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赋略论

【摘 要】司马相如作为有汉一代最杰出的赋家，以其天才般的杰出创作，确立了汉大赋的创作范式，使得汉赋成为“一代之文学”。本文以其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赋创作的文本主旨、文体特色等内容，以此梳理影响其赋创作的一些构成因素。

【关键词】司马相如；汉赋

赋作为两汉四百年间的最耀眼文学的形式，司马相如称得上居功至伟。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全篇收入其赋作，足见司马迁对其推崇备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司马相如的赋作有二十九篇，但今存仅五篇：《史记》收录的《天子游猎赋》、《大人赋》、《哀二世赋》，《文选》收录的《长门赋》以及《古文苑》收录的《美人赋》。然而研究学者对于《长门赋》和《美人赋》是否为司马相如所作，仍旧存疑。故其传世赋作或仅为三篇。因此本文所探讨问题均以此三篇赋作为对象。

一、时代文学的烙印

在经历了秦末战乱、楚汉战争之后，汉王朝可谓是在百废俱兴中建立起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1]足见当时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经历了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之时，汉朝经济已经非常发达，“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2]武帝继位的最初几年，尚无对外的大规模战争，也未进行大规模的巡游或是求仙活动。在政治上削藩集权，文化上的尊儒，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汉王朝空前强大。在这样的一个盛世之下，正需要文学的最强音与之相符。与“不好辞赋”的景帝不同，武帝在读完《子虚赋》后感慨“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于是，司马相如进《天子游猎赋》，一个时代的文学范式就此出现。

《天子游猎赋》开赋篇之长轨，创作上的求大求全正契合着这个时代正在上升的大一统帝国的时代脉搏，司马相如自己亦说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3]这其中“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多么的相似，不过一在文学一在史学罢了。而内在的原因则或是每个文学家润色鸿业的“立言”愿望。此赋作主题，一是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一统，另一个则是对武帝的劝谏。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武帝并未穷奢极欲，所以《天子游猎赋》更像是司马相如几年的梁园生活见闻后对武帝提出的告诫之意。而在这之后的所作的《哀二世赋》劝谏意味凸显出来。与《天子游猎赋》长篇极轨不同，《哀二世赋》是一篇不足二百字的骚体赋，与大赋的主铺陈相异，骚体赋更重抒情。通过批判二世的“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 信谗不宿兮，宗庙灭绝”，背后直指当朝的武帝。少了“文学侍从之臣”的谄媚，多了一份“朝臣”的担当。至于其晚年所作的《大人赋》，虽欲讽谏武帝好神仙，结果适得其反：“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大赋的文体缺陷掩盖了作者的创作本意，这是一个时代，一朝文学的失语症。

因而我们不难看出，司马相如的汉赋创作主旨伴随着时势的转变而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但始终未脱离“君臣之义”。这也正是司马迁很早就指出的讽谏内涵：“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4]

二、“劝百讽一”与“诗赋欲丽”

两汉年间，辞赋家的地位相当低下，有类倡优。这在两汉赋家的评论中亦有提及，“不通经术， 诙笑类徘倡， 为赋颂， 好娘戏， 以故得蝶默贵幸。……自言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乃徘， 见视如倡。”[5]观之司马相如，其一生中的官职也不过是“郎”、“令”，地位低下，如挂闲职，与公卿士大夫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作为创作主体，司马相如在给汉武帝献赋之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汉王朝的强大给文人带来“润色鸿业”的外在动力，但却限制了文人们的创作思维。

汉朝经学鼎盛，儒学一统，先秦的诗教美刺传统依旧影响着汉代文人。赋作为“古诗之流”“原本诗骚”，在经典的诗教传统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固然会带着这个时代文学批评的色彩。司马相如本人又是不愿做阿谀奉承之徒――“故其仕宦， 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 常称疾闲居， 不慕官爵。”因而，正是在这两种矛盾的需求之中，才出现了“劝百讽一”这种奇特而矛盾的现象。这是一个时代的囹圄，对于司马相如亦不能强求。

汉赋之所以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恐怕不在其“讽谏”这一层面。对比司马相如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谏猎疏》与《哀二世赋》作于同时，疏、赋这两种文体的功用在此区别得相当明显。参与政事，发表议论更多的是要通过论奏疏议这些应用问题来完成。而赋承担的更多是文学、文章层面的功用。而对于赋文学层面的评价，从司马迁“虚辞滥说”，扬雄“文丽用寡”，到班固的“润色鸿业”，论及的都是赋的社会功用。直到曹丕的《典论・论文》谈及“诗赋欲丽”才真正给赋以文学层面公允的评价。赋之所以为赋，正是因为“文丽”，正是因为“虚词滥说”，如果把这一“劝百”层面否定，赋也变失去了它的特有魅力。

三、功利与审美矛盾下的广美兴象

有学者论及，司马相如之于汉赋，犹如屈原之于楚辞、杜甫之于七律。作为汉赋的奠基者与集大成者，影响其创作的因素或在于此三个方面：文学自身的发展、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环境以及司马相如本人的人生境遇。后两个因素在上文已有论及，此不赘述。

关于汉赋的源起，现在学者基本认为是“多源论”：班固的“古诗之流”说、刘勰“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说、章学诚“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说。从中不难看出汉赋与之的源流关系。诸如汉赋中的“虚设宾主以问答”与《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与女、灵氛、巫咸的问答，与《战国策》中策士与君王的问答有明显的继承关系；汉赋的浪漫夸张对于楚辞的因袭；汉赋的铺张扬厉对于战国策士的模仿，等等。在此可举《战国策》中苏秦的一段话作为对比：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

这一段描写，足以启发后世赋家的创作思维，方位叙述、类别叙述这些汉赋家常用的行文方式都可在此找到影响痕迹，并在此基础之上发扬光大。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汉赋之前，汉赋本身具备的诸多要素都已在其他的文学体式中存在，为汉赋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文学本身的基础。

至此，在前代文学的滋养下，在对现实功利主义的权衡之中，司马相如以自身的卓绝天才开始了汉赋的创作。

【参考文献】

[1][2][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