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代文化对宋代人物画风格的影响

摘 要：两宋时期的文化对当时的社会风气、艺术主张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宋代人物画风格特征的整理与分析，来了解宋代的政治、体制、美学思想等方面，分析造成这种绘画风格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宋代人物画；风格；宋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148-02

中国古代人物画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五代以前的人物画皆以“成教化，助人伦”为目的，画家大都绘制历代帝王名臣像、臣僚雅集图、圣贤佳士画像、道释画，使百姓在瞻观这些图像时常生敬仰之心，从而达到教化之功。到宋代的人物画时，绘画主题与题材范围上开始有所突破。虽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评价道：“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但宋代人物画在表现形式和技法的创新以及人物精神状态、思想情绪等细节的捕捉方面，还是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时代特点。

宋人物画大致分三个阶段：前期的人物画依然继承唐、五代的风格，以吴道子为尚；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这段时间为中期，人物画开始全面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活，这段时期也是整个宋代艺术繁荣创新期。首当其冲的是画家李公麟，他将原来做为样稿的“白画”发展成独立的“白描”艺术形式，并洋溢着文人的雅致情调；其次出现了表现老百姓市井生活的风俗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风俗画杰作，另外画家李唐、苏汉臣、萧照、李嵩、陈居中也是宋代绘制风俗画或历史故事画的名家；宋后期的人物画开始盛行文人墨戏与禅画，南宋画家梁楷开创了水墨写意的减笔人物画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所称赞。宋代人物画的风格多样在前朝是难以见到的，这种艺术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不首先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传统，根本就无从谈起艺术研究。

一、宋代兴起的“理学”思潮对人物画的影响

“理学”是宋代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先秦儒学和汉代儒学特点的新儒学。它吸收了佛、道的方法后形成自己的思辨特征，引用普遍皆宜的道理或讲求经义、探求名理的学问来注释经典， 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宋代院体绘画中所强调的“格物”精神就是受到了理学思想的影响，画家被要求具有精深的写实能力，通过对物象进行细致生动的描绘，极力表现出物象真实的自然形态。这种绘画实践所产生的写实性风格贯穿了整个宋代，成为宋代画坛的主旋律，形成鲜明的民族特点。

宋学在构建心性论时提出修为方法，“主静”说由周敦颐首倡，他在《太极图说》云：“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立人极焉。”这种修养方式与道家提倡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禅宗“性空说”相似。此“静”追求虚空境界时心与外物合一。到了程朱学派则将把“主静”说纳入到“主敬”说的轨道，朱熹认为“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不用解说，只整齐严肃便是。”收敛身心与整齐严肃即是敬，这种修为方式催生出一种平淡恬静的审美观。它从内心的反视、内省、调息与自控，形成宋人含而不露、克制自持、温文儒雅、谨小慎微的心境；在追求琴棋书画、弦歌诗礼的生活中调息养气、宁静自适。这种平淡、细腻审美观给宋代绘画产生很大影响，使宋代绘画注意日常生活题材，追求萧散淡远、恬适平淡的上品境界，甚至构图上也讲求温柔敦厚，弱化情节和惨烈场面等与此有关。

二、统治者推行的“右文”政策对人物画的影响

三国时曹丕以帝王身份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文学提到治国的高度，确立了文学在士人中的地位。儒学是身份、地位、学养的符号象征。从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宋代就特别重视“文治”天下的重要性。朝廷不仅礼遇文人士夫，也重用文人。通过科举制度改革让庶族出身的文人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中来，使文人阶层的数量和实力庞大起来。宋代文化氛围高涨，人们一旦丰衣足食便要令子弟去读书应考，社会的文化素质普遍获得提高。

