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8 11:18:28
摘要：《史记》、《汉书》所载西汉柳通西南夷的史实有若干含糊不清之处，颇难清理，历代压解也多有歧异。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即初通西南荑应在“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但自《汉书》起就误作“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通西南夷、置犍为郡”虽是《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等名著所言，但本属于疏忽失误，却影响深远广泛，有必要深入考辨。
关键词：通西南夷；犍为郡；年代；顺序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190-08
通西南夷是汉武帝初年的大事之一，后来史籍一般都会论及，但其涉及的一些问题又历来存在疑误，因为《史记》、《汉书》所载西汉通西南夷的史实本身有若干含糊不清甚至龟踔处，颇难清理。本文选取初期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时间问题进行考辨，试以澄清积误。
西汉通西南夷史实主要见于《史记》、《汉书》的《西南夷》、《司马相如》两传，记载了“西南夷”在战国、秦及汉初与“内地”的关系，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由来过程等等。《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司马相如传・公孙弘卜式兄宽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纪・孝武皇帝纪》、《华阳国志・蜀志・南中志》、《资治通鉴・世宗孝武皇前帝》等也记载其部分史实，但有关情节却始终不够清晰，此处综合诸书记载；略述西汉初通西南夷事迹如下：
所谓“西南夷”，即“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在蜀之南为“南夷”，在蜀之西为“西夷”。秦朝。“西南夷”已经隶属于秦，并设有行政官员，而汉朝兴起以后，因为风俗习惯、地理位置等原因，放弃了这些地方，只是恢复蜀地的固有边界而已。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唐蒙通过在“南越”当地和在长安对“蜀贾人”的调查，了解到“南越”和“夜郎”相通，而“夜郎”又和“蜀”地相通。汉朝要控制“南越”，“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唐蒙建议经过这些“西南夷”地区来控制“南越”：“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汉武帝于是任命唐蒙为“郎中将”(《喻巴蜀檄》称“中郎将”)，负责这件事。结果唐蒙把“夜郎”等“南夷”设置为汉朝的“犍为郡”来管理，又开通“南夷道”，“发巴蜀卒治道，自k道指江。”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i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喻巴蜀檄》)……相如还报。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i、冉、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i、冉、、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所“著书”就是《难蜀父老》。
以上就是《史记》、《汉书》所载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基本史实。前后经过数年时间，参与人员不一，涉及地区先后有增添，因《史记》、《汉书》时间记载模糊，后人容易误解。其中有几个时间问题后人直至今人仍有若干疑误。
一、一年还是六年
几乎所有论著都把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看作一年之中完成的事情。
最早是《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沿袭《汉纪》、《资治通鉴》的还有《通鉴纪事本末》、《中国古代史》等等。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建元六年的有白寿彝《中国通史》、《秦汉史》、《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新史记》等等。还有一些论著述及西汉初通西南夷时，不系年，当是有意回避，如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等等。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前后经历约六年时间，从唐蒙上书、置犍为郡、司马相如两次出使、到“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即从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共六年左右。(见后文)如果笼统定于一年，难免纷乱。
二、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
一般认为唐蒙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在“建元六年”或“元光五年”，以“建元六年”说为多。两说差距甚大，本无共存之理。《华阳国志校注》注云，“建元六年唐蒙自南越还，向汉武帝上书建议通夜郎”、《夜郎文化寻踪》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派遣唐蒙出使南夷，拜见了夜郎侯多同，双方议定设置官吏。”《秦汉文学编年史》系“唐蒙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并引《汉书补注》为据，以为“《资治通鉴》卷十七系之元光五年，似不确”。类似论著众多。
通西南夷在“建元六年”说是很大的误解，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说也不够准确。
《史记・西南夷列传》叙述唐蒙通西南夷的由来，从“建元六年”开始说起，并不等于“通西南夷”就是从“建元六年”开始。从“建元六年”起到第二个年代“元狩元年”的出现为一段落，这一段文字共涉及九年间事，一直写到“罢西夷”，而“罢西夷”已在元朔三年秋：“元朔三年秋，罢西南夷，城朔方城。”“建元六年”下所叙事原在《东越列传》，在《西南夷列传》这里原本不需要又叙述东越事，此处不过是引起话头，本是补叙通西南夷的起因，如果按《史记》记叙类似问题的惯常用语，这里应该把“建元六年”改换成“初”字，“建元六年”还不是通西南夷的开始时间。这个问题历来未曾引起重视，也是产生疑误的首要因素。
这里有几个问题尚需辨正：
其一是“建元六年闽越攻南越”是否有误?
