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震报道看媒体角色的转变

信息社会中的媒体新角色

麦克卢汉说，传媒就是人的感官的延伸，媒介即是信息，任何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中国传媒的传统“喉舌”角色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适应了当时保障社会稳定、传达政策、发展经济的需要，在一个科技不发达、信息传播落后的时代，媒体的影响力是通过它的政府“喉舌”作用发挥的。然而今天，信息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传媒扩大了人的生存环境，拓宽了社会空间，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社会越来越演变成一个传播的社会。此时，媒体影响力的发挥需要新的尺度，媒体不仅要能使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最迅速最广泛地传达给群众，同时其角色必然要转变，成为“社会守望者”和“知情权保障者”。喻国明指出，“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信息安全方面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报喜不报忧，将传媒视为简单的舆论控制工具，不能全面、如实和及时地报道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判断的国内外重大新闻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汶川地震给中国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它见证了媒体的角色转变和公众对公开信息的渴望。地震报道及时、全面、规模大，通过各个媒体渠道通力配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反响，极大地促进了抗震救灾工作。

地震报道中的媒体角色

媒体在信息时代所承载的新角色并不会否定传统媒体的价值支点“喉舌论”，这一点体现在此次地震报道中媒体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上。事实还证明，对于地震的开放报道是不损害国家形象的，反而令世界对中国媒体和政府刮目相看。媒体在此次地震报道中承载了如下角色。

1．灾情者。据香港《文汇报》5月22日发表的文章称，中国媒体对地震已经全方位报道，西方也就找不到“负面”角度来令中国难堪。在这次罕见的大地震中，关于灾区的遇难人数、震情的惨烈、军队的救援、爱心的涌动、总理的指挥抗灾等新闻大多是通过中国媒体迅速及时地向全世界传播的，到5月14日，已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转播或部分使用了央视的直播信号。资深互联网评论家方兴东也在博客中表示他首先选择看CCTV了解灾情，其次才是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网站、报纸、电视、广播均第一时间了地震信息，形成了全方位、互动的媒体报道系统，并且体现了人本关怀，突出了地震的破坏程度、导致的人员伤亡、余震的巨大风险和救援困难受阻等情况。这些都激发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怜悯和同情心理，吸引着民众的目光。在报道灾情中，媒体突破了过去回避“坏”消息的做法，充分发挥了新闻真实、及时的特点，其透明度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媒体的表现使得人们有足够的渠道去了解灾情，一改往日遇到灾情和负面报道就收听和收看境外媒体的习惯。

2．谣言破除者。灾害报道和公共卫生事件报道的一个负面因素是容易增加民众的紧张情绪。在“非典”事件中，有调查显示，政府加大报道的透明度和力度以后，人们普遍对“非典”的危害更加紧张和担心。这种紧张情绪很容易导致谣言的传播。

同样在地震后，关于余震和再次大地震的谣言四起，最严重的是5月15日关于化工厂爆炸和水污染的谣言，引发了成都市区大范围抢购瓶装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恐慌。此次谣言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短时间内产生了恶性结果。此时，主流媒体及时行动起来，破除了谣言。首先电视通过直播新闻会和屏幕下方滚动字幕的方式澄清事实，同时各大网站和报纸新闻，政府还通过手机短信说明并无水污染事件，一系列措施很快稳定了社会局势。另外，对于余震传言，媒体不是一味地给予否认，而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全面地公布地震和余震常识，及时播报余震次数和等级。其结果是谣言在透明全面的报道面前自然消除，虽然人们仍然存在紧张的情绪，但是只是提高了抗震意识的自然紧张，而不是因为信息不通畅的“人为因素紧张”。

3．信息传递者。汶川地震报道的实践证明，媒体不仅可以客观地反映灾情，保障公民知情权，而且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事件中去，发挥重要的作用，最突出地表现在媒体对需要救援地区和人员的信息。由于四川地势崎岖，很多偏远地区无法做到信息通畅，救援队伍急需灾情信息，同时灾民需要获取外界信息，此时，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集合大众的力量，发挥了作用。网站通过新闻、论坛和博客了群众搜集到的偏远受灾地区信息、灾区急需物资信息，极大促进了救灾的进度和效率。另外还有网上捐款捐物平台、网络寻人平台。传统媒体的电视、报纸和广播也不断捐赠方式和地点信息，播报灾区寻人启事，这都体现了一个开放的媒体渠道可以产生的能量。

4．民意反馈者。地震报道中媒体角色的转变意味着媒体的关注点不只是抗震救灾，还要反映地震中体现出来的深层的社会问题。从一开始的网民曝光救灾帐篷外流到成都某小区，到后来的对红十字会采购帐篷和食品价格的追查和核实，以及民众对于灾区垮塌学校建筑质量的质疑，媒体都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尽管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尚待时日，民众的声音毕竟被重视了，媒体关注的效果是明显的――帐篷的外流得到了遏止，红十字会公布和调整了采购价格。对于国外媒体尤其关注的倒塌校舍问题，网络媒体提供了反映大众呼声的平台，对于后来绵竹市委书记“下跪”事件的报道也体现了媒体信息的开放态度。在这个方面，媒体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从单纯政府信息，到真实反映灾情和民意，这是一个变革。

结语

汶川地震中，媒体的透明报道体现了党和政府开放和先进的执政意识，得到了国外社会和媒体的好评。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维持社会稳定发展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可以照搬的西方模式，必须在实践中走自己的道路；同样，传媒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道路应该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是遵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媒体角色转变的成因将有助于解读媒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相互推动关系。

媒体不仅仅是一个载体，它还参与到社会变革当中，信息社会中政府不再仅仅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掌控信息，规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积极发展媒体；同时媒体的变革决定着其作为公民知情权保障者所传递信息的质和量。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不应该盲目地抛弃或者固守媒体的传统喉舌角色，而应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媒体事业，认识到目前政府对于传媒事业既放开又限制的运作，这既是社会民主政治的要求，又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