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时代:建立作品的中国精神

时代风云多馈赠。这大约要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一段话来加以描述：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那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一个智慧的年头，那是一个愚昧的年头；那是一个信仰的时期，那是一个怀疑的时期；那是一个光明的季节，那是一个黑暗的季节；那是一个希望的春天，那是一个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狄更斯描述的是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各国的冲击和影响。移用到当下的中国，也是非常合适的。我们所身临的时代，的确是历史久远的中国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五千年难逢的风云壮阔的大时代。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时代的剧烈转型和激烈动荡，为作家提供了空前的创作素材和人生经验，提供了产生时代史诗和宏大叙事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杰姆逊在为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写的序言中说，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启蒙主义乐观承诺的时期，人们可以按照人的想像和规模去征服自我，重建社会秩序；第二个阶段是技术发明浪潮的到来，现代文明的负面效应开始呈现，对现代、未来和进步等观念充满怀疑时代的开始；第三个阶段是现代化社会全面实现，后现代主义兴起并将曾经伴随着各种各样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视作老套过时的历史阶段。在西方这一进程从卢梭开始曾经进行了200年的现代性反思，在日本这一进程却压缩为一个世纪，因此，杰姆逊指出，“柄谷行人著作打动我们的主要理由……在于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日本现代化的实验室。在此我们可以用新颖的慢镜头方式，看清我们自己的现代化特点。”詹姆逊指出，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明治维新，成功的明治维新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失败的明治维新则是同一时期民权主义运动的失败。正是这种民权运动的失败，带来了日本文学的新质，也造成其内在的低迷。这样的论述，让我们对当下中国的多重叠加的时代特征有更好的理解。从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曾经创造过农业文明的辉煌巅峰的东方大陆型国家，要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乃至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自救自强，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现代性话题中的应有之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日本相比就其标志性的事件即与百日维新、明治维新而言，比日本启动更晚，被压缩到更为短促的时间段落中；而且，百日维新并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康梁变法的失败，进一步地加剧了中国的凋敝和衰败，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进程。因此，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和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从此以降，直到当前正在展开和深化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进程，鸦片战争以来的160余年，在中国大地上，追求现代性的步履格外的艰难，充满了丰富的悲剧和喜剧，展现出壮烈的社会的和心灵的搏斗，各种现代性要素的重叠和交织也更为丰富复杂。在古老的东方大陆，中国被迫进入现代性进程比日本更晚，在英美法等国曾经较为从容地展现的数百年间现代性三个阶段的更迭，在百年中国历史中以重叠和超越的姿态展开，由于空间的辽阔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度不平衡，其表现形态更为丰富复杂，摇曳多姿；尤其是当下，市场经济时代的丰富性复杂性，它对社会生活和欲望释放的强烈刺激造成的加速度运动，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以各自的方式和样态，为人性的考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聚光镜和放大镜。这就是中国文学面对的繁复的现实，也是中国文学需要处理和创造的历史―现实隐含的魅力和独特性之所在。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已经完成，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边际得到明确的界定，社会的延续顺着时间向度自然展开，因此，在“上帝之死”、“人之死”之后，西方学者可以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但是，在百余年来中国的进程中，直到当今的时代，历史这一超级能指对每个人的生存状况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还是在市场经济兴起的今天，社会环境、大众心理和政治决策对个人命运乃至社会阶层的支配性，都是鲜明昭彰的。我非常赞赏余华写在《兄弟》封底上的一段话：“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40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在海峡的另一边，早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作家尉天骢在他主编的《文季》上就曾经宣称：

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他必须面对封建社会残留的病根，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带进的/殖民地流毒，/来矗立起自己作品中的中国基础；/他必须面对中国民族的苦难，/从事反抗专制集权，和/恐怖政治的战争，/来建立自己作品的中国精神。/因此，/他不再是一个书斋里的作家，和/这个社会上的享现成者；/他必须走入社会，/铲除自私，/关心别人，而且要/不断地在现实中学习，/学成为一个/中国人。20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他遭受的挑战如此之多！

多重社会矛盾和精神困惑交叠在一起，社会舞台和心灵世界的冲突与挣扎、绝望和希望、灭亡和再生、裂变和觉悟、恐怖和反叛，高度密集地凸现在现实生活之中，东海西海，古代现代，革命改良，男性女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充满了喧嚣和嘈杂。如果说，梁启超和鲁迅的时代，他们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满怀憧憬地探寻中国的再生之路，那么，在21世纪的初年，这一憧憬已经在中国全面展开，已经充分地展现其内在的矛盾和惶惑，而且，今天的人们所占有和运用的思想理论，也比前人要丰富和成熟得多，可以说，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的制高点上了。21世纪的中国作家何其幸运！

