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命运与心性智慧

在时间的长河中，世界上任何一种消亡和正在消亡的文明都不可能重兴，而只能以一种文化生命的质素，置于新文化的肢体中，这也许可以称为“文化复兴”，而不是“重兴”。

几蒙洗劫的古埃及金字塔，空自矗立的古希腊神庙，慨叹着昔日文明的失落，诉说着昔日辉煌的不再。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亚述……没有一个能够逃逸时间的冷酷裁决。

那么中国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其内在丰盈的生命力已被宋教所规范。明清时代的成就，已不能使我们骄傲。如今，在世纪转换的节点上，“文化重兴”已无可能，“文化复兴”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文化创造”。

背靠虚无还是面对虚无

20世纪曾是一个怀疑的世纪，一个信仰悼亡的世纪。“怀疑一切”会让人感到背靠虚无而疯狂，而自杀。九十年代初中国诗坛在海子、戈麦、顾城自杀后，先后有十几位诗人赴死，以头颅和鲜血撞击着死寂的文坛。

背靠虚无会导致生命出轨，但现实中并非所有背靠虚无的人都会自杀。背靠虚无只是自杀身死的充分条件而已，而不是唯一条件，更不是唯一选择。人们还可以去追求别的，诸如醇酒、美人、技艺，甚至可以寄生来世，以求超脱在世的烦恼和苦难。

我常想，也许在“金钱神话”抽空生命和世界“意义”时，在人已抛弃了思的根基和人之为人的理想之时，精神品质就已然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心灵日渐虚脱，无所寄托，无所依持。生存的恐惧仅限于对被“炒鱿鱼”的恐惧，而不是生存意义失落的恐惧。这种意义空虚使人的精神、心理、肉体都更致命地呈现出病态，从而加速生存意义的“空洞”，并使那些索求意义而失重的人，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死亡。

今天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这颇有些像是“棋”，可调“世事如棋，人生如子”。棋盘也是一个迷惘的世界，当今世界不似“手谈”的围棋和“角力”的象棋，而更类不入流的军棋：没有一个终极目标（夺帅），没有一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策略，起手时盲目翻开棋子，纯凭运气，博弈时只以碰、撞、换子儿为主。走错了方向也没关系，再回来，万一碰对了就赢了。人们在盲目的游走碰撞中忙碌，以忙碌无聊来消蚀思索的时间，从而忘却灵魂的存在状态，因为沉睡的灵魂不会感到虚无。

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不背靠虚无，而是面对虚无，超越虚无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我们在荷尔德林、梵高、海明威这些自杀的天才，和海子、戈麦这些自杀的诗人面前垂下我们的头颅时，我们仍要r起我们的心魂，向那些思考命运并最终击溃虚无的伟人们表示敬意：那处于极度痛苦而最终在菩提下开悟的佛陀没有自杀，伟大的承担命运的苏格拉底也没有自杀，处于极度艰难境遇的帕斯捷尔纳克以一部《日瓦戈医生》战胜了死神，而遭受大辱的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洗尽了耻辱而名垂青史。这些伟人，面对虚无并超越了死亡。

面对虚无，击溃虚无，不要为自己的自杀去寻找依据，而要为自己为他人的诗意生存寻求意义和理由。生存是一种境遇，更是一种态度。我们必须正视生活，面对苦难中的虚无，呼唤人性的关怀和具有生命激情的作品，使我们面对“死”而更深地体味“生”，并在哲人的智慧赋予意义的作品中去懂得虚无不会击垮我们，我们不需过多的诗人自杀为虚无作证！生存需要勇气，而死只有献给“道”才是合理的，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这个世纪转折的历史节点上，从源于生命根底的内在精神危机中走出，从背对虚无的无力感和脆弱性走出，真实而坚强地活着并清理民族和个人的“历史记忆”，才能从“生命的刀锋”走向“思想的大道。”

