体系以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第二，健全完善税收优惠措施。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不断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构建有利于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中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之内，企业投入低碳技术必定大大提升生产经营成本，所以导致许多企业在投入低碳技术方面积极性不足，甚至极少数企业想方设法阻碍低碳技术在企业的推广。鉴于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决不能让那些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不利局势。所以，必须对目前的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对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而对那些造成相应污染的企业征收能源税、化石燃料排污费、碳税等税收，以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第三，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加大国家财政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力度，不断健全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主要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对新能源的研究开发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提供资金扶持。稳步提高国家财政对科技工作者的福利待遇，使基层科技工作者能够安心进行技术研究开发。此外，对于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通过新能源新技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却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的企业，国家财政按照标准给予适当补贴。

第四，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上网电价对新能源的应用、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紧密关联。按照目前我国的上网电价制度，对新能源的开发主要是采取固定电价。在通常情况下，对上网电价制度一旦出台就不会轻易改变，目的是为了保障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然而，国家对上网电价的制度，影响企业是否投入某个新能源项目，甚至在少数情况下成为企业是否开展某个新能源项目的决定性因素。为此，笔者建议，健全完善定价与采购制度，针对不同的项目确定不同的电价补贴方案，并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由政府出资向企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购买。

第五，健全完善国际合作机制。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事情，目前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京都议定书》等诸多国际条约对节能减排、低碳经济发展等作出了相应规定，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加强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交流，包括在低碳技术、低碳政策等方面切实加大合作交流力度，积极吸收国外好的做法与经验为我所用，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当前我国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公共政策措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共同政策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效能已经初步显现。但是，仍然不容忽视地存在着公共政策体系不够健全、监督制约乏力、执行环境复杂等诸多缺陷，需要我们通过法律、税收、国际合作、财政投入等方面综合施策，才能进一步完善相关公共政策，更好地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系）

【注释】

①贾康：“以经济手段为主化解雾霾威胁”，《新京报》，2014年3月11日。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7

一、财务政策的一般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财务政策是指政策主体制定的用来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财务行为一套指南和规则。它具有以下特点：（1）财务政策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以现实为依据制定的，因而它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2）财务政策对财务行为起着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作用；（3）财务政策是通过主体的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予以贯彻实施的。

财务政策有不同的主体，从而有不同的目标取向、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反映了政策主体的不同偏好。在我国，财务政策的主体表现为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

从国家这个主体来说，财务政策是国家以财务法规的形式，对企业财务方面所进行的范在这里，财务政策的目标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配合，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财务政策的内容包括资本来源渠道和使用方向的规定、现金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规定、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分配政策的规定；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法规，具有明显的外在强制性。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务政策，我们称为强制执行性财务政策。

从企业这个主体来看，财务政策是一套自主的财务行动指南和规则。财务政策的目标是配合企业经营政策，调整财务行为，提高财务管理效率；财务政策的内容包括负债经营政策、企业信用政策、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工资分配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以及在企业改制、改组、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中一些特殊的财务政策；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是一套自主灵活的财务策略，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虽然这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通过行政系统，借助于行政的力量，但一般地说，财务政策对财务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强制性，它是通过自主选择的方式间接地影响财务行为，便之符合财务行为目标。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财务政策，我们称为自主选择性财务政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财务行为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财务政策也基本上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财务政策，供企业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具有法人地位的财务主体的确立，自主选择性财务政策成为理财人员自主理财的外在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财务政策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财务政策是实现整个企业经营政策和财务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财务政策决定着企业财务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取向和效率，是规范和优化企业理财行为的重要基础；财务政策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财务政策还是企业重大决策的重要内容。

二、财务政策的选择

财务政策的选择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的财务政策会受到不同因素的约束，但一般来说，每一种财务政策都会受到经济波动周期、企业发展阶段、企业增长方式、企业财务战略以及心理因素和预期的制约。

（一）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波动一般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申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现象。现代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现代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是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我国经济周期具有的直观表现特征是：（1）周期长度不规则，发生频率高。有学者测算，在我国过去的时间里，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6年，离差为1.9年；（2）波动幅度大。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系数的平均值为11.33，高出发达国家几倍；（3）经济周期波动是收敛趋势，周期长度在拉长，波动幅度在减小；（4）经济周期内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高涨阶段总需求迅速膨胀，在繁荣阶段过度繁荣，在衰退阶段进行紧缩性经济调整，严格控制总需求。

