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经验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以及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ALMON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长期中，促进贸易规模增长最敏感的因素是金融发展的规模，而金融发展效率对出口结构优化的贡献大于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短期内，金融规模扩张是贸易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对外贸易的增加带动金融规模扩张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带动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金融发展；对外贸易；VECM模型；ALMON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0-0014-05

一、引言

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因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被视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随着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金融与贸易在区域内以及区域间的融合与互动关系日益突出，金融与贸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很多学者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Eaton和Grossman(1985)认为，当金融市场不尽完善时，将引起贸易干涉，所以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一国的商业政策。Kletzer和Bandhan (1987)从资金配置功能分析金融部门对贸易模式的决定作用， 他们立足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2×2×2模型基础上，把制度变量加进去，说明了在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善前提下，国家之间法律制度的不同和一国存在风险两种情况下的贸易流向所受的影响，证明了金融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比较优势。 Kiminori Matsuyama(2005)进一步细化了模型中的制度变量。Beck(2001)和 Beck (2002)分别从金融部门动员储蓄功能分析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和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Beck(2003)又从行业层面上做了多国多行业的实证检验，均得出了金融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结论。

近年来，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主要从金融因素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上来进行，而且以实证研究为主。主要代表有：白当伟（2004）系统地研究了从金融抑制到金融约束到金融发展各个阶段对国际贸易的扭曲或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在多个方面影响我国国际贸易，但经验数据不支持其结论。孙兆斌(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金融发展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张立军（2005）、齐俊妍(2005)、陈建国和杨涛（2005）、马静和王峰（2006）等分别从比较优势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关系，得出金融发展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对我国的出口和贸易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沈能（2006）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与国际贸易存在因果关系，以金融中介机构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但不存在因果关系。阳佳余（2007）基于1990－2003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我国贸易总体规模与贸易结构转变的影响差异，估计结果表明，与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相比，金融效率指标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区域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征。熊德平等（2007）利用1981―2004年间中国28个省级单位数据，通过面板协整分析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出口、进口贸易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上述研究使用的实证方法元素有：一是截面数据的最小二乘法分析；二是将截面和时序数据组成混合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三是时序数据的协整分析和因果检验。国外研究大多采用前两种方法，虽能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量化关系，但不能说明二者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国内研究多数采用协整分析，但都是基于时序数据的分析，受到时间样本数据偏少的制约，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不高。从指标的选取来看，现有的研究指标过于单一，例如反映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指标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不能兼顾。由于指标选取的差异和数据处理方法的制约，使得研究结果差异性较大，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的程度。鉴于此，笔者在进一步扩展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发展指标的同时，延长时间跨度，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7）三十年的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对外贸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的实证思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 利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确定时间序列变量的平稳性；第二，基于VECM模型协整关系检验，对时间序列建立VAR模型，利用Johansen检验，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确定各序列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第三，在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序列，建立多项式分布滞后(ALMON)模型检验长期关系；第四，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考察各序列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

二、金融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为了充分反映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笔者从多个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具体指标如下：

1. 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国际上通常用戈氏和麦氏指标从总体上衡量一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前者是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用“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衡量一国的经济金融化程度。后者是麦金农(1973)运用货币存量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常简化为M2与GDP之比。就我国而言，金融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货币化指标已不能反映金融深化程度，而应选用金融相关比率(FIR)来表示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戈德史密斯（1969）认为，一国的金融资产存量包括货币性金融资产和非货币性金融资产，货币性金融资产可以用一国的广义货币M2表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则包括全部银行贷款(L)和有价证券(S)，而一国的实物资产总量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近似表示。所以，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率可以表示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即FIR=全部金融资产总量/GDP=(M2+非货币性资产+股票市值)/GDP。本文使用的是FIR指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M2是某一时点值（期末余额），而GDP是某个时期的累积值，所以，为了减轻物价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应对上期末和本期末的M2求算术平均，再除以本期的名义GDP，即：