“言道”还是“体道

无论是倡导“忧道不忧贫”、以“仁”作为“一以贯之”之道的孔子，还是强调“道可道，非常道”的老子，或者是独标“体道”之说“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的庄子，都将“道”作为其体悟天地人的核心之境。

世人常以儒道并称，儒家传统尽管时有所断，但大体上领两千余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深知其道知难行亦难，故不语“怪、力、乱、神”，而多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伦理，仁者爱人。但纵有仁爱之心，毕竟是日常人伦，穿衣吃饭之事，是形而下的形式。只不过讲生活之“实”时又不离道之“虚”，而是一方面“吾道一以贯之”，另一方面，又始终不以言害道。孔子对言说的边界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使自己处于人道与天道之间。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以看作一部《论语》的主旨之所在。

而老子考虑的是形而上的本体，即力求去掉日常生活的理性思维和言说方式，去掉常人的“智”而回归本性之道。这种诉诸生命体悟之道，是通往终极的超验之路。

世人以老庄并提，然而老子却有他不可言的大智慧，正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种大智本出于“治国”方略，老子所着五千言，体现了时代颓败之中尤思安邦之策的心志。而庄子之智本于“治身”，其处世的险恶使他赞“处于才与不才之间”，全身远祸，独善其身。在其“心斋”“坐忘”的纯精神境界中，当然可以为文恣肆，具有夺人之美了。“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楚文化的浪漫风神让人血脉贲张，心旌摇动。这种心灵神游般的雄壮阔大与老子清明冷静、务实治世的“总揽”有不小的差异。

老子大约不会追求几千里长空展翅的大鹏，相反，他无意于庄子式的“宏观”而独钟情于“微观”，坚持“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观世角度的一小一大，反映出两人心性志向之别。所以老子祟尚的是“小国寡民”，而庄子追求的是齐是非、齐大小、齐死生、齐贵贱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至德之世”。不妨说，老子以小见大，以一驭万。在他心目中，人生如白驹过隙，那么个人一时的名利何足道哉？世人所孜孜以求的现世蝇头名利，在老子无边的胸怀之中.不过是一粒沙尘，微不足论。老子在行动上追求“无不为”即“大为”之境，从而获实践上的真自由。而庄子好说“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胸中天地固宽，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然而这“大鹏”却不能不借风冲霄，难以摆脱世累，而终难达到不受时空限制而“游无穷”之境。

人仅六尺之躯，近百年之寿命，纵有家财万贯，不过日食三餐;纵有广厦百间，不过夜眠一榻;纵有惊天伟业，死后不过盛一尺之匣。那么，何以时时狂傲欺世并“只有功名忘不了”？外在的“名利”二字使多少人忘其本性而身败名裂，又为世间添多少征战杀伐。回首看，孔子重名不重利，并且“名”不是当下走红的暴得大名，而是“名山”事业，青史留名。故他周游列国，述而不作，弟子三千。老子知足常乐，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讲求“功遂身退”，如此可获千古“常名”而不是昙花一现的“非常”之名。所以，老子注重养生积“德”，明“反者道之动”“冲气以为和”之理，可以说是养己得道;而庄子深知乱世生死之苦，所以既轻利也轻名，讲求顺世应俗随遇而安。他认为名利大小，寿命长短没什么差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所以反对活得太累，主张游戏人生、逍遥自在，无以名之，姑且称为“克礼复已”。

作为中国哲人整体，他们为人们的“道”的选择和生命之路的拓展留下了知与行的踪迹。在这一喧嚣的季节，面对这“不朽的静默”，重读“道可道，非常道”，深深感到能说出来的道，已不是道体本身。作为无论是“钝根人”还是“利根人”的我们，只有在体悟中缄口不言，凝神静思。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断绝、言语中断的困境。其实，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象罔得珠”，都指出道之所在和求道之路并不在生命之外的语言操作上，而在生命自性本体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去欲除利”的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