《史记》、《汉书》二西南夷传皆明言“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u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又《汉书・武帝纪》系于建元六年：“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也系于建元六年：“建元三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后三岁，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如此等等，则“唐蒙风指晓南越”事在“建元六年”不误。
其二，“建元六年”所能提供给唐蒙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按《汉书・武帝纪》，《史记》、《汉书》所叙“大行王恢击东越，一东越杀王郢以报”一事在建元六年秋八月开始：“建元……六年……秋八月……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秋八月”至“秋九月”底，不过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属于“建元六年”，“秋八月”所指应是“闽越王郢攻南越”一事起始时间，一其余“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等等不可能都在“秋八月”，更在之后。“唐蒙风指晓南越”的完成最快也不会早于“秋九月”底，即应在“建元六年”年底。并且，《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均明言，“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这一系列事件不是一年半载能完成的，仅唐蒙从南越回到长安，即非数月不能到达，遑论其后征发“万余人”进入夜郎。
考《后汉书・郡国志》：“蜀郡秦置。雒阳西三千一百里……京兆尹秦内史，武帝改。其四县，建武十五年属。雒阳西九百五十里”，两者相减得蜀至长安距离约二千一百余里。犍为郡初设时，郡治在“” (今贵州遵义一带)，再加上“”至成都约一千余里，则西汉犍为郡距长安约三千余里。其时南越所在即《后汉书・郡国志》之“南海郡”，“南海郡武帝置。雒阳南七千一百里”。至长安至少七千余里，从南越经长安至夜郎，约万里之遥。这些地方大多崎岖难行，比中原等地交通远为困难。按吴明贤先生《苏E入蜀考》的结论，唐代从长安入蜀约需两个多月。北宋开封至蜀也需三月左右，如宋祁《益州谢上表》：“昨被嘉v元年八月诏书，授臣吏部侍郎，仍旧职移知益州，臣以九月解定州符印，十月过阙下，又奉诏旨，许朝见面赐训赦，自见逮辞，凡一月，即乘驿趋官，以今年二月二十日领州事。”苏洵《张益州画像记》所言也是三月左右，“至和元年秋，蜀人传言有寇至，边军夜呼，野无居人，妖言流闻，京师震惊。方命择帅……乃推曰：‘张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亲辞，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北宋入蜀路线也是经关中入蜀，开封至长安道路平坦，时日当不费太多，所以开封至蜀与长安蚕蜀所需时日差距不会很大，再加上唐宋时代巴蜀与长安间道路应该比汉武帝时代要通坦，则西汉长安至蜀需三月左右大体不误。如果“乘传”可能要快些，但只能在长安以及成都平原少部分地区，其余崎岖险阻，似也难以使用。以唐蒙经南越、长安、巴蜀、夜郎一线，单边一次没有一年以上是很难到达的。所以，唐蒙绝不可能有时间在“建元六年”又出使“西南夷”。
其三，唐蒙是否有必要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
“唐蒙风指晓南越”本是奉“大行王恢”之使命，使命完成自然应当向王恢“还报”，不属于朝廷正式派遣，不可能直接向汉武帝“还报”。“唐蒙风指晓南越”的职事，不过属于战地指挥官“大行王恢”所能决定的一些细节问题，如通风报信之类，其余更重要的诸多善后等事宜，汉武帝本有正式使节：“是时，汉兵遂出，末逾领，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按《史记》、《汉书》“还报”一词的使用，皆是因直接使命，此处《史记》、《汉书》称唐蒙“归至”，与后文“上许之，乃拜蒙以郎中将一一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完成朝廷使命后用“还报”一词有明显区别，即“归至长安”当非因前述南越事；又按“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蒙乃上书说上曰”等等脉络语气，“归至长安”与“上书”一事也无明确的直接关系。所以，“归至长安”亦非因后述西南夷事。因此，唐蒙“归至长安”也不必在“建元六年”。按上文“其二”所论，也不可能在“建元六年”“归至长安”。以后文“上书”事衡量，当在元光四年。
综上所述，“通西南夷”绝非始于“建元六年”。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唐蒙通夜郎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汉书・武帝纪・公孙弘卜式嚎泶》皆以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川国复推上弘。……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难蜀父老》一文有：“汉兴七十有八载，……于是乃命使西征……至于蜀都。……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等语，按“汉兴七十有八载”在元朔元年，“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之三年前，正在元光四年，指唐蒙上书、拜将、进入夜郎的时间。
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五年不误。按《汉书》“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的记载，唐蒙进入西南夷地区的时间应在元光五年夏之前，约在元光四年夏秋；其在长安上书、拜将、将兵、征发万余人作后勤等等，则应更早，约在元光四年春。唐蒙通西南夷起始时间在元光四年，“已略通夜郎”、约为置吏等事则在元光五年。
三、犍为郡初设年代在元光五年，不在建元六年