戈氏货币化率=（M2N-1+M2N）/2GDPN，N为年份；

同样，FIR=（FAN-1+FAN）/2GDPN。

2. 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效率的常用指标主要有两个：PRIV(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和SLR(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前者是衡量贷款运用效率的指标，能够很好地度量一国金融市场化的效率，而SLR指标是衡量金融机构将存款转换为贷款放出的效率，能有效检测金融机构的办事效率，在国内较为流行。但是SLR也只能体现金融机构信贷转换的能力，对款项贷出用途不能统计，也无法度量贷款回收效率， 且近年中国银行业改革，为控制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惜贷、不贷造成银行存款额增加大幅度超过贷款额，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SLR指标的体现能力。因此，PRIV与SLR能有效度量金融发展中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无法准确获得非国有企业贷款年末余额，所以本文采用最有代表性的信贷转换率(SLR)指标来度量金融发展的效率。

3. 国际贸易指标。国际贸易方面主要考虑两个指标：一是进口和出口之和占GDP的比重，即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称开放度OPEN；二是出口中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以及进口中制成品所占的比重。前者反映贸易开放度和贸易规模，后者则反映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由于在进口中制成品所占比重在改革开放后变化不大，所以我们选取开放度和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这两个指标作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指标，分别记为：OPEN和GYEX。

4. 数据来源。本文主要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7）三十年的数据进行金融发展与对外贸关系实证检验。1978-1979年外贸数据来源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7》，1980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1-2007》，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中，我国GDP、存贷款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金融资产总额数据来源于王广谦主编的《中国经济增长新阶段与金融发展》一书，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

本文所有计量分析均采用变量的自然对数形式(在变量名前加L表示)，主要原因：一是尽可能避免异方差性的影响，二是可以直接得到各种作用弹性，利于考察解释变量的相对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限于篇幅，省略原始数据，原始数据趋势图见图1，2。

（二）模型方法及实证

1.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由于本文中各变量均为时间序列，可能存在非平稳性等问题，从而出现谬误分析，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各变量间的准确关系，须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

由时间序列LFIR、LOPEN、LGYEX、LSLR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时间序列FIR 、OPEN、 GYEX、SLR经过取自然对数一阶差分平稳，可判定为一阶单整序列即I(1)（见表1）。因此，对这些非平稳的经济变量不能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他们之间的相关性，而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检验分析。

2. 基于VECM的协整检验。从ADF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本文使用的数据均为单位根过程生成，因此可采用Johansen的方法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析。为确保合理地确定截距项和趋势项等信息，首先对各种选择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的结果并结合实际综合考虑，选择检验类型有截距项和趋势项的协整检验，滞后期分别为1期和2期。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3：

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一个协整关系。LOPEN、LSLR、LFIR之间标准化的协整向量为：（1，-0.411675，-1.273505，5.070163）。由于单个参数估计值的解释是很困难的，同时意义也不大，我们这里就省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具体形式，只写出相应的协整关系式。估计出的LOPEN，LFIR和LSLR三变量的协整(长期)关系为（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LOPEN=1.273505LFRI+0.411675LSRL-5.070163（1）

（0.13910） （0.22380）

Log likelihood：129.8887

由标准化协整关系来看，相对于金融发展效率，长期中（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发展之间的相关性更突出。

在5%的显著水平上，LGYEX、 LFIR、 LSLR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3. 多项式分布滞后(ALMON)模型。由于序列LGYEX与 LFIR 、LGYEX与 LSLR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下面借助多项式滞后（ALMON）模型分析LGYEX、 LFIR以及LGYEX、LSLR之间的长期关系：

经过反复测算，并对AIC值进行比较，最终选择多项式阶数为1滞后期为1，并施加远端约束的ALMON模型，检验结果得ALMON方程为：

LGYEX1=1.636763072+0.1725221723*LFIR+0.3450443446

（9.202429） （15.05205） （ 15.05205）

*LFIRt-1

R2=0.893518F=226.5641DW=0.570675 滞后系数和= 0.51757

同样，建立LGYEX、LSLR之间的ALMON方程，经过反复测算，并对AIC值进行比较，最终选择多项式阶数为1滞后期为1，并施加远端约束的ALMON模型，得到检验结果方程为：

