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实践\群体实践与辩证经验的建构

[摘要]《辩证理性批判》是萨特晚年力图实现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著作。在这篇文献中,他一方面讨论了个体实践的惰性转化和物化的社会场域的构成,另一方面,他认为在这种惰性实践中具有向创造性实践转变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转变契机中,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形成了内在同构关系,推动着辩证经验与辩证理性的形成。这是辩证法得以建构的基础。

[关键词]群体;辩证经验;辩证理性;总体化

[中图分类号]B505;B5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1-0003-04

在《辩证理性批判》中,萨特以大量篇幅讨论了惰性实践与物化社会场域的形成的内在关系,在这种物化的实践场域中,人们不可能形成对社会的辩证经验,更无法建构反思性的辩证理性。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与这种惰性实践相对应的就是集合体(collectives),这是以物为中心的总体。[1]对于萨特来说,其理论意图是要超越这种物化的社会结构,以实现对辩证经验的重建。这种辩证经验的建构何以可能?萨特认为,虽然惰性实践体现了集合体的建构,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内在压力可能导致一种新的关系结构的形成,即群体(group)的形成。群体体现了个体的自由实践和实践的创造性,是对集合体的否定。在群体中,个体的实践摆脱了惰性和“我”的无能状态,并在个体的实践建构一种积极的多元复合关系。只有在这个全新的基础上,才能建构出辩证的经验。

一、从集合体到群体:外部压力与总体关系的转化

在萨特看来,群体源自于集合体,它既有集合体的一些规定,又体现了对集合体的否定与超越。从集合体到群体的变化,是一种物质性的变革,因为集合体本身是以物为统一性的存在,而群体则体现了个体之间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在集合体内部是不可能的。“在集合体的维度上,实在是根据它的不可能性来确定自身的。实际上,我们所谓的实在性的意义在原则上是被禁止的。因此,当不可能性本身是不可能的时候,变革发生了,或者说,当综合的事件揭示出变化的不可能性是生活的不可能性的时候,变革发生了。其直接的结果是,如果想继续生活,就需要超越这种变化的不可能性。”[2]对于集合体而言,群体是一种不可能性,但群体的产生正是让不可能性成为可能性,个体不再处于外在的孤立关系中,他们有对事件的共同要求。但个体如何能从系列与集合体中超越自己,以促成群体的产生呢?

萨特认为,群体的形成,首先是对系列的否定。在集合体中个体处于相异性的外在关系中,即系列中,他们相互模仿着他人的行为,在自身中作出对这种行为的反应,这是一种既逃避自己又逃避他人的行动,是惰性实践的重要特征。但当这些活动受到外部压力,而这种压力又塑造出对个体而言的共同的反对对象时,就易形成否定系列的机构性群体。比如当某个村庄受到土匪的袭击,人们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时,村庄中的个体存在方式,就从过去的集合体转向了机构性群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集合体中也存在着形成群体的契机,这种契机需要外部的压力来引发。另外,这种压力也可以来自于集合体内部,比如在革命活动中,敌对的反革命的力量是惰性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集合体内部具有“群体”性特征的力量压力,使另一部分集合体的成员组织起来,形成群体。在这种情况中,每个个体都呈现出一种新的方式:它既不是作为个人,也不是作为他人,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个体呈现出来,这是相互性的重新内在化,正是这种内在化,才为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当然这个新的东西,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它体现了集合体的解体过程,但还处于无定形的状态,是处于合并中的群体。萨特将形成群体的契机时刻称之为“世界末日”(Apocalypse)。“在系列关系中,作为系列的理性的统一总是在别处,而在世界末日中,虽然系列性作为即将消失的过程至少还存在,甚至它还可能重新出现,但综合统一却总是在这里。”[3]在合并的群体中,外部的压力变成了一种群体内部的规定性,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行动,这是对惰性实践的逆转。

