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范文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1

[摘要]作为WTO成员，中国政府承诺遵循其制度规范，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将在WTO的规范内进行。但是，在接受WTO制度约束的同时，中国也享有WTO制度带来的便利。中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首先应确立其所追求的目标，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服务于国家利益。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成为WTO制度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

[关键词]WTO制度；中国贸易政策；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62-05

WTO制度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政府权力等手段，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制度“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1]中国是WTO的正式成员，因此，WTO制度也会约束中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从WTO制度的功能来看，它除了对贸易政策选择具有约束作用外，还可以发挥一般制度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中国在接受WTO制度约束与规范的同时，也应当享受WTO制度的便利，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服务。

一　WTO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局部的、有选择的开放向全面的、可预见的开放转变，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要在WTO制度下进行重新确认，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确定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应该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策略上的分析。战略上的考虑，就是要确定中国贸易政策的远期目标。维护与争取国家的贸易利益是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远期要达到的目标。当今的世界贸易领域，尽管有WTO制度约束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不再是混杂无序的“丛林”社会，但它并不存在国家独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力。世界贸易领域中仍然会有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发生，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为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应确定出以改善贸易环境为近期目标，以维护正常的贸易行为，使国家的贸易利益逐步提高，最终达到维护与争取国家贸易利益的根本目的。

(一)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改善贸易环境

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尤其是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万亿美元，并成为紧随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中国的国内、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之间常常发生恶性竞争，既减少了应得的利益，又给国外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提供了借口；从国际贸易环境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给部分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国际上不断出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出口产品。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中国只有在和谐的贸易环境中发展自己，才能真正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所以，改善贸易环境应该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

1．改善国内贸易环境。随着外贸经营权审批制的取消，进出口经营主体大量增加，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降价、出口秩序混乱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国内企业，在参加海外项目的招投标时，对准的目标不是国外参加竞争的企业，而是国内的同行，宁可自己不中标，也不能让国内同行中标。有的企业新开拓了国际市场，其他同行业的企业拼命也要挤进同一市场，与国内同行企业进行价格大战，进行恶性竞争，价格降到双方都无利可图的程度。结果双方不是退出这个市场，就是被国外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的彩色电视机和自行车等出口产品，都是由于国内企业在一些海外市场自相残杀，因恶性竞争而遭致国外反倾销制裁，最终丢掉了国外市场。这种恶性竞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所以，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制止恶性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提高出口效益的迫切需要。

实施出口商品名牌战略，加大对出口名牌产品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产品的构成，建立劳动者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合理增加出口产品的成本等都将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改善国内贸易环境还有一条重要的方式就是按照WTO制度的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使企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加强行为自律，杜绝恶性竞争行为，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维护和争取贸易利益提供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一些行业协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要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业协会具有权威性，发挥其协调组织的功能。

2．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贸易保护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特殊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环境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手段与以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限制性。在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声称：“白宫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导致美国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2]埃文斯的演讲不仅有嫁祸之嫌，而且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当今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安全。第一，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主要的世界贸易大国更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贸易大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第二，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给部分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遏制中国成为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从而使中外贸易战不可避免。”[3-1]，由于中国已经迈入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因而也成为其他部分国家“嫉妒”的目标，一旦时机成熟，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第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中国在遭遇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时易于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5％，而现在已高达40％以上。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保护主义升级或中外出现某种政治摩擦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中外贸易战的爆发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3-2]

因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环境已经制约了中国正常的贸易发展，给中国的贸易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一味地任其发展，中国将无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因此，为了完成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梦想，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应确定以改善贸易环

境为近期目标。

(二)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远期目标：争取贸易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基本的政策面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的，问题只是如何激发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如何配置既定利益的总量而已。”[4]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国家鼓励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贸易利益，具体表现为：1．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包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福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2.加强和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获取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等。

我国参与任何国际经济交往的核心目的，都是借助国外的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赶上或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尽管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应该敢于和善于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借助适宜的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　WT0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的三种选择

贸易政策选择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自由贸易政策，二是保护贸易政策[5-1]。WTO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因此，WTO制度框架限定了WTO成员不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然而，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国家，也会在某些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无论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国家贸易发展如何有利，各国的贸易政策中都会含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既应该履行对世界的承诺，遵循WTO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应该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主要立足于国内，正如12亿人口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一样，中国的产品也不可能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为开发西部的市场，为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第三，中国人多地广的国情，使中国不可能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6]中国在遵循WTO制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可能恢复“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保护贸易政策不应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方向，但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应该在WTO制度原则下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政策。

(一)贸易自由化政策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化指的是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而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实际发生的商品劳务活动在世界市场无限制条件地自由流动。事实上，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

尽管WTO制度没有明确要求各国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WTO制度始终贯穿着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WTO制度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精神，鼓励各国的贸易政策减少保护而非取消保护。“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F)数十年的历程就反映着这样一种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7]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史来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国家比实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学者们在考察了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发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比内向型的要好，因此走贸易自由化之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5-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必要借助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的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国外的市场资源、技术资源等发展本国经济，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补中实现共赢，使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作为正在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与世界规则相统一，积极建设和维护一个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的贸易发展环境。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贸易领域中的统一原则有助于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贸易发展环境的建设，也有助于各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获得贸易利益。“贸易自由化具有两种最根本的效用。首先，它使资源的再配置趋向于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其次，因为更高效的生产增加了收入，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各国的消费也就增加了。”[8]中国贸易发展的事实表明，符合WTO制度原则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WTO制度下的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应该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这种“最根本的效用”，继续加大贸易开放程度，为中国的贸易利益服务。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通过干预，改变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代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如果政府对大企业采取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保护扶持政策，就可以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战胜国外竞争对手，从而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垄断利润，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的。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方式是将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 Effects)。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增进本国福利”也是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长期目标，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之一。

中国加入WTO后，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

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推进工业化需要对一些“战略性产业”实施保护与扶持。另一方面，为顺应多边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潮流，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意味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将会使国内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难以发展的危险。如果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得不到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中国就难以达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目标。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看，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促进贸易发展。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贸易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理论暗含着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但是，世界贸易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合于当今世界。”[9]

从世界贸易发展过程来看，世界贸易市场几乎都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10]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世界贸易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政策的环境与基础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过程，中国的贸易主体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将是在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实施贸易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减少了许多与WTO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政府干预。但是，WTO制度原则并非排除政府干预，而是要求政府的贸易政策与WTO制度原则相一致，以更加高超和符合规则的手段和措施维护贸易秩序并干预贸易行为，促进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各类企业通过登记可以自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在出口企业数目增多的情况下，每一家企业都可能会高估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需求量或需求规模，从而高估预期利润，结果是各家企业竞相出口，以致形成较低的出口价格和过度的出口规模。这种局面不仅容易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还可能引发进口国的反倾销或反倾销威胁。因此，为了维护进出口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对贸易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是有必要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也应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政府对进口的某种干预上，还体现在对出口的干预上。这种干预与否的基本尺度是，单纯靠市场因素能否使本国在重要产品的出口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出口值或出口规模。当本国某种产品的出口增长过快时，政府所能做的是，提出预警建议，征收出口关税，或采取与征收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其目的是使本国获得出口贸易的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当出口数量被限定在某种数量之内时，其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客观上避免了进口国同类企业的申诉。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中国政府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利于对进出口市场进行合理有效的维护与干预，保证正常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都具有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对象的理由。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贸易环境下，二者并不是最适宜选择的贸易政策。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前提是世界贸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而世界市场的实际贸易环境不是完全竞争的，只是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的一种不完全竞争状态，所以，当前的世界贸易环境并不存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现实基础。