LGYEX1=7.773585574-0.4967447026*LSLR- 0.2483723513

（18.83799）（-8.420055）（-8.42006）

*LSLRt-1

R2=0. 724201F=70.89733DW=0.273075 滞后系数和= -0.74512

由式2和3可以看出：当期内，金融发展规模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贡献度（0.17）小于金融发展效率对工业制成品的贡献（0.49）；而滞后一期的贡献度来看，金融发展规模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贡献度大于金融效率的贡献；根据滞后系数之和来看，长期动态反映中，金融发展效率对出口结构优化的贡献大于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从金融规模扩张和效率变化的两个方面分开来看，以金融相关比（FIR）代表的中国金融发展规模与贸易增长规模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以信贷转换率(SLR)代表的金融发展效率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为了更好地观察贸易规模OPEN、贸易结构GYEX和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SLR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上面ADF检验过序列FIR 、OPEN、GYEX、SLR经过取自然对数一阶差分平稳，所以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对序列LOPEN、LGYEX，LFIR、LSLR进行差分转化为平稳序列，然后基于平稳序列进行因果检验。事实上，由于变量差分损失了部分信息，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原变量间的实际关联。由于LOPEN、LGYEX，LFIR、LSLR各序列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对未差分的序列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由于所对应的滞后期1、2、3的AIC值分别为-10.69009、-10.07022、-9.881144，所以根据AIC值确定的最优阶数为1阶。检验结果如下：

从表4检验结果看出： LFIR不是LOPEN的Granger 原因的假设被否定，即认为LFIR是LOPEN的格兰杰原因，但反向因果关系不存在，这表明短期内金融规模扩张是贸易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开放度的增加带动金融规模扩张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从上表还可以看出，LFIR 不是LGYEX的Granger 原因的假设存在，同时，LGYEX也不是LFIR的Granger 原因，这个结果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和贸易结构的优化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变量LGYEX是LSLR的Granger原因，但LSLR不是LGYEX的Granger 原因。可以推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从金融效率变化上来看，金融发展没能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却带动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支持“企业引导金融发展”的观点（Robinson，1952）。检验结果还表明LSLR与LOPEN之间不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短期内我国经济开放度的加大，从金融发展效率变化上看，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促进作用不显著。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应用协整分析技术、ALMON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利用1978-2007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相关比、信贷比率与我国外贸依存度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之间的长期动态和因果关系，进而探讨了我国金融发展与贸易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与已有的经验分析不同，本文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和经验分析方法两方面都作了改进。在金融发展指标选择方面，考察了中国金融总体发展的规模扩张和效率变化两个方面，在经验分析方法选取方面，利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基础上的协整检验和不存在协整关系的ALMON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贸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避免了出现“伪回归”可能，同时也增强了经验结论的可信度。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相关率FIR、储蓄贷款比率SLR与对外贸易依存度OPEN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相关性，金融发展规模对贸易发展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较长的持续作用。而信贷比率的变化开始对贸易发展规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长期看来这种作用有限。这表明我国外贸结构调整中，虽然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联度逐渐提高，但由于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难以满足企业的金融支持要求，金融发展的作用和效率整体不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资产规模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因此而提高。建议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策略，强化金融服务功能，为外贸企业发展提供多样化金融支持，促进外贸发展。

金融发展规模变化对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具有时滞；而且长期动态反映中，金融发展效率对出口结构优化的贡献大于金融发展规模的贡献。建议我国在进行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中，要加快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提高金融效率，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从金融发展规模变化上看，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贸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开放度的增加能够带动金融规模扩张的情况并没有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而单从金融发展效率变化上看，金融发展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虽然从金融效率变化上来看，金融发展没能促进贸易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却带动了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说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支持“企业引导金融发展”的观点，同时，也表明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拓展了我国金融行业的业务量，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技术创新，催生了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为促进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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