在惰性实践的场域中,个体的自由实践被异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异性关系。作为联系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纽带的,是消极的物化力量,萨特称之为既定物对个体自由实践的控制。惰性实践的集合体是一种物化结构,也是一个物化的总体,即以多元复合性的系列关系为基础的矛盾总体,个体的存在与个体的自由实践之间、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物化环境之间的关系都体现为一种矛盾状态,并体现为既定物所控制的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在这里,统一存在于个体与他者之外的第三者,自由的关系在这里消失了。在系列中,第三者构成了异化总体结构的中心点,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发生在孤独的个体层次,而是作为已经总体化的总体的这种已成形的事物。受第三者控制的个体,已无法将自己同他人区别开来,正如当犹太人被当作劣等人来加以消灭时,个别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已不再重要,他们都是作为第三者关系即一个总体来对待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无法个别地反对这种屠杀行为,他必须作为被总体化的总体的具体部分来自卫,每个个体没有别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团结众人的行动摧毁总体化的总体力量。在反抗这种具有威胁的总体力量时,个体虽然还处于一种与他人的惰性关系中,但由于他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群体中,使自己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共同的、有组织的、有目标的行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个体意识到应该自我控制,使手段和目的相配合。这是从惰性活动到群体行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是自由的,但这个变化又不是个体的有意为之,“在这个时刻,他是独立自主的,也就是说,通过实践的变化,他成为共同实践的组织者。这并非因为他希望自己这样,他只是变成了这样;他在自己的逃避中实际上实现了众人在他之中的实践统一。”[4]这是“我”参与其中的总体化过程,群体并不是存在于我之外的客体,而是个体行为的共同体结构。个体构成了群体活动的条件,群体从个体活动中建构出来,个体与群体、群体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构成了一种内在性的相互关系。萨特将群体看作一种三元关系,而不是一种二元关系。二元关系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直接的相互关系,而在群体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通过第三者实现的,但与集合体形成中的第三者不同,群体的第三者体现为一种总体化的共同结构和行为,每个人都对其他人的相互性进行总体化,在这个相互总体化的过程中,群体构成了这种关系的实践环境,萨特称之为“中介相互性的人类关系”。“这种中介是双重的:它既是第三者之间的群体的中介,也是群体和其他第三者之间的每个第三者的中介。”[5]中介是一种群体关系的规定性,它不再是惰性实践中的消极中介,而是积极的具有转化作用的中介。

中介的转化作用创造出从系列向群体转化的契机。第一个契机在于从崩溃的系列化中转向群体的共同行动,这是在集合的总体化时作为第三者产生的。比如受到敌人威胁时的个人逃跑,这是系列化惰性实践的结果。但在逃跑过程中,个体看到了另一个共同体,即抵抗群体,通过对参与这个群体的风险的估计,个体加入到这个群体之中,成为抵抗群体中的一员,这就是从系列崩溃中走向另一个第三者的过程,群体构成了这个过程的中介,推动了个人的总体化。与个人在集合体中的无能相比,参与到群体之中使个体获得了能力,即第三者作为个体的能力来到个体那里。在集合体中,也存在着第三者,但这是外在于个体的第三者,是已定型物的先验统治,而“在群体中,就我将另一个第三者和他者一起总体化而言,它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客体意义上的第三者,即一个超越我的第三者。作为个人,他超越我而走向他的计划,正如我超越他一样:这是普遍的相互性。”[6]这种相互性并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外在的相互作用,而是内在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时第三者也不是外在的统一体,而是被我内在化了,我并不在作为他者的他之中,而在作为我的他者之中来理解这个对象。这种中介结构的存在,就在于它不是一个外在的既定物,而是一种实践,一种行动,在行动中我希望把自己加入到共同实践之中去的,自由成为这种群体实践的根本特征,也是这一第三者的根本特征。在自由的行动中,作为行动结果的对象化,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控制力量,而是内在于个体的自由实践之中,这是多元复合关系的内在化。第二个契机在于,由于每个第三者都会成为群体和任何其他第三者的中介,这使得个体不是在孤立地行动,而是处于众人的行动之中,个体是作为一个因子介入其中,在总体化过程中形成共同实践,实现有调节的总体化。正是在这两个契机的作用下,集合体转向为合并群体。

二、合并群体、共同实践与个体实践

在合并群体的共同实践中,众人把外在的压力变成内在的积极的力量。对于个体来说,他的实践既体现了自己的内在性,又通过他旁边的他人作用于自己,当个体遇到他人时,个体也会以他人的方式一样行动,将自己和他人都看作是总体化过程中的个体。个体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一种复杂的多元复合关系之中,并将这种外在的多元复合关系确定为群体的内在结构,个人的自由实践通过总体化的情势,在被总体化的客体中由每个人对象化为共同的自由实践,并通过总体化来体现自己。在群体的共同实践中,实践的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我,而是表现为作为内在化多元复合的我的自由的普遍存在,是多个“我”的统一。自由既是个体的独特性,又具有一种普遍的规定性,因为这里没有超验的第三者的统治。总体性也不再是个体之外的强制性力量,它被体验为一种在个性之中、依靠个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一种实践维度。