从财务的观点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财务政策，来抵御大起大落的企业震荡，以减少它对财务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减少经济周期中上升下降抑制财务活动的负效应。财务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要坚持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中心的财务政策思想，与经济运行周期相配合。在经济复苏阶段，增加厂房设备，采用融资租赁，建立存货，开发新产品，增加劳动力。在经济繁荣阶段，实行举债经营，扩充厂房设备，继续建立存货，提高产品价格，开展营销策划，增加劳动力。在经济衰退阶段，停止扩张，出售多余的厂房设备，停产不利产品，停止长期采购，削减存货，减少雇员。在经济萧条阶段最好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建立投资标准，保持市场份额，压缩管理费用，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削减存货，减少雇员。所以，企业理财人员要跟踪时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作出恰当的反应。要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深刻领会国家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企业发展阶段。每个企业都要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最典型的企业一般要经过初创期、扩张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财务政策与之相适应。首先，企业财务政策思想必须着眼于企业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防范未来风险的意识。企业财务政策目标必须考虑到企业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作出调整，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次，企业应当分析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财务政策。在初创期，现金需求量大，需要大规模举债经营，因而存在着很大的财务风险，股利政策一般是非现金股利政策。在扩张期，虽然现金需求量也大，但以较低幅度增长，有规则的风险仍然很高，股利政策一般可以考虑适当的现金股利政策。在稳定期，现金需求量有所减少，一些企业可能有较多的现金结余，有规则的财务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是现金股利政策。在衰退期，现金需求量持续减少，最后发生亏损；有规则的财务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采用高现金股利政策，直到发生亏损。最后，企业财务活动要适当减少对外的依赖性。现代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但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有权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和经营，具有后己独立的一面。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时，要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以免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牺牲品。

（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单纯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容易见效，表现出短期高速增长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的配合，企业生产能力和真正的长期增长，实际上受到了制约。因此，企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客观上要求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科学选择财务政策。一方面，调整企业财务投资政策，加大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企业经济真正的长期增长要求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而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基础项目的发展。虽然基础项目在短期内以带来较大的财务利益，但它为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所以，企业在财务投资的规模和方向上，要实现基础项目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超前发展。另一方面，加大财务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既可以对追求短期数量增长的冲动形成约束，又可以强化集约经营与技术创新的行为取向；通过明晰产权，从企业内部抑制掠夺性经营的冲动；通过以收益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目标的财务资源配置，限制高投人、低产出对资源的耗用，使企业经营集约化、高效率得以实现。

（四）企业财务战略。企业财务战略是选择财务政策的重要依据，企业财务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战略，对财务活动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道路，从总体上作出的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概括和描述。企业财务战略具有以下特点：（1）从属性。企业财务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虽然它具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企业财务战略仍然要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战略。（2）长期性。企业财务战略总是立足于全局和长远的需要，对财务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局限于局部和近期的主观要求和具体措施。因此，企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3）综合性，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综合考虑影响企业财务活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在企业财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防范财务风险，减少财务活动中的风险损失，实现最大的财务效益。

企业财务战略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三个基本要素。战略思想是企业制定和实施企业财务战略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理念，它决定着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的制定。战略目标是企业在较长时期内财务活动的具体目标，它既是制定企业财务战略的出发点，又是战略实施的最终成果。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应当符合企业经济增长目标、竞争实力目标和生活品质目标，并具有激励性、定量性和前瞻性。在企业财务战略体系中，它是企业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战略计划是将战略目标系统化和具体化，作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财务活动的行动纲领。在战略计划中，首先要明确战略重点，即明确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环节、关键部位和企业财务活动中的潜在优势和薄弱环节；其次要做好战略布局，即对战略计划特别是战略重点的实施所要经过的步骤，进行合理的安排，以便将企业有限的财务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财务调节合理地进行配置；最后要制定战略对策。每一个战略步骤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便将战略计划落到实处。在一定意义上说，财务政策是战略对策的组成部分。

（五）心理与预期。财务政策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心理与预期这一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因素。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和分析，都是以人类所具有的某种心理作为依据的。在财务活动中，财务行为也有其心理的一面，甚至这种心理的因素表现得还很明显，而现行财务理论研究基本上把这种心理因素排斥在外。

财务行为涉及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或预期。预测或预期是决策者对未来的一种判断。其中隐藏着心理因素。例如，决策者依据现实价格进行决策，预期这一心理因素表现为现实价格在未来将保持不变，但事实上价格是完全可能变化的。预期的存在，判断失误就不可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随之产生，预期涉及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大。而对未来判断的失误，会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反应。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判断失误进一步强化，财务行为的非理性化进一步加强。在企业财务景气时，人们受乐观情绪的支配，过高地估计财务收益，过低地估计财务成本，持续增加资本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虚假的资本需求，随着财务资源投人的不断增加，财务景气的背后正孕育着财务危机；相反，在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人们受悲观情绪的支配，持续减少财务资源的投人，过分抑制资本需求，财务资源投入不断削减，从而使财务危机从一种潜在的演变成现实的。所以，从行为理论的角度看，乐观或悲观情绪不仅是财务行为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也是财务波动中的诱导因素，这种因素进一步扩大或者遏制了财务波动。心理理论能够解释财务扩张和紧缩的积累性。

