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地震:社交媒体拷问传统媒体救灾报道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雅安地震发生后，国内各大新闻网站纷纷推出专题进行灾情报道。除了传统新闻网站，百度搜索引擎和360新闻频道也推出了相关专题，这是360首次参与新闻内容的报道。

社交媒体成为这次灾害中信息流动最快的平台，搭建起了一条网络生命线。全国媒体、救援队伍、NGO（非政府组织）在新浪微博上播报的地震信息已占据了大多数用户的信息流。可以说社交媒体全面崛起。

微博播报与转发最为迅速。国家地震局官微的“雅安地震”微博在地震发生三分钟后转发量就超过220条，截至当天下午五点，仅新浪微博一个平台，有关雅安地震的微博就有6400万条，其中寻人微博231万条，报平安的微博1008万条。除了通报信息外，微博等社交媒体还起到了“现场动员”的作用。微博等自媒体平台在交通疏导方面的倡导作用尤其明显。从灾害发生之初，呼吁网友绕道灾区高速路段行车的微博被大量转发，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灾区的交通压力。

除了微博，微信在这次地震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腾讯官方开通的“雅安地震救助”微信公众账号，专门提供“在线求助、在线寻亲、在线捐款”等其他服务。

此外，在这次地震中，LBS定位系统成为重要的救援方式。截至4月20日雅安地震发生以后16小时内网友通过“百度地图”发起的对四川地区整体定位请求及位置信息查询量已高达1.5亿次。利用移动互联网与LBS技术，震区外部网友可以同步了解震区交通、位置状况，灾区的人们也可借此进行互救。

在本次的雅安大地震中，以手机等移动设备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凸显巨大价值。相对于语音的点对点，社交网络使资讯的公布、分享更具传播效率。无论是官方通过社交网络公布灾情，还是当地民众传播互助援救信息，社交网络的作用在雅安地震中都体现得很明显。

社交媒体在雅安地震中构建了灾情信息“传播通道”和多维度的“捐助平台”，比如自媒体平台WeMedia联盟发出捐款号召，只要在联盟任何成员的公众帐号回复一句“雅安挺住，爱心永存！”，搜狐新闻客户端将代表留言的用户捐出1元人民币。此外，社交媒体还是“监督平台”，微博、微信等公众平台对地震救援进行监督，人们通过社交网络曝光在救灾中发生的各类不良现象。

外媒积极报道了社交媒体在中国雅安地震中的作用。《印度时报》发文说，“社交媒体帮助确定地震灾民位置。”苏格兰人网站则认为，“中国社交媒体成为外界了解地震消息的重要途径，人们通过这些媒体看到了灾民冲到街上避难和建筑物被地震夷为平地的照片。” 美国Neon Tommy网站认为，“中国社交媒体成为了民众自发维护救灾秩序和舆论监督救灾工作的途径。”

“在现场”才能做好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长久以来我一直有个理念，新闻发生时，我一定要“在场”，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亲历”来实践自己媒体人的使命。而且，一直坚信，只有“在场”才能将工作做好。

但随着社交媒体的日益发达，以及多次参加大型灾难报道的亲身经历，我开始重新思考这些问题：

1、 灾难发生时，什么是最重要的？

2、 灾难发生时，只有“在现场”才能做好报道吗？

3、 只要“在现场”了，你的报道就完美了吗？

4、 如果“不在场”，怎么做报道？

无疑，灾难发生时，救援是第一要位的。媒体机构及媒体人，也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凡是不利于或妨碍了救援的事情，坚决不做，包括盲目“扎堆”灾区报道；凡是利于救援的事情，一定要想方设法做好。前些年灾难发生时，由于媒体竞争意识与专业精神并不像现在这样强，大家赶赴灾区进行报道应该值得格外鼓励与提倡。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媒体竞争激烈，大灾发生时都纷纷扎堆灾区，抢第一手信息，树自己的品牌。由于平时激烈的竞争，媒体潜意识里就存有“争夺眼球”的想法，因此，灾难来临时，媒体更要警惕将这种“争夺眼球”的惯性带到灾区报道中，防止“将灾区变身为争夺眼球的名利场”。