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而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以，在中国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综合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优势，中国应该探索一条新型的贸易道路来加快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因此，本文提出，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贸易政策的第一选择。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吸纳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包括商品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也吸纳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关于政府对贸易行为实行干预的模式。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一种“攻守共存”式的贸易政策，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起到既改善贸易环境又促进贸易发展的双重效果。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在WTO制度下实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贸易制度，它既符合WTO制度规定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又充分发挥了WTO这个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协调功能，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实际执行的贸易政策，因此，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适合于中国目前的贸易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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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3―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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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6．

[5]佟家栋．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与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1]，3[-2]．

[6]张汉林，李计广．复兴之路：WTO与中国经济未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9―20．

[7]黄静波．WTO贸易政策规范及其扩展与中国贸易政策闭．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8][英]伯纳德・霍克曼，[英]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刘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

[9][美]保罗・克鲁格曼．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A]・[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C]．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1．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2

[关键词]公共政策；目标；环境

[中图分类号]X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2-0035-02

公共政策是社会生活的政治成果之一，是公共意志和理性选择的产出。公共政策是实现公共意志、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理性和公意选择，是规范、引导社会公众和社群的行动指南或行为准则，是由特定的机构制定并由社会实施的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我国现阶段的公共政策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公众参与问题、执行力问题和公信力问题等诸多问题，除此之外，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职能主要依赖公共政策来实现，因而公共政策触角也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公共政策引起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令人担忧。

一、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政府对公共政策这一行政工具的重视，公共政策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应用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除公共性偏离问题、公众参与问题和监督管理问题外，还有政策对环境影响考虑不周的问题。

(一)政治政策往往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

一个社会的政治政策就是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及其政党为调节、处理人们政治关系所产生的问题而设立的种种原则、准则和法规的总称。我国制定和实施各项政治政策的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世界的和平、维护和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民主和法治。宏观来看，政治政策似乎与环境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政治政策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导向和保障的作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都要受这一时期的政治政策的制约，如果政治政策忽略了环境因素，则必然会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产生不良的导向作用，并最终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例如，我国的南水北调工程，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促进南北方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是工程可能引发枯水期长江水量不足，影响长江河道的航运，长江口的咸潮加深，更有可能引发生态危机。政治政策制定时会考虑政治因素，应对金融危机，关注民生，但是环境与民生有着深层次的关系，环境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这个问题在政策制定时却没有考虑到。

(二)经济政策忽视了政策与环境的关系

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达到充分就业、价格水平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为增进经济福利而制定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我国现阶段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公平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通常主要考虑经济因素，以促进经济发展为最终目的，而忽略了环境因素，最后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对资源造成的破坏却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治理和恢复，得不偿失。政府近年来关注“三农”问题，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民收入，实施了化肥补贴政策，然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却把补贴用在了化肥的生产和销售阶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化肥的销售价格，但是产生的结果却是农民大量地施用化肥。虽然价格比补贴前低，但是施用量却增加了，并没有减少施用化肥的费用，却产生了农业面源污染等环境问题。

(三)社会政策忽视了政策对环境造成的压力

社会政策是国家在一定社会价值观的指导下，通过行政计划、干预和立法，为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生活环境和增进社会福利而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社会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和促进社会和谐。环境政策也是社会政策的一种，但是除了环境政策以外的社会政策却忽视了政策实施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例如，我国的医疗保险就是典型的增进社会福利的社会政策，医疗保险的确实现了增进社会福利的目标，但是因为制度设计的缺陷却产生了“小病当成大病看”的社会现象，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在政策制定时，就能充分考虑环境因素，本着节约资源的目的，就会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设法避免这种结果的产生。

(四)文化政策忽视了其对环境的双重作用

文化政策是政府用来解决社会科教文卫中存在的问题，引导科教文卫事业正常发展的各种原则、规范和指导意见。文化政策顾名思义就是促进文化、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和科技发展的政策，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环境的急速恶化是随着科技革命而到来的，科技的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发展的同时要首先考虑到新技术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我国现阶段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要研发一些保护环境的新技术，却没有将保护环境的指导思想普遍运用于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整个过程中，从而导致了科技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仍在继续并不断恶化。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集体采访会上，对记者提出的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疑问作出回应：“转基因技术是大势所趋，是我国实施科技兴农的重要战略举措。”但是，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见影响是多方面的。

二、导致我国公共政策出现问题的成因

(一)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及其特点认识不足

公共政策的目标具有多重性特点，在具备其自身原有的目标的同时也可以兼顾保护环境的目标。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包括效率和发展等方面。效率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产品或行动的最小消耗、最小浪费和最小活动量，它谋求的是资源效益的最大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提供的成本最小化。不少人把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而把经济发展又简单等同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事实上，发展不是单一角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生态的、经济的、政治的综合性概念，即可持续发展观，它强调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发展，其中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是目的。从公共政策的效率和发展这两个基本目标可以看出，公共政策是应该具有保护环境的作用的，但是，因

为对公共政策目标的认识不足，导致了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对环境因素考虑不足，从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公共政策的作用本应该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对公共政策的目标及其特点认识不足，造成了一些政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环境问题，需要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评估过程中对环境因素加以充分考虑。

(二)缺乏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保障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影响评级制度还仅限于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还没有针对公共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但是由于公共政策的失误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例如，前面提到的南水北调、化肥补贴、医疗保险和转基因技术等等，对公共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势在必行。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对公共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可以预防或者减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具体的对策和解决方法，减少或者避免较大的环境危害的发生。

三、解决公共政策问题的对策

针对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要解决问题就要清晰地认识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及其多重性的特点。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就包含了保护环境的内容，而且目标的多重性特点也使其具备了这种可能，而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可以从政策的制定、实施、执行和评估等一系列环节去调整解决。

(一)制定公共政策要以环境保护为原则

根据公共政策的多功能性特征，各项政策在各自的领域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可以具备保护环境的功能。在各类公共政策制定时，要以环境保护为指导思想。在政策制定的程序中，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政策出台前，首先对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保证其绿色化，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二)公共政策实施要兼顾公共政策的多功能性和目标多重性

要实现经济政策保护环境的目标和功能，就要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尽量避免对环境的污染破坏和对资源的浪费。不能只看到经济政策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时也要看到政策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在恢复的时候所需的费用，在公共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三)注重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果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政策的制定而忽略了政策的实际执行。公共政策的执行有变通原则，就是在坚持政策执行的原则性的基础上，抓住政策的精神实质，遵循政策要求，结合实际。政策的执行不仅使原政策得到修正、补充、完善，而且是新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公共政策的执行阶段也要引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于有可能产生环境问题的政策执行要及时调整。

(四)要把对环境的影响作为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因素

多数学者认为，在公共政策评估中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然而目前仅仅将环境因素作为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政策评估的一个普通标准，对环境标准没有细化，更没有将环境影响评估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必要环节来展开研究。因此，需要把环境因素引入到公共政策的评估程序、评估等级、评估内容、评估主体、公众参与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具体内容中来，必要的时候可以实行环境影响一票否决制。

随着公共政策的发展，许多新的问题不断产生，公共政策对环境的影响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公共政策理论发展和公共政策功能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清晰地认识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把保护环境的指导思想融入到公共政策的各个方面。

注释：

①陈潭，公共政策学原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

②徐元善，居欣，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09，(5)：143-146

③申喜连，论公共政策的执行力：问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09，(11)：41-44

④韦春艳，漆国生，我国公共政策公信力问题探析[J]理论导刊，2010，(2)：19-20

⑤王达梅，公共政策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5(5)：471-473

⑥严强，公共政策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3

关键词：民族经济政策；特点；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

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性干预手段，是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总结这些民族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经济政策逐渐走向具体化，便于政策的执行和评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民族经济政策和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逐渐趋于细化。党和国家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推出“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根据少数民族发展实际，明确政策实施的目标区域及作用主体，更加凸显民族经济政策的因地制宜性。特别是2005年通过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专门针对我国22个人口少于10万人的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制定。为保障这一规划有效实施，党中央确定了“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的方针，编制了一系列针对10个省区人口较少民族的专项设计规划，其中55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还制订了村级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共投入各项资金37.51亿元，实施项目11168个，基本实现了“四通五有三达到”的规划目标。2011年7月，国家又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新规划所称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具体细化到2119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71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乡、16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县、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州。