这并不是说不存在外部的物质环境,而是说这种外部的物质环境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发生作用,外部的力量已经统一于实践过程之中。在共同实践的辩证作用下,总体目的统一了惰性实践,并推动着客体的总体化。合并群体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这是一种在外部压力产生下的共同行动,即当外部压力消失时,群体可能就会解体。为了防止合并群体的解体,就需要一种东西起到联系作用,这就是誓言。“在盟誓行为中,第一个环节是通过中介了的相互性让多数他人宣誓,也就是说,这是为了确保自己能杜绝人们作鸟兽散的可能性。宣誓的第二环节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中的自己的伤害。”[7]誓言虽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制性,并对第三者起到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的基础是暴力,即对违背誓言之人的处罚,从而将个人的恐惧转化为群体的恐惧,因此誓言的结构是“博爱―恐怖”。但由于誓言的存在,合并的群体具有了过渡到有组织的群体的契机。

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誓言虽然保证了群体的内在一致性,但如果群体只是处于这种状态,它不是会停滞不前吗?如果合并群体停滞不前,就无法继续总体化以摆脱临时性的状态。萨特认为,誓言是重新建立变异性的基础。按誓言建构起来的群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形成了共同个性,但由于这个目标还具有一种抽象的特性,这决定了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群体具有变异的能力,即成为他人的能力。这种成为他人的变异性与系列中的他人是不同的。在系列中,他人是一种外在的规定,我们不知他人何以是他人,而在誓言中,他人是根据与实践一致的规划来确定的,他人与我处于共同实践之中,在这里,行动和理解取得了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誓言是能动的施动者之间的一种相互性的内在关系,这种相互性不只表现为在场的两个人之间的联系,也体现为不在场的群体内部的个体之间的联系。

群体具有共同的目标,在共同目标的促动下,个体行动借助于工具以及获得的能力、权力等,通过对象化自身走向更高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异化的形式,但这种异化的形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实践的自由。“实际上,这种异化只是一种表象:从共同权力出发的我的行动指向共同目标;权力的实在化和实践的对象化的特点的根本契机,是自由的个体实践的契机。但是,异化将自身确定为共同权力和共同目标之间的短暂中介;它在客体中实现自身时,为了正在完成的共同对象化,不仅将自身作为有组织的行动来废除,而且这种客观性的废除使它发现了共同实践。”[8]这是一种朝向自由的异化。这种实践结构既体现为一种分化的过程,同时又体现为一种综合的过程,通过进一步的分化使有组织的群体得以发展。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萨特区分了总体与总体化,总体是已经固定了的东西,这是一种惰性存在,而总体化则指向多元复合过程,使个体通过共同实践走向对象化。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已经固定了的总体,这就是“异化”,但这种“异化”是总体化过程的客观基础,这是萨特将群体实践中的“异化”看作是走向总体化的必要条件的原因。在萨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核心问题是共同实践与个体实践在群体之中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尽管也存在分化,存在某些惰性的特征,但在发展的过程和前景中,它们是内在一致的,两种实践之间得到了相互的理解。这是何以可能的?在萨特看来,这需要对理解进行界定。他认为理解并不是一种沉思性的直觉,而是存在于实践之中,它根据在实践场域中的行动来定位自己,所以理解处于直接的实践关系之中。这也意味着共同行动和个体实践呈现一种真正的同质性。如果共同实践的结构和个体实践的结构不是同一类的,个体就无法从群体的总体化实践出发来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共同行动,也无法理解自身之外的群体的共同行动。虽然群体也具有一种超个体的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化力量发生作用,它必须通过个体的自由实践才能实现自己。从个体实践的角度来看,就是将外部客体总体化、群体化,把内在化多元复合的统一看作达到自己目标的手段,这样才能把共同体真正地内化于自身的实践之中。这不仅是一种人与人关系的内在化,也是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内在化,是人、物、工具、环境等各种关系的总体化,这是个体实践群体化的过程。在萨特看来,群体的这种实践是一种新的实践,他称之为“有机实践”。