古人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从中国的历史进程与中国的文学演进来考察，这一点也是屡屡得到证明的。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往往相应产生文化和文学创造的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和汉初，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左传》《史记》，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高峰。三国水浒、金瓶红楼、西游儒林，则为行将消亡的封建帝国时代留下了最后的余晖夕照。广而言之，巴尔扎克和雨果，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敏锐而深邃地把握了大转型时代的精神命脉，才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文学高峰。丹纳评价说，一心想圆他的贵族梦的巴尔扎克，他的写作心态，就像一个趴在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沙龙的门缝上偷窥其间的贵人迷，对他所描绘的上流社会风情充满觊觎之情；巴尔扎克的浩瀚创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稿费还债（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巴尔扎克因为办印刷厂和投机商业所欠的债务才得以还清），和维持他的奢侈的日常生活（他对贵族生活的模仿和挥霍无度）；但是，由于他的“内存”的丰富和质量之高，由于他对追逐金钱和贵族生活的感同身受，巴尔扎克的作品，却是为社会转型期的法兰西社会描绘出大规模的历史画卷，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宏伟的经济实力支撑下生气勃勃地闯入贵妇人沙龙、并且取日渐没落的贵族阶层而代之成为沙龙新主人的世代更迭，做了精彩绝伦的书写。

文坛孱弱少精神。时代对文学的馈赠千载难逢，社会生活的万花筒在剧烈地旋转，历史与现实、欲望与良知、都市与乡村、欢乐与悲哀、崛起与低回、迷狂与彻悟、传统与现代（后现代）、活力与悖谬等等，都在以空前的速度撞击、交汇。但是，文学对时代的回馈，却无法令人满意，我们至今也很难见到那种把握历史的沧海横流气象、在空前严峻空前复杂的环境中拷问人性塑造典型的优秀作品。如何把握时代的命脉，如何强化对时代和人性的深入理解，是当下作家的最大缺憾。在当下，无论是展叙百年中国的风云跌宕，还是对当下社会的巨大转型进行艺术勾勒，都需要有把握历史脉搏的高度，需要有观照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制高点。当下的许多作家，有了较多的艺术实践，对文学的基本技能素有训练，写到如今，完全是在进行内力的比拼，眼界的较量，襟抱的展示。就认识和表现社会生活而言，百年中国一直是处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出发，“上穷碧落下黄泉”地寻找民族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付出了沉重万分的代价，却仍然在艰难前行。在此过程中，社会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传统、民情风俗、价值判断都处于空前的动荡之中。也就是说，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相互激荡、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时代的主调，并且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特色，也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异彩纷呈，变化多端。正如黑格尔所言，在这一进程中，许多时候，不是善良愿望，而是恶和，构成了历史前进的推动力。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浓缩了也强化了中国自身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巨大矛盾，道路的艰辛、苦难的积淀和寻找的顽强，世所罕见，这样的现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经验”，它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完全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伟大作品。但是，无论是血泪酿成的苦难还是历史吊诡的螺旋，从创作素材到不朽巨著，都不会自动进行转换，都需要作家的深邃目光和透辟思索，把富矿炼成精钢。但是，我们目前所见，作家的思想质量，却是非常苍白乏力的。就拿最近的30年来说，我们不吝于称赞某一位作家富有“思想性”，也曾经因为市场经济时代拜金主义导致文学的平庸和媚俗而对负有道德承担的作家予以激赏和推崇，但是，比较起时代的馈赠来，这种“思想性”、道德感，仍然难以遮掩其有限性和浮夸性。因此，水积之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我们仰慕鲁迅，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懂得中国，更富有对中国经验的体悟和反思。我手边正在读陈映真，他对于大众消费时代的“消费人”的分析，就远远超出了直观的道德的义愤，具有着透辟的理性批判的穿透力，为诸多大陆作家所不及：

相对于此前的消费人的欲望抑制，今之消费人是经过欲望解放的人，以对货财的欲求、持有和享受为人生公开的目标；相对于此前人们之善于和易于满足，今之消费人生活在“欲求――满足――欲求”这种对于消费品不知餍足的饥饿感的循环之中，终日碌碌忙忙，向着无止境的消费狂奔；相对于此前人们之保留了人的创意、冒险性、野心、甚至反抗、吃苦这些能力，今之消费人为各种丰裕的商品和物质所饲养，至于驯化为无梦、无力、无性的人种；相对于此前人们对于他人抱有丰富的人间连带――关怀、同情、为他人不幸而不平、无保留的爱、帮助、退让、牺牲、奉献……这些使人的生命更为丰裕的性质，今之消费人在商品和大众传播、广告业控制下，变成一群消费各种商品的工具，失去思想、同情、创造、爱和愤怒的功能。（陈映真《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学家和文学》）

我们不乏对市场化时代的负面效应和精神颓败持批判态度的作家，但往往是情感遮蔽了理性而未能深入思考。陈映真的思考层面和批判深度，在大陆作家的作品中甚为罕见。再讲到创作，今日大陆的跨国公司、全球贸易、与世界同步的发达程度令人惊叹，商贸大厦、高档写字楼在大都市里构成新的风景线，可谓时代的最新景观，但是，除了全球性的钱与物的流通，它们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却鲜有作家关注和探寻，更没有陈映真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那样从精神、文化和个人信念方面进行的冷峻剖析，从东亚诸国经济与美日经济的关联性依赖性入手，思考“第三世界文学”的创造。这恐怕不仅仅是因为生活经验的缺乏就可以推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