民族经济政策趋于具体化还表现在针对具体民族区域的经济政策不断出台。1980年3月，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陆续召开了五次工作座谈会和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根据、新疆不断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助疆经济政策。2008年，国家又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台了促进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件。2011年，提出“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2012年提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区域化，对于民族经济政策的执行、实现民族经济政策目标，均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经济政策总体以鼓励性政策为主

民族经济政策可以分为鼓励性经济政策与限制性经济政策。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贸易与民族用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对口支援和扶贫政策等均属于鼓励性经济政策。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关于1980年起提高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比例的通知》规定从 1980 年起，对经批准实行“三项照顾”地区民族贸易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由 20%提高到 50%，并对民族贸易三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将优惠贷款利率由80年代初的3.3‰（一般商业企业为6.6‰）上调为80年代末的4.2‰（一般商业企业为6.6‰）、后又调为9.45‰（一般商业为11.85‰），并将贷款利率差返还民族贸易企业；1980年至今，还设立了专门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90年代至今，国家每年都坚持安排专项贷款用于扶持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十一五”期间，政府出台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就多达有14个，共投入167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民族地区的公路和水路建设。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均具有财政优惠、税收优惠、支持投资、产业倾斜的鼓励性。这是由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团结、地区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原因导致产业基础薄弱，资本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不力等等落后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加快发展愿望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的最重要途径。民族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7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49%，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前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资源、市场的有效开发和全国各个区域的协调性发展。因此鼓励性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顺应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的各种实际性干预的具体体现。

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性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民族地区已初步改变了传统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民族8省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0多万人下降到1450万人。2013年，民族8省区GDP国内生产总值总计64533亿元，增速为10.7%（全国的增速为7.7%）。尽管民族地区发展形势喜人，但民族地区仍然落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特别是发达地区仍然有很大差距，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面对这样的实际状况，鼓励性的政策仍是我国民族经济政策的主体内容。

三、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

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民族经济政策体系。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是指现行民族经济政策在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在一定阶段和政策范围内保持合理的经济政策结构，保持与外部环境大体相适应，完成整体运转正常的调控状态，而不是政策一成不变或者僵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经济政策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政策微调，几代核心领导人均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认为民族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正是这一认知稳定，才有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深化改革开放政策、扶贫开发政策、财政照顾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其次，民族经济政策的方针、原则、立足点始终保持不变，是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后民族经济政策一直坚持的重要方针。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召开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座谈会纪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发达省、市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跨度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198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发达地区应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是一项历史使命。2010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计划从2010年开始的未来10年内，全国19个省市将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至今，在对口支援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种援民族经济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在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一直遵循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都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特性、区域文化、复杂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特殊情况。坚持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必须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提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后继的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民族经济政策既要认真吸收国内、国际好经验和好做法，又要防止简单照搬、盲目套用，民族经济政策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是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党和国家在推动少数民族经发展上一贯遵循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自力更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都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家在财政、投资、人力及相关政策方面的倾斜，增强民族地区内在活力，依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最终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民族地区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根据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具体实际，党和国家完善和创新了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丰富了民族政策内涵，使我国民族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特点，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民委发〔2011〕70号.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

[2]国家民委办公厅、政法司、政策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G].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

[3]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1949-2002）[J].开发研究，2004（3）

[4]金炳镐.新中国民族政策60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5]人民网.国家民委主任杨晶：民族事业得到更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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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惯例

一、 文献综述

到目前为止，有关区域经济政策这一主题在演化经济学文献中很少涉及。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间的限制，自1898年凡勃伦率先提出演化经济学一词以来，该理论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虽经历20世纪80年代初纳尔逊和温特复兴性的工作，演化经济理论仍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Nelson & Winter，2002），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该理论经济政策建议的提出，更不用奢谈延伸至区域经济政策领域。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演化理论本身对政策干预的有效性持怀疑的态度。因为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该理论认为政策制订者很难事先为经济发展设计运行轨迹。下面我们先考察一下学者们对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技术或产业政策的思考，以期从中获得启发，提供借鉴，拓展我们的研究。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 Winter，1982）最早从演化的视角对经济政策进行了研究，在其著作中作者考察了公共政策的演化，阐述了对政策的产生、修改和消亡过程的一般看法，他们认为公共政策，在任何时候都由组织主要作为“组织惯例”的事来实施，倾向于遵循某些轨迹。即今天的一种政策变化可以被理解从一个政策基础演化而来，这个基础本身又是一系列更早变化的结果，而今天的变化又为将来的演化发展建立舞台。作者同时指出公共部门制订政策有多方面参加的性质，主要表现为各利益团体的相互作用，并且涉及诸多复杂机制，如政治机制、管理机制等。纳尔逊和温特有关政策的演化看法主要基于对传统主流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之上提出，其对技术、产业政策本身的演化过程的一般看法为后来的学者继续进行政策的理论和操作层面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Metcalfe（1994）探讨了演化视角下的技术政策，他首先批评了主流理论中政策分析强调均衡、对称的观点，认为这样会妨碍我们弄清楚研究开发的效果和理解知识的溢出。因为在均衡的世界里知识是不能增加的。他认为在政策分析中应采纳企业的行为理论和关注学习过程与适应。他指出政策制订者作为一个行为主义者参与适应性政策的制订，受行政和政治的约束。他们对市场行为或技术性机遇并没有出众的理解，因此技术政策很有可能像私有企业的技术战略那样容易失败。他强调政策的目标应当是激励技术改进和传播。基于上述认识，Metcalfe（1994）给出了制订技术政策的两个原则：培育多样性和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经济中多样性的培育意味着为创新提供条件，从而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由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构成的选择环境的有效运行则驱动经济的演化。Metcalfe关于技术政策的两个原则是具有指导意义，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

Morgan（1997）认为区域政策应围绕着建立学习型区域的目标来制订。他对欧盟的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区域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区域政策应关注公共力量与私人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关注创新、制度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习俗之间的相互作用；关注社会资本和创新网络的作用，建立区域的自下而上的学习能力。Morgan的建立学习型区域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订思路有别于主流经济政策的忽视创新和制度习俗的观点和自上而下的政策制订思路，因此，开拓了政策制订的视野，但他过分强调了社会资本、网络以及制度在创新中的作用，忽视了这些因素可能使经济发展产生锁定的后果。

受Metcalfe的启发，Boschma和Lambooy（2001）探讨了演化经济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了演化的技术政策的经济基础，即行为和结构的多样性是经济演化的基础，也是区域政策制订的依据；它们同时考察了政策制定者的自由度对区域经济未来发展的影响，指出有限理性的政策制订者有可能对区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作用有限。他们对区域政策的演化经济基础的探讨是开创性的、有益的，但仅从一区域内部的范围来看待区域政策的制订显然无法看清全貌。在随后的研究中，借鉴弗里曼（1988）技术创新的分类的思想，Boschma（2004）进一步提出区域创新政策分析和制订的思路，对区域政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Witt（2003）从政策的制订、政策的工具、制订政策的标准等三个操作层面论述了经济政策的制订。Witt的工作使我们对经济政策的制订的演化内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二、 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借用生物进化的思想来关注经济变迁。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组织层次上，论述的是企业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何依据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环境的选择。学者们尝试将这一思想延伸至区域经济发展中（Clive Lawson，1999）――把区域视为一个实体，将区域所具有的一致性的、共同的知识基础和制度等视同企业中的“惯例”，它影响着区域内经济行为人的运行，从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发展状态。

