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接收大上海

钱剑夫（1915-），幼为常德神童，长为文史学者，壮为行政官员，是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其子钱定平回忆了1945年9月，父亲接收大上海经历的那些事。 ―― 编者

日本天皇乞降用词极其模糊

1945年“八・一五”那天，日本天皇裕仁用微弱得一丝两气的嗓音，表示乞降。爸爸告诉妈妈，裕仁的用词极为古奥，用意极其模糊。原来，裕仁讲到乞降原因关键的一句原文为“世界丿大菀辔叶利アラスラ”，即“战争形势已不再是发展为必然于日本有利了”，佶屈聱牙。

灾难最深最重的中国老百姓还是如获至宝，接受了这字字泣血的一张纸。当晚，陪都重庆一片沸腾，游行的队伍和雷动的欢声终夜不停，火把将祖国西南的天空照耀得好像白昼。

接收沦陷区的队伍立即组织起来。爸爸在重庆电力公司上班，总裁浦拯东先生被委以接收上海财政金融的大任，爸爸也被选中做了接收上海市财政局的一员，飞到上海去了。随后，我们一家，包括妈妈、爷爷、奶奶和我，也乘军用飞机到了上海。

1945年9月，上海高楼上悬挂着的是“中美英苏”四大国的横幅和国旗，百年耻辱一扫而空，中国人从来也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歌舞升平。胜利了，一时物质极大丰富，卡宁奶粉、简装巧克力、午餐肉、牛肉罐头、三五牌香烟等美军剩余军用物资，打着“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旗号，爆满市场。

“他们不是对中国人致敬，是对着中国国旗”

沉浸在光明时，最容易忘记的就是黑暗。所以，法国胜利后，就如何对待投降了的德国人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其中一款赫然是：“所有德国人，不管年龄性别，都是敌人，对他们怎么样都不过分。”

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呢？日本俘虏最坏的待遇无非只是强制劳动。每天傍晚，虹口常见的一景是日本鬼子兵列队做苦工归来。有时，我们的汽车正好相向而行，日本兵会齐刷刷自动立正敬礼。我好奇发问，爸爸解释说，他们才不是对中国人、中国车致敬，是对着车子前面的中国国旗！我不禁再一次为中国骄傲起来了。

而那些普通日本人又是什么状况呢？

我现在还保留着几种记忆。马路上的日本人都侧身而过，低头、低眉、低姿态，好像要找一个狭小空间把自己挤压进去变个形，很像我后来学的“拓扑变换”。

其实，没有任何中国人为难他们。更有一番景色是在虬江路，全摆着日本旧货地摊，把一家一当全部搬出来了。从祖传宝物、珍贵器具，到家用杂货、衣服鞋袜，再到书籍杂志、微末琐屑，全都不避嫌疑、不顾脸面地袒露出来。

父亲感兴趣的是日本文物和书籍，大多买给未来的我。他说，中国人自己的历史还没有很好整理，看看日本文化器物，就可以大致了解自家的汉唐盛世。这倒好，结了个日本半生缘。

现在依稀记得的还有一阵阵日本女人们哀哀求售的声音：“仗打败了哇！娘家给‘原爆’（原子弹）烧成灰了，主人（丈夫）也战死了呀！好像说回国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没有法子，只好都拿出来卖掉哟！贱卖！可怜！……”

虬江路上哀哀求售，是整个日人的哀鸣，也是一个民族的哀响。但是，哀的仅是他们自己，绝不包含悔罪和愧疚……

更有另一种景象，那就是吴淞口遣返日本鬼子乘船回国。爸爸跟着去视察，回来后说：日本鬼子决不甘心失败，他们一个个看我们都是“瞪”着眼睛的……

“除了几本破书外，全家衣物都没装满一箱”

实际上，从1945到1949年，上海财政局事无大小，都是爸爸在帮助管理。

当时，关于从“国统区”来接收“沦陷区”的接收大员，有“五子登科”之说。可是，爸爸却是一身正气，决绝贪污。

1945年9月底，财政局办公室来了一个日本人找爸爸。这家伙晓得爸爸懂点日文，一上来就用日文报告：“W”（谦卑的自称）乃是叫作“渡边”的，有要事禀报。

这家伙是日侨组织“日本居留民团”的头子。他坦白，日本人在上海办的企业商铺等商业机构，不论大小，税收是不上缴给中国政府的，而是交给拘留民团的金库。多年下来，税款总额累计起来是一笔天文数字。

渡边就是手捧着那笔巨款的支票，想私相授受给上海财政局大员。这笔巨款藏得绝密，他保证绝对人不知、鬼不觉。

爸爸马上叫来财政局金库主管，这笔巨款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本金库转到了中国金库。

上海即将解放时，爸爸担任财政局长、上海市银行总经理，整个上海的财政金融，几乎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但包括上面日本人上缴的黄金美钞等无法估算的巨大财产，爸爸都亲自交到了手里。而我们自己家中除了几本破书外，一家四口的衣物都没有装满一箱子。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