有机实践是指个体在实践过程中对自己所负有的共同任务有着明确的了解,并将共同任务在个体实践中对象化,总体关系的结构构成了个体行动的内在结构。在有机实践中,虽然存在着个体的相异性,但相异的个体通过他的实践行动重新构成同样的人,因为这种行动对于这种内在化的多元复合性来说是同样的东西。这既不是形成一种超有机体的东西,也不是将多元复合性重新分解开来形成一种集合体,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使相异性的个体变成同样的人,消解任何由相异性导致的异化。由于个体在总体化中被一体化了,个体的活动建立在同一个总体计划的基础上,所以个体的自由变异不会转化为惰性关系,反而构成为总体化过程中的积极自由。在这个过程中,群体的实践使自身不断地走向总体化,实现群体与个体之间的深层相互依赖关系。

这种相互关系具有两个层次的影响:第一,这种相互关系统一于社会并通过加工物质的中介而产生出来,其不断地总体化使群体具有世界的深度。第二,由于群体想利用当代技术和工具同惰性实践的扩散力量作斗争,它就更需要在自身之内产生中介、控制和检查等组织机构,这些机构的主要功能是建立次群体之间的联系,这使得任何任务的完成都以组织为中介,并不断地得到自我反思和修正。这种修正既可以通过增加各个部门的劳动者之间的接触时强化一体化,也可以通过理论教育保证每个人对共同实践的理解,使每个劳动者在看到其他任务的意义时,理解他的功能的意义和重要性。这使得共同实践既体现为一种行动,又体现为一个不断发生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能走出惰性实践场域。组织化的共同实践一方面不断地对组织进行再组织,另一方面对实在化的客体不断地再总体化。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内在的自我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种自我理解,组织的再组织化和客体的重新组织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萨特说:“存在、行动和理解是一回事。”他把这看作是总体化的辩证理性的普遍性模式:“这揭示出一种普遍性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被构成的辩证理性,因为这种模式支配着对某种我将称之为实践―过程的具体实在的实践理解,因为这种模式既是这一过程的构建原则,也是我的理解原则(也就是说,是我理解自身的原则,也是在共同实践的基础上,展开实践过程的原则)。作为客体和作为被构成的辩证法的主体,群体产生于一种完全的可理解性,因为人们可以看到,惰性中的每个决定是如何在它之中并通过它变成反合目的性或反结构的;这种可理解性是辩证的,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实践的自由和创造性的发展。”[9]只有这时,个体与群体才能真正地成为历史中的主体。

三、辩证经验、辩证理性与辩证法的重构

按照萨特的思路,个体在群体实践中对自身、他人及外部环境的理解,是建构辩证经验与辩证理性的基础,这种辩证理性构成了辩证法的核心。这是以个体与群体实践的内在相互性为特征的辩证法,也就是他所理解的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

在辩证法的建构中,辩证经验构成了重要的起点。为了更加深入地讨论经验概念,萨特区分了总体性(totality)与总体化?穴totalisation?雪。在萨特看来,总体性是已经生成的结果,它不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惰性的、消极的存在。总体化虽然也表现为多样性的综合统一,但这种统一是正在进行的统一。正是总体化的作用,才形成了个体的社会实践场域,才造成了可理解性。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任何一个要素都构成了其他要素的中介,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总体的生成。总体化的过程与实践不可分离,正是实践的作用使一个总体从另一个总体中区分出来,形成新的总体化过程。辩证经验与辩证理性并不存在于总体性的场域中,而是存在于总体化的运动过程中。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则是这种总体化对认识的渗透,使认识过程总体化,认识变成了对存在论意义上的总体化的一种自觉,它本身就构成了总体化过程的一个契机。处于总体化过程中的经验,正是辩证理性视域中的辩证经验,即一种批判经验。

批判经验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批判经验发生于总体化的内部,它不是直接的感知经验,而是反思性的经验。第二,这种反思性的经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感知经验,而是具有总体化的意识结构。第三,批判经验是实现总体化的契机时刻。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个体的实践总会在特定的时空规定中凝结为惰性总体,但批判经验具有个体体验的独特性,个体在总体化过程中体验到痛苦、不满,这使得个人不得不检视与他个人命运相关的理智、情感和意志力,从而为新的总体化过程提供契机,从而将人从惰性总体中提升出来。辩证经验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上升为辩证理性。