在演化的视角里，区域间也会象市场中的企业那样产生竞争，区域竞争力的强弱取决于其创新能力的大小，而共同的知识基础是影响区域的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演化思想认为区域的创新能力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相关，这是因为多样性促使当地的经济行为者能接近各种新奇（Novelty）的源泉，并有可能刺激新的思想和试验。新的思想和试验又进一步提高行为人吸收区域内、外知识的能力。区域在长期的发展中累积起来的共同的知识基础对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的产生起着促进和选择作用的：一方面，区域累积的知识为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在相同或相似的知识领域进一步提高提供机会。这促使它们在自己的组织中以及它们周围的环境搜寻与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相近的新知识，促进能力相近的当地竞争者之间多样性的产生，这种多样性即可能是沿着原有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多样性，也可能因行为人通过与区内外联系，其创新能突破原有知识基础的界限而增加的区域内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的知识基础还起着选择机制的作用，阻止不适合当地背景的知识的创造和引入。这便使得搜寻到的新知识和创新只有一部分能够在区域内的知识社会网络中传播。

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区域内的制度可分为内在制度（如社会道德、习惯、伦理等）和外在制度（如法律）。制度能够调节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关系，影响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促进或约束区域内的创新，与共同的知识基础一道构成区域的选择环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欧洲的发展：经验证明一个保护产权和个人自主并接受规则约束的政府，在吸引资本、知识、企业家，激发创业和创新精神上成效显著。

就区域内而言，演化理论认为当区域经济发展面临困境和锁定的状态时，政策制订者会探寻解决的途径。受弗里曼（1988）技术创新的分类的启发，Boschma（2004）将区域发展产生的变革分为局部变革和结构变革两类。局部变革就是现行结构的微调，总是发生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地点：当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主体面临不确定性和风险时，受自身历史的影响和限制，倾向于采取惯例化的行为，倾向于沿着确定的轨道搜寻新的知识和规则，其结果往往是与区域环境相一致的就会被选择和采纳，而与环境相脱离的就会被抑制和忽略。因此局部变革具有系统性、累积和路径依赖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发展轨道将决定区域的未来，因为创新本身具有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只是由于惯性存在，才可能导致企业或区域采取的搜寻活动以及变革的结果是局部的，此外，这种有着路径依赖特点的变革有时会产生创新的“帆船效应”。

区域局部的变革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与区域环境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经济行为人，例如企业，面临常规或局部的问题和局部锁定时往往促使它的出现。局部变革对行为主体来说多是一种适应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预见性，区域环境在此过程中起着重要的、较强的选择作用，这便为政策的制订者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区域变革的另一种形式是根本性变革，当区域经济的发展陷入困难和锁定的状态时，往往会促使完全脱离过去的发展轨迹的区域根本性变革的产生，这种变革有两种来源：或者产生自区域内部，或者通过多种渠道从其他地方引进。与局部变革不同，在根本性变革中环境选择的作用很弱，变革更多地依赖于创新，依赖于人力资本对环境的影响和创造。

三、 演化视角下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尝试给出演化视角下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在处理区域间关系，面对区域竞争方面。需要提高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完善区域制度环境。提高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意味着要加强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以及行为人与区域内、外部信息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学习，促进知识（特别是默示知识）的有效转移以及创新的产生。而完善区域制度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保持区域的开放性。使流动性资源（如资本、企业）保持“退出”机制，促使区域“即使面对压力集团的抵制，也必须提供适宜的制度，以构成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在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时，区域政策具有微调的特点，此时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应当是：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的状态（Boschma，2004）。

区域内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创新来激发，这将涉及增强区域的学习能力。因为学习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来源（Metcalfe，1994）。具体的，如政策制订者可以促进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联系来保证知识、信息流动的通畅，促进区域学习和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各种创新的发展和扩散是通过区域内市场和非市场环境的有效选择机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微调意味着，政策的制订主要关注对周围环境的提升，弥补环境中薄弱的环节。如改善环境状况，提高教育质量，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间的紧密结合等。

区域政策的制订还应致力于降低新的区域锁定的风险，因为，局部的变革和路径依赖可能导致次优的结果，从而削弱区域的适应性。为此，政策制订者应致力于建立如Grabher（1993）所称的“区域层次的冗余”（Redundancy on the regional level）――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因为在松散的联系系统中，“元素的同一性、唯一性和彼此分离被保存，系统有可能比牢固的联系系统保留更大量的突变和新奇的解决方案，保存更多的‘文化、知识储备’以便在急剧变化时被利用”（ Grabher，1993）。区域层次的冗余很难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而依赖于相关的政策措施，政策制定者应主动刺激区域系统的开放和多样化，防止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此外，在政策的制订途径上， Morgan（1997）建议：除非区域本身缺乏实现具体区域政策的资源，区域政策应当基于自下而上的策略来适应区域的需要。

在处理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同时避免早期的锁定。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订者比在局部变革的情况下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自由，如为重构区域经济体系可以有很多的新技术、新制度备选，而不像局部变革那样仅局限于沿着既定的轨迹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除了增强区域的适应能力，确保多样性外，还应促进区域的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和促进区域内组织间的新的沟通和交流。

我们可以通过与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对比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首先，与局部变革相比，根本性的变革的因较少受当地环境条件的影响而更倾向制订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而局部变革则更多地具有地方特色，更多地受专门化知识和技术的影响。其次，从政策的影响力和幅度看，局部变革一般是原有系统的一种微调，区域仍然沿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前进；而根本性变革则是对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的重构，是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进入新的发展道路。第三，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致力于加强区域内部各组分、各要素的原有的沟通，促进知识、技术的交流。而根本性变革则倾向于刺激区域内原有要素和组分的新的交流和沟通，以实现创新，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第四，从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来看，局部变革的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相对较少，它要求政策制订者要在原有的技术、知识范围内制订相应的政策，使区域政策根源于区域的环境背景，政策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要大的多，由于脱离原有的发展轨迹、技术限制等，使得政策制订者有更多的选择，但是相对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第五，从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角度看，区域局部变革的政策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要小得多，而根本性变革的择要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四、 演化思想对区域政策操作层面的分析

1. 从区域政策目标来看，演化经济学及其政策暗含着创新基本上是有益的而且应当受到鼓励的假设。但事实上创新充满着风险。首先，创新的收益和成本不可预测；其次，个人和组织未来获得的净收益是不确定的。此外创新还可能产生非期望的结果，可能为社会福利带来损失，例如过快的创新通常会加速原有的投资贬值，不能保证社会物资和财富的增长，形成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

2. 从政策制订来看，西蒙（1989）的有限理性论告诉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知识和能力是有限的，他们在学习和处理信息时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在议会制国家，政策制订者这种有选择的关注信息使得大量的信息只能被依次被处理，从而服从“议程设置”效应（Agenda-setting Effects）。这一效应表明在给定的时间只有少量的正面或负面的有价值的信息被关注而其余的信息被忽略。此外，实际政策的制订往往变成各利益团体竞争、博弈的结果，政策的制订者总是一定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在政策的制订过程中为确保自己的政治支持的稳定，往往仅注重自身所代表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而不管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率。

3. 从政策的相关人来看，有限理性的政策制定者和受政策影响的经济行为人的认知在政策制订和实施的过程中可能会系统地改变。演化理论认为当人们受政策工具的影响时，往往会产生适应性的反应。这种反应不仅体现在政策的作用对象身上也体现在政策的制订者身上。

对政策的作用对象而言，受政策工具的影响可能产生“诱致性的破坏”适应（witt，2003）。我们以援助老工业区衰退产业为例，对一些传统产业实行援助，会减轻原有落后产业的市场竞争压力，但有可能削弱该产业的企业在市场中寻求创新或新的商业机会的动机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竞争优势，受援助的企业有可能转而追求如何确保他们能长期地获得这种政策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工具实施的结果可能会与政策制定者的初始目标相违背。

对于政策制订者来说，演化的观点认为应注重评估政策工具如何影响其作用对象的学习和搜寻动机以及动机改变的后果和相应的创造性反应（Creative Reaction）。为实现这一点，政策制订者可采取“适应性政策制订”的方法，通过特定的程序设计，使政策制订者可识别并尽量与政策工具作用对象的诱致性学习相协调。Witt（2003）认为这种适应性的政策制订可以避免或减少政策工具不符合期望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基于有限理性和存在诱致性学习和创造性反应的情况下，成功预测人们对政策工具的反应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从工具箱中选择政策工具而实现其设想的经济状态是值得怀疑的。

参考文献：

1. Bochma.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Regional Policy.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2.