三、财务政策的更新与替代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篇8

[摘要]作为WTO成员，中国政府承诺遵循其制度规范，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将在WTO的规范内进行。但是，在接受WTO制度约束的同时，中国也享有WTO制度带来的便利。中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首先应确立其所追求的目标，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服务于国家利益。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成为WTO制度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

[关键词]WTO制度；中国贸易政策；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62-05

WTO制度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政府权力等手段，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制度“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1]中国是WTO的正式成员，因此，WTO制度也会约束中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从WTO制度的功能来看，它除了对贸易政策选择具有约束作用外，还可以发挥一般制度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中国在接受WTO制度约束与规范的同时，也应当享受WTO制度的便利，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服务。

一　WTO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局部的、有选择的开放向全面的、可预见的开放转变，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要在WTO制度下进行重新确认，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确定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应该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策略上的分析。战略上的考虑，就是要确定中国贸易政策的远期目标。维护与争取国家的贸易利益是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远期要达到的目标。当今的世界贸易领域，尽管有WTO制度约束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不再是混杂无序的“丛林”社会，但它并不存在国家独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力。世界贸易领域中仍然会有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发生，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为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应确定出以改善贸易环境为近期目标，以维护正常的贸易行为，使国家的贸易利益逐步提高，最终达到维护与争取国家贸易利益的根本目的。

(一)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改善贸易环境

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尤其是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万亿美元，并成为紧随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中国的国内、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之间常常发生恶性竞争，既减少了应得的利益，又给国外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提供了借口；从国际贸易环境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给部分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国际上不断出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出口产品。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中国只有在和谐的贸易环境中发展自己，才能真正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所以，改善贸易环境应该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

1．改善国内贸易环境。随着外贸经营权审批制的取消，进出口经营主体大量增加，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降价、出口秩序混乱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国内企业，在参加海外项目的招投标时，对准的目标不是国外参加竞争的企业，而是国内的同行，宁可自己不中标，也不能让国内同行中标。有的企业新开拓了国际市场，其他同行业的企业拼命也要挤进同一市场，与国内同行企业进行价格大战，进行恶性竞争，价格降到双方都无利可图的程度。结果双方不是退出这个市场，就是被国外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的彩色电视机和自行车等出口产品，都是由于国内企业在一些海外市场自相残杀，因恶性竞争而遭致国外反倾销制裁，最终丢掉了国外市场。这种恶性竞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所以，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制止恶性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提高出口效益的迫切需要。

实施出口商品名牌战略，加大对出口名牌产品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产品的构成，建立劳动者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合理增加出口产品的成本等都将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改善国内贸易环境还有一条重要的方式就是按照WTO制度的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使企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加强行为自律，杜绝恶性竞争行为，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维护和争取贸易利益提供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一些行业协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要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业协会具有权威性，发挥其协调组织的功能。

2．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贸易保护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特殊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环境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手段与以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限制性。在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声称：“白宫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导致美国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2]埃文斯的演讲不仅有嫁祸之嫌，而且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当今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安全。第一，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主要的世界贸易大国更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贸易大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第二，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给部分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遏制中国成为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从而使中外贸易战不可避免。”[3-1]，由于中国已经迈入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因而也成为其他部分国家“嫉妒”的目标，一旦时机成熟，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第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中国在遭遇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时易于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5％，而现在已高达40％以上。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保护主义升级或中外出现某种政治摩擦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中外贸易战的爆发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3-2]

因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环境已经制约了中国正常的贸易发展，给中国的贸易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一味地任其发展，中国将无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因此，为了完成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梦想，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应确定以改善贸易环

境为近期目标。

(二)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远期目标：争取贸易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基本的政策面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的，问题只是如何激发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如何配置既定利益的总量而已。”[4]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国家鼓励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贸易利益，具体表现为：1．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包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福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2.加强和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获取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等。

我国参与任何国际经济交往的核心目的，都是借助国外的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赶上或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尽管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应该敢于和善于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借助适宜的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　WT0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的三种选择