对于萨特来说,辩证理性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理性具有如下特性:第一,辩证理性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综合理性,也不同于先验理性,辩证理性根据辩证经验和辩证知识来阐述可能的人类世界应该是什么。第二,辩证理性同时阐释历史现实的运动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的运动,并使得这两者可以相互阐释。因此,辩证理性能够将世界引入到理性之中,并在理性的辩证构成中实现对当下世界的超越。第三,辩证理性不断体现为历史和认识的运动,而且是一种自由的自我批判。只有在辩证理性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构新的辩证法。

相对于传统的辩证法,萨特强调一种构成性的辩证法。在构成性的辩证运动中,思想受制于既定的世界。但思想并不只是对世界的刺激与反映,而且是对世界的认识与计划。将辩证法只是看作外部世界的辩证法,萨特认为这是异化的人的异化认识,并将这种异化的认识推到了世界的普遍必然性这一高度。因此,如果存在着辩证法,存在着辩证理性,这种辩证理性应该是在人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他认为这才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真实规定性。因此,需要发现的是存在于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理性,发现实践内部的辩证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辩证法。萨特认为这种辩证法具有如下的特征:

第一,“作为合理性的辩证法必须向直接的、日常的经验开放,它既是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同时也是认识和确定这些联系的方法。”[10]这个界定与萨特关于哲学的理解是一致的,这是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这既是对教条主义辩证法的批判,也是对先验唯心主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还是具有黑格尔哲学的特征,即是从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出发来理解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自卢卡奇开始,就开始成为解释马克思辩证法的一种理论范式。

第二,存在与认识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作用意义上的肯定性关系,而且也存在着相互的否定关系,正是这种否定关系展开了辩证可能性的空间。承接上面的讨论,即存在不能简化为感知,那么存在对认识就具有否定作用,但认识又不是简单地服从于存在,它也否定存在,开启了批判存在的理论空间,也只有这时,认识才可能具有改变存在的既定情境的能力。

第三,辩证合理性必须被看作是必然与自由的辩证统一。萨特认可马克思哲学中人类只能在先前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创造历史的思想。在他看来,这是对人的制约,没有这种制约就没有历史的发展,但同时人又在这种制约条件下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没有人的创造性,这个世界对人而言,就只是一个梦。“一方面,人像服从敌人一样服从辩证法;另一方面,人造就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理性,那么这个矛盾本身就以辩证的方式存在,这说明,人必然受辩证法控制就像人造就辩证法一样,正因为他造就了辩证法,所以他才必须承受辩证法。”[11]可见,萨特反对孤立的个人,他讲的是处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个人,处于特定社会关系情境中的个人形成了一种总体化的运动,辩证法就是这种总体化运动的法则。

第四,辩证法体现的是一种物质关系结构。萨特区分了两种物质结构:一是个体实践直接所面对的物质关系;一是个体实践中面对的他人实践的物质关系,而个体与他人正是在这双重物质关系中相遇的。在这一相遇中,一个个体可能还是另一个体实践的客体。萨特在这里展示的是一种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主体际关系,因为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纽带上,还附带有更多的物质条件和其他因素,形成了一种较复杂的网络。个体的经验正是在这样的复杂网络中建构的。

第五,辩证法必须是一种理性,它必须证明自己是不可超越的可理解性。萨特将辩证理性置于崇高的地位,认为这是历史与认识的最高统一,但这种统一并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已经完成的,他总是通过个体的经验以及无数个体的具体实践在总体化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总体化的辩证理性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存在与认知的理性,它在总体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处于总体化进程中的个体能够获得一种辩证的经验,这是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经验,这种经验正是对总体化进程的理解。这种辩证经验在各个层面发展自己,以便发现实践的所有结构。结合萨特关于惰性实践的分析,萨特关于个体生存实践的辩证法体现出个体实践的内在否定性。由于匮乏的存在,个体的实践在直接的意义上成为惰性实践,与之相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系列与集合体,这正是个体与集合体在实践中的异化存在状态。但萨特同时也认为,在这种异化的实践中存在着重新回到总体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新回到个体的自由创造与群体的自由创造的历史过程中,这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主题。虽然同样是在讨论个体的存在境遇,但与《存在与虚无》相比,此时的萨特的确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成果,特别是关于社会存在的诸多思想。因此,他在讨论辩证经验与辩证理性时,更为关注个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认知建构过程。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克思历史性的认识论所讨论的核心点,即任何认识都有其历史性的情境规定,这是《存在与虚无》中所缺少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萨特的讨论对于加深历史性的认识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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