2. Bochma.Rethinking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Working paper.2004.

3. Clive Lawson. Towards a 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regi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3）.

4. 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卡洛塔・佩雷斯.结构调整危机：经济危机与投资行为.G・多西等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49-82.

5.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纳尔逊，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5-386.

作者简介：金铸，华东师范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国际金融与风险管理研究中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5

关键词：经济转轨；产业政策；中国；俄罗斯

中图分类号：F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34-05

目前，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转轨国家内部，对于政府是否需要制定产业或结构层次的政策体系一直存在着争论。所以实行产业政策的经济绩效如何就成为转轨国家政府首要关注的问题。作为转轨国家的代表，中国和俄罗斯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比较两国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差异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不难发现中俄两国在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上存在明显的不同，这必将导致两国在制定短期产业政策上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短期适应性调整必须服从并与长期战略性调整相协调，所以最终科学技术将成为转轨国家实现产业政策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转轨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就是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交织着工业化，而俄罗斯国内本身已经完成工业化，转轨经济进程的重点是市场化转型。目前，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代表性指标当属产业政策的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适用性和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所紧密联系的［1］。目前的中国和俄罗斯仍然都同时处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当中，我们对两国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能为转轨国家制定和发展产业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产业政策的经济绩效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产业政策是国家政府宏观控制国内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家的发展战略通常体现在产业政策上。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立足点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创造并维护适度竞争的有活力的市场。产业政策所处理的问题是全面综合的复杂系统，因此产业政策是一组完整、相互关联、整体协调的经济政策的总和。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2］。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是整个产业政策体系的重点和核心，也是本文研究转轨国家产业政策的主要切入点。它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长期规划；对支柱产业、战略性产业实施适度保护和扶植；对衰退产业的调整和援助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转轨国家产业政策问题也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政策层面上，通过转轨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了解产业结构政策对转轨国家经济发展的效用和影响。

产业结构政策作为确保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必要条件，无不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论述产业结构政策的经济绩效问题是研究转轨国家产业政策问题的关键所在［3］。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认为，经济绩效是指“生产多少，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或生产的稳定性”。但由于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社会变迁中的特殊内容，此时经济绩效既强调总产量、人均产量和社会收入分配，更强调引起产量、收入分配变化的制度行为能力。因此，经济绩效也常常被用来指出“经济转轨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引起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的轨迹”［4］，在这里我们将重点研究转轨国家（中国、俄罗斯）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和作用。

二、中俄两国产业结构政策差异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产业政策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变化上，在转轨国家内部由于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转轨形式，从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产业政策演变过程，由于中、俄两国的产业结构转变历程基本上可以代表转轨国家的不同改革模式，所以我们将分别从中、俄两国产业结构政策的历史演变入手分析产业结构政策对转轨国家经济绩效的影响作用。

(一)俄罗斯产业结构政策的演进历程及长期发展趋势

俄罗斯产业结构的既定态势主要是苏联经济政策的“遗产”，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产业结构政策的演变是对以前僵化、片面的经济政策的颠覆。苏联解体之后，原有的经济体制一夜之间失去了调控经济的能力，这使得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也越来越明显。俄政府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

俄政府首先实行从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转变为重点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产业政策，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在1992年12月和1993年第一季度实施的“反危机”计划中分别提出对农业和轻工业的优惠税收、金融政策，以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的农产品和轻工产品的供应，解决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民经济生活带来的危机。俄不仅努力加大农业投资力度，而且积极推进农产品价格的自由化，大大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俄政府还实行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私有化，到1993年6月大约90%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完成重组，私营农场达到26万多家。同时，俄罗斯的整个制造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电子、机械、化学、造纸、建材、食品等工业生产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原材料依赖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的趋势。这也使得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加工程度大大提高，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较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加大。俄政府近几年也在积极致力于将占国民经济相当比重的军工产业转为民用，将原来用于军工的先进技术向民用技术转化，从而推进整个部门技术的提高。俄在很多军工产业部门都具有优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所以这一转变将大大促进俄罗斯工业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

1994年以后，俄罗斯政府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必须能够解决特定的经济问题以及有能力将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或企业剔除。按照这一标准，俄政府将其国内的现有产业分为三类：有发展前途的新兴产业、有明显发展潜力的幼稚产业和没有发展前途的夕阳产业。通过对这些产业的划分，制定出不同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将没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从俄产业部门中剔除，从而使社会资源达到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对于与产业政策相关的技术、能源、地区经济开发等政策俄罗斯也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进行了调整。目前这些相关配套政策已初见成效，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俄政府在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一是通过引进外资从实际生产能力的提高中取得技术进步的好处；二是军用技术民用化，这一措施使得俄国内产业技术水平迅速提高；三是国民经济全面私有化，这一举措使技术进步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是从税收和金融方面对技术开发投资提供优惠条件。

俄罗斯政府目前已经认识到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调整政策，对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第三产业加以大力扶持。从1992年起俄罗斯政府逐渐开放商业、金融、保险和运输业，对这些产业采取了全面私有化的政策。政府减少对第三产业的各种限制，以使俄国内的第三产业在公平、健康的外部环境下发展起来。

普京上台后，俄罗斯国民经济呈现出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产业组织政策出台后，俄国内的产业布局更趋合理，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逐步完善。而产业结构政策的长期作用也将在未来一段时期内逐步显现出来。目前，俄产业政策的长期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产业政策的重点还会集中在继续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上，从而彻底改善长期以重工业为主的严重失衡的产业结构；二是对第三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会进一步加大，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三是进一步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从而使俄长期以来的工业化优势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四是由于俄罗斯国内短期的投资和投机行为仍然比较普遍，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初级化特征明显，所以有关技术进步和能源产品的相关政策仍将是产业结构政策的重点所在［5］。

(二)中国产业结构政策发展进程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按照苏联的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此时中国产业发展的长期目标并不明确。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的做法，但此时的政府政策文件和经济计划中仍然没有正式使用“产业政策”这个名词。1978年，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发展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和交通运输放在突出地位。同时，针对当时中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决定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变重工业生产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节约能源，适当加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对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能源和原材料等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其重点发展。1986年，“产业政策”一词正式出现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七五”计划文件中，虽然当时的含义还局限在产业结构政策上，但当时产业政策已经成为计划文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1987年的文件指出，“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指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1988年，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成立产业政策司，标志着中国正式全面开展了产业政策工作，最终形成了研究、组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组织体系。1990年以后，中国的产业政策进入一个较快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也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此时的中国经济更加需要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相适应的产业政策。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政策涉及农业、能源工业、交通邮电产业、原材料工业、轻工业、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许多产业部门，在数量和范围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中国此时已经成为推行产业政策较多的国家。

2．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发展趋势

任何一个国家制定本国产业政策，都是期望通过相关产业政策的实施保持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为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各国均根据本国实际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并适时进行调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应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工业体系，加速实现工业化并最终实现信息化。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盲目实行重工业化，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衡，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个教训足以警示后人。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必须从中国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结构变化和发展的趋势，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以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6］。