贸易政策选择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自由贸易政策，二是保护贸易政策[5-1]。WTO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因此，WTO制度框架限定了WTO成员不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然而，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国家，也会在某些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无论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国家贸易发展如何有利，各国的贸易政策中都会含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既应该履行对世界的承诺，遵循WTO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应该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主要立足于国内，正如12亿人口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一样，中国的产品也不可能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为开发西部的市场，为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第三，中国人多地广的国情，使中国不可能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6]中国在遵循WTO制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可能恢复“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保护贸易政策不应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方向，但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应该在WTO制度原则下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政策。

(一)贸易自由化政策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化指的是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而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实际发生的商品劳务活动在世界市场无限制条件地自由流动。事实上，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

尽管WTO制度没有明确要求各国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WTO制度始终贯穿着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WTO制度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精神，鼓励各国的贸易政策减少保护而非取消保护。“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F)数十年的历程就反映着这样一种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7]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史来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国家比实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学者们在考察了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发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比内向型的要好，因此走贸易自由化之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5-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必要借助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的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国外的市场资源、技术资源等发展本国经济，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补中实现共赢，使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作为正在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与世界规则相统一，积极建设和维护一个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的贸易发展环境。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贸易领域中的统一原则有助于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贸易发展环境的建设，也有助于各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获得贸易利益。“贸易自由化具有两种最根本的效用。首先，它使资源的再配置趋向于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其次，因为更高效的生产增加了收入，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各国的消费也就增加了。”[8]中国贸易发展的事实表明，符合WTO制度原则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WTO制度下的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应该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这种“最根本的效用”，继续加大贸易开放程度，为中国的贸易利益服务。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通过干预，改变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代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如果政府对大企业采取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保护扶持政策，就可以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战胜国外竞争对手，从而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垄断利润，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的。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方式是将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 Effects)。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增进本国福利”也是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长期目标，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之一。

中国加入WTO后，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

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推进工业化需要对一些“战略性产业”实施保护与扶持。另一方面，为顺应多边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潮流，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意味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将会使国内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难以发展的危险。如果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得不到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中国就难以达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目标。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看，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促进贸易发展。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贸易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理论暗含着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但是，世界贸易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合于当今世界。”[9]

从世界贸易发展过程来看，世界贸易市场几乎都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10]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世界贸易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政策的环境与基础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过程，中国的贸易主体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将是在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实施贸易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减少了许多与WTO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政府干预。但是，WTO制度原则并非排除政府干预，而是要求政府的贸易政策与WTO制度原则相一致，以更加高超和符合规则的手段和措施维护贸易秩序并干预贸易行为，促进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各类企业通过登记可以自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在出口企业数目增多的情况下，每一家企业都可能会高估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需求量或需求规模，从而高估预期利润，结果是各家企业竞相出口，以致形成较低的出口价格和过度的出口规模。这种局面不仅容易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还可能引发进口国的反倾销或反倾销威胁。因此，为了维护进出口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对贸易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是有必要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也应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政府对进口的某种干预上，还体现在对出口的干预上。这种干预与否的基本尺度是，单纯靠市场因素能否使本国在重要产品的出口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出口值或出口规模。当本国某种产品的出口增长过快时，政府所能做的是，提出预警建议，征收出口关税，或采取与征收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其目的是使本国获得出口贸易的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当出口数量被限定在某种数量之内时，其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客观上避免了进口国同类企业的申诉。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中国政府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利于对进出口市场进行合理有效的维护与干预，保证正常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都具有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对象的理由。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贸易环境下，二者并不是最适宜选择的贸易政策。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前提是世界贸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而世界市场的实际贸易环境不是完全竞争的，只是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的一种不完全竞争状态，所以，当前的世界贸易环境并不存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现实基础。

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而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以，在中国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综合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优势，中国应该探索一条新型的贸易道路来加快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因此，本文提出，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贸易政策的第一选择。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吸纳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包括商品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也吸纳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关于政府对贸易行为实行干预的模式。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一种“攻守共存”式的贸易政策，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起到既改善贸易环境又促进贸易发展的双重效果。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在WTO制度下实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贸易制度，它既符合WTO制度规定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又充分发挥了WTO这个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协调功能，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实际执行的贸易政策，因此，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适合于中国目前的贸易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走向未来[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

[2]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3―09―08．

[3]王厚双．贸易战离中国有多远[N]．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9[-1]，10[-2]．

[4]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6．

[5]佟家栋．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与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1]，3[-2]．

[6]张汉林，李计广．复兴之路：WTO与中国经济未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9―20．

[7]黄静波．WTO贸易政策规范及其扩展与中国贸易政策闭．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8][英]伯纳德・霍克曼，[英]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刘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

[9][美]保罗・克鲁格曼．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A]・[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C]．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