画工地位自古低下，他们所为的绘画被儒家视作“雕虫小技”，历史上有名的画家阎立本、李成等都以画师为耻。而宋代“右文”政策为艺术向多极发展提供了优良环境，北宋翰林图画院在徽宗时期设立了“画学”，以画学为科考内容来提高画工的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作为代表官方话语和价值取向的《宣和画谱》对那些以儒学、文学起家的画家很重视，显示了宋代以儒或文为贵的时代氛围。为了其儒学或文学身份受到重视，或者获得一个身份和地位，职业画师主动学习儒家经典。《宋史》记载：“画学之业，日佛道，日人物，日山水，日鸟兽，日花竹，日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书篆字，著音训，余书皆设问答，以所解义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齐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行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读经和三舍法对画家的修养起很大作用，这与理学的自由、独立思想和讲求人格修养殊途同归，而且启发了绘画观念，即绘画也可以作为进德修业的方式，同时也丰富了理学人格修养的方式，即不但诗文可提高人格修养，绘画也不失一种途径，从而使绘画摆脱宋前的单纯“成教化，助人伦”的功利目的，而可成为自由表达创新思想的载体。

三、文人士大夫的艺术主张对人物画的影响

晁补之的诗《试院求李唐臣画》有云：“韦侯直干不应难，杜陵东绢那能借。”在这晁补之以韦偃和杜甫之间的交往，隐喻自己同李唐之间的关系。文人与画家保持交往，甚至对某一画家进行评论，以这样一种方式传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北宋苏轼提出“士人画”、郭若虚的“绘画悦人功能”这些艺术主张对画家的绘画思想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当画家们受到士大夫文化的影响，宋代绘画就形成了与前代有明显风格差异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绘画题材的选择上，与士大夫口味相应的山水、花鸟画的比重大大增加；其次技法上有了新的拓展，唐宋前所追求的华丽、缤纷的彩色取胜转向抽象的黑白灰色的水墨，昭示清幽、虚玄、简淡、素朴的情感诉求和人生体悟。宋代绘画理论家还以雅、俗为标签将画工从事的布色视为低俗，将文人分担的笔墨线描视为雅趣，从而逐渐将彩绘下放到民间。如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就呈现出奇巧婉约的小趣味，注重向内沉潜、表现内敛之力，体现了宋代人物画的审美风尚。

宋人董迪说：“今画者信妙矣，方其晕形布色，求物比之，似而效之，序以成者，皆人力之后先也。岂能以合自然者哉？”也就是说晕形布色，比物求似是人工而非自然，因而为高格的文人所不齿。黄休复曾云：“拙规矩于方圆，鄙精研于彩绘，笔简形具，得之自然。”与规矩中度、精工典丽的彩绘不同，逸格的绘画不同之处在于以简笔塑造的形象符合自然；最后在绘画的意境上表现对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开掘、深化。例如南宋时期梁楷的酣畅淋漓、潇洒自如的大写意画风，正是文人画风格体系展现。

四、宋代的市井文化对人物画的影响

在宋代比较发达的城市里集中了无数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从而形成了一个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了迎合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市民阶层的快速增长，出现了反映农村和市民生活趣味的文化艺术形式，如小说、诗歌、戏曲、杂耍等，而绘画也出现了反映广泛社会生活及群众兴趣爱好的风俗画。

人物画发展到北宋中后期，画家们将关注点转移到世俗生活和历史、现实人物中去了，产生了《纺车图》、《清明上河图》等流传至今的旷世之作。这些作品真正关心现实人的生活，如《纺车图》画中描绘了两名正在纺线的妇女，左侧的老妇双手牵线，右侧的妇女怀抱婴儿，摇着纺车，身后是一个自顾玩耍的儿童。老抠弯曲着腰背和眼光呆滞、皱纹深深的脸，无言地诉说着生活的辛酸；不停地摇动纺车，同时还给襁褓中的婴儿喂奶。从她硬挺腰杆而小腿用力抵地的姿势看，已经不堪重负，只有无知的顽童和小犬还不懂人世艰难。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苏汉臣的《货郎图》，马远的《踏歌图》等，都从多方面来再现了社会中低阶层的生活。这些作品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生活中复杂的现状及劳动人民与自然英勇搏斗、辛勤劳作的场景。

总之、一个时代的绘画观念与当时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宋代绘画观念是宋代文化渗透的结果。宋代绘画的道艺一体、以道驭艺的观念已积淀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中国绘画的艺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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