中国产业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和部门过多，覆盖面过宽，导致产业政策就会失去重点，从而成为一个总体上失效的政策。到处都是产业政策，也就是没有政策。缩小产业政策的干预面，不仅有利于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大大提高产业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适当调整产业扶植的范围，根据产业升级以及工业化、信息化发展要求选择不同阶段重点支持的行业和部门，同时提升产业的素质和竞争能力，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

产业技术政策是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引导和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在我国近期出台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决定中都包含了技术进步的内容。虽然如此，目前我国产业的总体技术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在产业技术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市场机制的作用重视不够，存在重技术而轻吸收、重研究开发而轻商业应用的问题。我国未来的产业技术政策应该是鼓励技术进步，在重要基础产业尽快完成从初级技术、中间适用技术向先进技术的转换，完成以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以往的产业政策实践与大多数转轨国家相类似，往往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组织优化等工作。但如果政府部门缺乏必要的操作手段和管理能力，产业政策往往很难有效推行。在市场环境下，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对产业发展施加影响、进行引导的政策工具，其实施手段应该尽量多样化。中国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尽可能减少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更多地借助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和高效的制度体系来引导和保障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7］。

(三)中俄两国产业结构政策比较分析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的模式，使得其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下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俄罗斯采用了激进式的改革模式，使其在1992年改革至今经历了国民经济的大幅波动。特别是在转型初期，俄经济一度呈现出负增长，直到1997年才开始逐渐回升，2000年之后，俄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期。通过比较中俄两国产业结构和产出变化，我们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这主要是由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同时农业发展的严重滞后也是重要诱因之一。此时中国国内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价格上涨有些相类似）。中国政府此时在坚持总量大体平衡的前提下，开始着重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对第一产业产值增长制定鼓励措施，农副产品的生产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对于制约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产业加大了调整力度，大规模进行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从而刺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正在经历其经济发展史上最长的一次经济高速增长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正在平稳进行。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产业结构政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和适应。而俄罗斯采取的激进式的全面经济改革却使其一度陷入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俄罗斯的产业结构是从苏联继承而来的，重工业产业和能源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部门一直在其经济发展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1997年以前，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负值，在1994年更是出现最大跌幅。除了产业结构等自身原因外，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涨跌也是影响俄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1997年后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虽然产业结构仍然处于轻、重工业失调的局面，但工业产出出现正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普京执政以后推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他开始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吸取以往激进式改革的教训，把市场经济和俄罗斯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而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包括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原材料生产部门的出口能力等。目前，俄罗斯的能源工业产业部门是拉动俄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长期依靠燃料能源等资源型工业发展经济的基础是脆弱的，它会受到来自国际市场、国内储备和世界局势等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也弱化了俄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俄罗斯在1992年实行经济转轨以来，把产业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导逐渐演变为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产业结构布局，也有人悲观地称之为“自发性和退化性的逆工业化趋势”［8］。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俄目前的产业结构相对于苏联时期更加畸形。在第二产业内部，通过政府实施的科技创新政策引导调整工业结构，尤其是发展加工、制造业，重视有科技含量的和深加工产业的发展，是俄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知识和技术成为俄经济是否能重新腾飞的关键。目前，俄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加工业和鼓励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并把“优先发展处于科技进步领域领先地位的部门”作为启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三、结论与启示

总结中俄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俄罗斯原有的产业结构是倚重重工业和军工产业的畸形产业结构布局。它在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迅速地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完全打乱了原有的社会供给与需求关系，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的产业供应链中断，而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产业供应体系，需要一个很长的转换过程。俄罗斯重点依靠能源燃料的产业结构体系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出现的：俄罗斯在激进式经济转轨过程中，要摆脱经济转轨所带来的经济衰退，克服产业“瓶颈”，恢复经济增长，只能把发展的重点放在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而燃料资源产业部门正是俄罗斯的优势所在。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能源矿产储备丰富。这些都成为其发展能源工业的有利条件，加上目前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使得俄产业结构从以重工业为主导向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导成为可能。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采取的是渐进式的转轨模式，这决定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样具有渐进式的特征。中国改革的特点是增量改革，在资源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这一机制最早是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其他地区和产业的经济结构调整。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充分利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保持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所在。

比较中俄两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会发现要想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产业结构的短期适应性调整必须和长期战略性调整相结合，中俄两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俄政府把“工业政策”定在“优先发展处于科技进步领域领先地位的部门”，表明俄政府已经选择了一条通过技术突破性战略来调整产业结构的道路。目前来看，实施效果还是不错的。俄罗斯目前仍然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技网络，科技潜力巨大；在军工产业向民用工业的转变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把技术和市场相结合，从而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与俄罗斯不同，中国要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要通过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增长相结合的方式，立足本国国情，大力发展高效益、高附加值的高新产业，加强产业的技术含量，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实现优势产业结构的自身升级。虽然中、俄两国的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但两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促进经济绩效的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转轨国家中的两个典型代表，虽然在国家产业结构初始条件、转轨方式、国情和资源禀赋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才是转轨国家实现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产业政策中的产业技术政策，最终将成为转轨国家提升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的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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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治.产业政策与结构优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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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川.论目前国有资本进入产业的战略选择［J］.江汉大学学报，2003，（6）.

［7］李贤沛，等.21世纪初中国的产业政策［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32-36.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6

关键词：民族地区大开发；区域经济合作；内生增长

1民族地区大开发面临的挑战

1.1政策方面的不足

1.1.1原则性过多，缺乏应有的约束力

在已经出台的民族地区大开发政策中，许多应该用数值指标做出的规定更多的是用文字表述，使之具有很大的操作弹性，缺乏政策应用的约束力。一些较为模糊的用语，作为总的政策框架，表明一种政策倾向是可以的，但负责实施政策的有关部门应该有一种量化的实施细则，做到心中有数。但实际上，在一些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中，原则性的表述仍然过多。

1.1.2优惠政策的效应降低

民族地区要形成对各种资本的吸引力，就需要构建“政策洼地”。诚然，在六年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一些向民族地区倾斜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国家当年给予东部地区的很多优惠政策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使得民族地区的“政策洼地”就很难形成。

1.2市场经济大环境的转变

1.2.1市场机制作用的逐步强化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新变化。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性改革。东南沿海是中国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地区，经济体制均超前于全国阶段性改革的推进速度。因此体制约束均要小于其它地区。但到了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实施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进入了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功效就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市场化的特征是要向能够产生更高报酬率的地区和部门流动，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律。

1.2.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实践证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单纯走原有的高能源消耗、生态环境破坏的模式，是难以保持经济高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粗放式的扩大再生产向集约化、高效化、节约化的循环经济转变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也必须走集约化、技术型、高附加植的增长方式，不能仅靠掠夺式的开发资源，一哄而上的项目来获得经济的发展。因此，在民族地区经济平均水平落后的情况下，将分散的民族地区各区域的资源、资产和技术进行有效的联合和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借助整体的力量才能适应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构思

2.1加快民族地区大开发相关政策立法

（1）国家应当通过法律法规规范和约束各个主体的行为。

以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多变或失效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政策立法工作落后。不论是党中央的原则性政策，还是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的具体政策，多数是以文件、规定、条例、意见等形式实施的，只有极少数部分要通过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所以，这样出台的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含义和强制的约束力就很低,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来说，既可执行，也可不执行，甚至变相执行。可见，政策的立法问题不解决，对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建立关于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根本法和特定法律。

可以考虑先从“《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开发促进法》、《民族地区投资法》、《民族地区生态保护法》”等民族地区开发的根本法和关于环境保护、土地使用的法律入手为当务之急。用这些基本的法律形式把国家实施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方法、实施手段、各有关的责任主体、义务和利益等重要问题给予明确的界定，使这些政策措施更加规范并具有法律保障，有效地提高政策措施的实效性和操作性。