回忆我在1998年松花江特大洪水报道时的情景，那时没有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甚至网络等媒体在突发事件中依然作用甚微。当时广播、电视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我记得当年黑龙江广播电台就将自己的直播间架设在松花江大堤上，当然，广播是灾区现场获得信息的唯一来源，同时十几米高的杆子上挂着大喇叭，广播中的信息通过这一个个高音大喇叭传递出去，起着“现场动员”与“指导救灾”的作用。

在15年后的雅安地震中，社交媒体已经被人们熟练使用，并在灾情信息及救助方面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救援人员与传统媒体匆忙赶往灾区之时，活跃的社交媒体用户已提前填补了信息空白，他们街头居民和建筑倒塌场景的照片，分享网络服务等信息，帮助寻人启示等。

可以说15年后的今天，在新媒体情境下，救灾报道的“在场”不一定是“在现场”。跟五年前汶川大地震相比，社交媒体已发育得更加成熟，社交媒体不仅信息速度在先，而且渐渐成为救灾过程中组织与行动的平台。“自媒体”聚集起来，有助于地震的救援工作。

作为媒体机构，在新媒体情境下要转变救灾报道理念，“在场”不一定非要扎堆灾区，而是指身处新闻事件这个大的现场。在社交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媒体机构即使“不在场”也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发挥作用、做出精彩的报道。媒体机构可以通过调动各个“自媒体”用户来为其提供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分类、集纳、整合、阐释，进行有效与社会动员。

“在现场”报道就完美？

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救灾报道提出了一个新难题：“在现场”了也并非意味着报道就完美。

具体而言，社交媒体使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手中的手机记录下灾难现场的各种片断，而即使是派出强大救灾报道团队的媒体机构也不可能穷尽报道的所有方面，总有疏漏与偏颇。但在社交媒体被大众广泛使用之前，这种报道上的缺失与遗漏不被人们知晓，自然也不会被人们质疑。

比如1998年特大洪水报道中，我拿着手中话筒将现场所见直播出去，全国的听众就会认为你的报道即是灾区发生的全部，不会质疑也无法证实你所没有报道的地方。而在人人都是记者的当下，你的报道将面临永远的不完美与永远的被质疑。你的所见所知永远不可能超过我们面对的“用户”们——每一个自媒体作者与亲历者的集合。他们会质疑你报道中的这种偏颇、会揣测你的动机，会认为你有意回避，并且会选择用社交平台来将这种质疑与揣测释放出来。换句话来说，传统媒体在救灾报道中如不擅用社交媒体，不能发动现场用户并且引用民众提供的信息时，反而有可能遭到来自网络平台的大规模质疑，让自己陷入不利的舆论漩涡中。

因此，在社交媒体盛行的今天，聪明的媒体与媒体人，一定是那些会发现“用户”并调动“用户”的机构或人，一定是那些能将来自现场的各类信息进行分类、集纳、整合、阐释的那个机构或人。在新媒体情境下，灾难发生时，你在场，你的报道不一定完美； 而你不在场，你的报道未必不完美。重要的是，你能够擅用、巧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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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发生时，媒体机构与媒体人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么做？无疑，媒体应做好三件事：1、传递信息（无论在场与不在场）； 2、情绪管理；3、实际救援。

媒体应该在不抢占救援资源的前提下来考虑如何更好地传递信息；其次，媒体还要做好“情绪管理”，包括灾区人民的情绪疏导与灾区外部人们的情绪鼓动；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做好“实际救援”，切实提供有用的救助。

是选择“现场直播”，还是“集纳报道”？各个媒体要结合自身特点，并在媒体“整体协作”这一理念下分工协作，要考虑中央级媒体与地方媒体之间、各地方媒体之间、新媒体与旧媒体之间如何分工协作，不再拼抢资源、争夺眼球，而是切实救灾，合理应用资源，起到1+1>2的作用。比如这一次微博等个人自媒体平台在交通疏导方面的倡导作用就尤其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