2.2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干预的有效性

2.2.1改善西部经济发展的硬环境

在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增加对民族地区硬环境的建设，改善民族地区的投资环境。如增加对民族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电网、气网、水网、信息网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坡改梯地、生态综合治理、长江、黄河防护林、主要江湖流水污染整治与大气污染治理等生态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建设；运用高新技术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技术进步；水资源开发；培育旅游优势产业；建立生态经济示范区；国家中草药地区基地建设；地区优势资源开发利用和发展科教产业等项目。

2.2.2注重软环境体系建设

第一，构筑良好的政策环境。政策是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和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重要形式。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的政策是政策效力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民族地区政策环境的构建上政府应注意实现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化，以及政策在不同时间的连续性和不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协调性，充分发挥政策的极力约束效应。

第二，实现制度改革和创新。树立市场经济观念，科学界定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以及社会大众的服务者。以制度创新规范社会各个角色的行为，保证市场竞争的效率与公平，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及信息服务，同时创造和维护公开、公平的经济环境。

2.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加强区域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1）区域经济联合即区域经济圈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以资源共享、利益共赢为特点的区域性协作发展是21世纪新潮流，如果说20世纪是以国家和区域的细小化、独立化为主导追求独立运行目标的话，那么，21世纪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协作追求更大规模效益目标的新阶段。在世界范围内，欧共体基础上形成的欧盟，在顺利的实现了历史性的东扩后，又在统一宪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亚洲的东盟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欧会议以及各种国际性的论坛诸如博鳌论坛等，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形式而被广泛的推崇。因此，适应区域经济圈全球化协作新潮流，构建民族地区经济圈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适应全球发展的必然选择。

（2）区域经济圈已成为我国目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十年的走向来看，以区域中心城市作为核心的都市经济圈正在加速形成并高速向前推进，这是我国完成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必然规律，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也是这样向前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启动沿海区域发展战略、2000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启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例证。展望未来，伴随这一发展过程，将会产生和形成以城市化为中心的资源、资金、人才和市场集聚带。

（3）构筑民族地区经济圈,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发展。民族地区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条件较差，工业发展滞后，对外经济联系与合作较少，民族地区各省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及经济循环系统还相当脆弱，这一直是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若能通过民族地区地区内部的合作与联合形成三大西部经济圈，则可以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新的优化整合和高效配置，并发挥整体优势，这样，才能提升整个民族地区产业在全国和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镇化战略的实现。

2.4增强西部地区内生发展的能力

（1）加快民族地区国企改革和发展。深化国企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伴随着改革进程的逐步深化，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收购（MBO）、独立董事不独立等都是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便碰到了问题，中央和西部地区就更应该加快改革的步伐，学习借鉴国外如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国企管理的成功模式，突破旧有屏障，实现民族地区国有企业产权与经营权、权利与权益、责任与义务相明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积极性。

（2）推进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大开发以来，国债资金在民族地区开发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长期建设国债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淡出。因此，采取大力推进西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战略策略，提高西部存量资源的利用律和经营效率，也是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实力的必然之路。从东部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国有经济占有的工业化资源越低，经济发展越快。而民族地区城市现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及净值所占比重普遍在80%以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民族地区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重组，提高存量资产的利用效率，盘活存量。而民营资本具有在民族地区开发进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的潜力。

3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涌现出来的问题也是急需政府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长期的开发战略当中，如何摆正政府的角色，如何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增长能力，如何让民族地区大开发的参与者得到利益的保障以及激励他们继续进行投资建设，如何让民族地区人民从大开发得到真正的更多的实惠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此，进行民族地区大开发，更应回归到法律立法、政府体制等根本方面进行改革，使民族地区大开发更能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障，提升民族地区大开发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武康平，费淳璐.现有政策评价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方式与途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李含琳,范鹏.论民族地区大开发中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协调［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7

一、影响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有效实施的原因

造成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机制受阻而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很低，自身就远比城市复杂，因此，货币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会遇到比在城市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

目前，在农村起主导作用的金融机构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北京市农业发展银行的年贷款余额仅有六、七十亿元，。而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基层网点大量撤并，贷款权限上收，农业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无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如1999年—2001年北京市农业银行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分别为46.63%、38.42%、29.03%。大部分农户和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只能依靠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也远远满足不了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据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而通过民间借贷借入达190元。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化不仅满足不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也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2.传导工具的缺乏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减弱

在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基层央行仅有名义上的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等调控手段，但是再贷款的调控作用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紧急性再贷款和经营性再贷款，而且都需要经过上级银行的严格审批，再贴现指标被控制得较紧，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窗口指导成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主体。过多依靠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办法，缺少其它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对商业银行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都不强，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同时，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在执行政策时，会以其上级行的政策取向作为执行标准，央行的指导意见显得苍白无力。传导工具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性。

3.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调整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实施“大城市、大企业”的战略目标，其在农村的经营状况开始收缩，大量的农村资金被吸收上存。例如农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大多采取上收一级的管理办法，县级以下机构基本上仅有发放5万元以下本行存单质押贷款权。目前市级国有商业信贷审批自被削弱，组织资金30％左右上存，而县级支行的主要任务则是组织存款，除小额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放款权。

同时欠发达地区受到经济结构调整迟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其社会有效信贷需求相对不足，信贷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总行派出的专门负责吸收存款的大储蓄所。资金的过度集中背离了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农村经济中自然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与资金基础。4．农村社会信用环境的欠佳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传导实效

由于农民信用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贷款的收回。近几年，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信用环境治理力度，但金融维权难，农户、村组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等问题对金融部门服务新农村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了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的后果，而且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投入的积极性。

而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使逐步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失去效应，过高的负债成本逼迫各基层行贷款利率的刚性上浮，使央行的最高浮动利率演变为实际执行利率；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机构，贷款抵押难、抵押物资处置难、担保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信贷资金正常运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需要一个良好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欠佳不仅导致货币政策难以有效传导，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因此必须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首先，创新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模式。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其次，农村信用社要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要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第三，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工作，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第四，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应尽快组建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以改变县级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资金外流的现状，应充分发挥邮政储蓄机构农村网点多的优势，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最后，要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农村经济已经呈现出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民间金融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注定要成为农村金融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规范民间金融的行为，既要肯定扶持，又要改造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引导和鼓励民营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地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灵活性，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2．适当增加农村货币供应量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尚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货币供应量增加幅度可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在地方作为支农贷款资金；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合理比例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返还给农村金融机构使用。还可以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比例和备付金比例，增加可用资金规模。

3．人民银行应加强“窗口指导”，用活支农再贷款

应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三农”和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业产业化。适时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以缓解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紧张的矛盾，同时，人民银行应修改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延长贷款上限，以尽量满足农户对资金不同档次的需要。4．合理运用再贴现以及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在再贴现利率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以一定程度的倾斜，调动农村信用社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积极性，对涉农已贴现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通过票据市场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总量。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将利率杠杆运用好，可以以单倍的投入创造出多倍的产出。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普遍滞后，制定与利率相关的货币政策时必须有所差别，应当考虑到政策在各地的操作和效果。虽然央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定了一定的浮动区间，但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并没有区别对待，导致在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利率执行中“就高不就低”，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和企业无法承受贷款利息负担。因此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贷款利率上限；农村金融机构也应按照不同贷款者的实际情况，对其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政策。

5．创新适应农村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目前在我国，农民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缺乏，绝大多数农民与金融机构的接触仅仅限于存款、汇款而已，金融产品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经济的特点，积极开发新产品，形成特色化、差别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大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与开拓，除了对现有的中间业务品种进行认真整合外，还应加大对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与营销，特别是加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信用证、贷款承诺业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保险、金融机构委托等业务的创新与营销，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满足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货币供给的效率。

6．注重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引导和配置经济资源的“原动力”。两大政策的均衡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制约经济发展。因而，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安排和联动。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挥能动作用：(1)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2)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3)制定税收、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7．推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离开信用，任何新的经济模式都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一是建立农村诚信获益失信受损机制和农民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加大对逃废债的制裁力度；二是加强对农村企业和农民的诚信教育，提升农民诚信意识，不断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状况；三是加强与农村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农民行业协会等部门联合，形成完善的诚信体系；四是各级人民银行应积极取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将各自的信贷政策、诉讼结案率和执行率与农村信用建设挂钩；五是对农村企业和借款人按信用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的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期限放宽等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于丽红.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思路[J].北方经济，2006，1：59-60.

[2]王辉，孙文斌.基层人行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的障碍与建议[EB/OL].中国农村金融网，2006-10-23.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篇8

一、影响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有效实施的原因

造成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机制受阻而不能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水平很低，自身就远比城市复杂，因此，货币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会遇到比在城市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

目前，在农村起主导作用的金融机构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但由于农业发展银行职能和业务范围的限制，其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如北京市农业发展银行的年贷款余额仅有六、七十亿元，。而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中基层网点大量撤并，贷款权限上收，农业贷款的比重不断下降，也无法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如1999年—2001年北京市农业银行涉农贷款在各项贷款余额中的比重分别为46.63%、38.42%、29.03%。大部分农户和小企业的信贷需求只能依靠农村信用社，但农村信用社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也远远满足不了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据抽样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3年，农民每人每年从银行和信用社借入资金65元，而通过民间借贷借入达190元。因此，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金融主体弱化不仅满足不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也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不畅。

2.传导工具的缺乏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减弱

在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基层央行仅有名义上的再贷款、再贴现和窗口指导等调控手段，但是再贷款的调控作用仅限于支农再贷款、紧急性再贷款和经营性再贷款，而且都需要经过上级银行的严格审批，再贴现指标被控制得较紧，也很难发挥作用。因此，窗口指导成为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主体。过多依靠窗口指导和道义劝说的办法，缺少其它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对商业银行贯彻执行货币信贷政策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都不强，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匮乏客观上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职能的发挥。同时，商业银行进一步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体制，基层商业银行在执行政策时，会以其上级行的政策取向作为执行标准，央行的指导意见显得苍白无力。传导工具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在农村经济中的有效性。

3.商业银行经营策略的调整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实施“大城市、大企业”的战略目标，其在农村的经营状况开始收缩，大量的农村资金被吸收上存。例如农业银行在信贷管理权限上大多采取上收一级的管理办法，县级以下机构基本上仅有发放5万元以下本行存单质押贷款权。目前市级国有商业信贷审批自被削弱，组织资金30％左右上存，而县级支行的主要任务则是组织存款，除小额质押贷款外，基本上没有放款权。

同时欠发达地区受到经济结构调整迟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其社会有效信贷需求相对不足，信贷失去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的分支机构基本上成为总行派出的专门负责吸收存款的大储蓄所。资金的过度集中背离了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农村经济中自然也就失去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与资金基础。

4．农村社会信用环境的欠佳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传导实效

由于农民信用意识淡薄，再加上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社贷款的收回。近几年，虽然各级政府加大了信用环境治理力度，但金融维权难，农户、村组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等问题对金融部门服务新农村建设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了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的后果，而且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对“三农”投入的积极性。

而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使逐步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失去效应，过高的负债成本逼迫各基层行贷款利率的刚性上浮，使央行的最高浮动利率演变为实际执行利率；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必要的中介机构，贷款抵押难、抵押物资处置难、担保难的问题，严重制约着信贷资金正常运行。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需要一个良好地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欠佳不仅导致货币政策难以有效传导，而且也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加强新农村建设中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

金融机构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因此必须稳步推进农村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形成多层次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以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首先，创新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转变农业政策性金融的发展模式。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可以考虑将原来按机构划定业务为主的模式转变为按机构划定业务与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以改善政策性金融的运作方式和效率。其次，农村信用社要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要办成商业上可持续、主要服务于乡(镇)、村和农民的金融机构。第三，农业银行要结合股份制改革工作，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质量和效益。第四，积极推进邮政储蓄改革。目前，国务院已批准成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还应尽快组建县级邮政储蓄银行，以改变县级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资金外流的现状，应充分发挥邮政储蓄机构农村网点多的优势，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血液”。最后，要引导和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随着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农村经济已经呈现出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民间金融恰恰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因此注定要成为农村金融主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从法律、制度、政策上规范民间金融的行为，既要肯定扶持，又要改造规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依靠准备金率和资本充足率及实行风险责任自负，引导和鼓励民营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民间金融健康持续地发展，纳入到农村金融体系中加以监管，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灵活性，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2．适当增加农村货币供应量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普遍落后，尚且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在政策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农村货币供应量增加幅度可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一定比例留在地方作为支农贷款资金；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可以按照合理比例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返还给农村金融机构使用。还可以适当降低农村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比例和备付金比例，增加可用资金规模。

3．人民银行应加强“窗口指导”，用活支农再贷款

应积极引导金融部门加大对“三农”和特色农业的信贷投入，支持农业产业化。适时向农村信用社发放支农再贷款，以缓解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紧张的矛盾，同时，人民银行应修改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延长贷款上限，以尽量满足农户对资金不同档次的需要。

4．合理运用再贴现以及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大力发展农村票据市场，改进和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在再贴现利率政策上对农村信用社以一定程度的倾斜，调动农村信用社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积极性，对涉农已贴现票据优先办理再贴现，通过票据市场扩大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和总量。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将利率杠杆运用好，可以以单倍的投入创造出多倍的产出。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普遍滞后，制定与利率相关的货币政策时必须有所差别，应当考虑到政策在各地的操作和效果。虽然央行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设定了一定的浮动区间，但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并没有区别对待，导致在经济金融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信用社在利率执行中“就高不就低”，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贫困落后地区的农民和企业无法承受贷款利息负担。因此央行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制定不同的贷款利率上限；农村金融机构也应按照不同贷款者的实际情况，对其实行不同的贷款利率政策。

5．创新适应农村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

目前在我国，农民享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缺乏，绝大多数农民与金融机构的接触仅仅限于存款、汇款而已，金融产品的匮乏直接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各金融机构应根据农村经济的特点，积极开发新产品，形成特色化、差别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同时，加大中间业务产品创新与开拓，除了对现有的中间业务品种进行认真整合外，还应加大对高附加值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与营销，特别是加强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业务、信用证、贷款承诺业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保险、金融机构委托等业务的创新与营销，通过产品与服务的创新，在满足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提高货币供给的效率。

6．注重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表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引导和配置经济资源的“原动力”。两大政策的均衡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制约经济发展。因而，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套安排和联动。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发挥能动作用：(1)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2)为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3)制定税收、利息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

7．推进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离开信用，任何新的经济模式都无从谈起，所以加强农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有效途径。一是建立农村诚信获益失信受损机制和农民个人信用记录数据库，加大对逃废债的制裁力度；二是加强对农村企业和农民的诚信教育，提升农民诚信意识，不断改善农村社会信用状况；三是加强与农村政府部门、工商行政管理、税务、农民行业协会等部门联合，形成完善的诚信体系；四是各级人民银行应积极取得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引导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将各自的信贷政策、诉讼结案率和执行率与农村信用建设挂钩；五是对农村企业和借款人按信用等级分别给予不同的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期限放宽等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1]于丽红.解决“三农”问题的金融创新思路[J].北方经济，2006，1：59-60.

[2]王辉，孙文斌.基层人行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的障碍与建议[EB/OL].中国农村金融网，2006-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