与通西南夷年代直接关联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犍为郡的设立年代，自来亦有建元六年、元光五年两说，古人几乎都采建元六年置郡说，今人以建元六年置郡、元光五年置郡两说并行。
《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是建元六年置郡说的源头。
《汉纪》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自然是大而化之。而置犍为郡却未曾明言，基本可以认为其确定于元光五年置。这当是对《汉书》“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的说法表示疑问的做法，也是元光五年置郡说的源头。
《资治通鉴》承袭《汉纪》，也把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所有行动都系于元光五年，但已经加上“还报，上以为犍为郡”一事，即是肯定《汉纪》而订正《汉书》，并把唐蒙、司马相如事均系于“秋，七月”之前，又另加公孙弘事，系于“秋……八月”后，虽不确，却明显有所考证。
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在《稽古录》里把唐蒙上书系于“元光四年”条下：“中郎将唐蒙使南越，见X酱、筇竹杖，请通西南夷以制越”，虽仍把唐蒙使南越、上书两事混为一年，但已经明显意识到“元光五年”一年不可能完成。“元光五年”所系上书、将兵、订约、置郡、通道诸事，比《资治通鉴》有进展。郭永蹈《蜀鉴》也把唐蒙通西南夷系于“元光四年”，“汉武帝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始置犍为郡”，“元光四年拜唐蒙为中郎将使通南夷”有道理，“元光四年置犍为郡”不合《史记》、《汉书》有关记载。
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对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置犍为郡的年代有非同一般的解释：“《汉书・地理志・犍为郡》说‘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开县十二。’其中有五县在犍为南部，后来别设都尉，这是汉朝在西南设置郡县最早的地区。后，唐蒙出使夜郎，《史记・西南夷传》 说‘唐蒙为中郎将(按：郎中将)，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事应在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所谓‘约为置吏，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应作‘乃以属犍为郡’。”这是认为犍为郡在建元六年开设，但并不由唐蒙开设，唐蒙在元光三年出使夜郎，把夜郎地区并入犍为郡。即先有犍为郡，后有唐蒙出使夜郎。这就和《史记》《汉书》相关记载大不同，其原因当是以此弥缝《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与《史记》《汉书》其余相关记载矛盾的作法，改字以作解，说到底是不以为《汉书・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有误。
由于《汉书・地理志》的巨大影响，后来史志多采“建元六年置郡”说。
如《华阳国志・蜀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水经注》：“又东南过犍为武阳县，……汉武帝建元六年开置郡县”、《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大清一统志》等。《史记》、《汉书》的注解著作和当代史书等等也是如此，如《汉书补注》对“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未有异议、《史记会注考证》又引证《汉书补注》云：“开二郡(、犍为)、事在建元六年”、《中国古代史》：“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由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汉，汉武帝在夜郎地建立犍为郡”、《全注全译史记》也沿袭《华阳国志》的说法。与汉代犍为郡有关地方的几乎所有志书都采取“建元六年置郡”的说法，几乎都是沿《汉书》、《华阳国志》。如《四川通志》：“禹贡梁州之域，秦为西南夷，汉建元六年，开夜郎国置犍为郡”、并引《华阳国志》为据。《犍为县志》：“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开‘西南夷’，置犍为郡。郡治(今贵州省遵义市西)。元光五年(前130年)，郡治移南广(今云南省盐津县东)”、《云南通志》等。其余如四川《宜宾县志》、《新津县志》、贵州《遵义县志》、云南《昭通县志》等等也是如此。
“元光五年置郡”说自是因《史记》、《汉纪》、《资治通鉴》等，但《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建元六年置郡”说并未得到彻底辨正，至今仍然还在广泛引用。
《史记》两个直接有关的列传，《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都没有明确记载置犍为郡的具体年代。而在《平津侯主父列传》里提到：“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此处即指“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奇怪的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嚎泶》云：“时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诏使弘视焉”，却删掉“置郡”二字。原因不外两端：一是此处与，“置郡”无关；再或者与《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相龟醵不得不如此。按《史记》《汉书》之《西南夷传》：“秦时常O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唐蒙通夜郎及夜郎旁小邑)还报，乃以为犍为郡”，此段两传并无任何实质分歧，则犍为郡在唐蒙通夜郎还报汉武帝以后开设无疑。如前述，建元六年唐蒙必无通西南夷的可能，所以《地理志》云“犍为郡，武帝建元六年开”即为疏忽错失，“元光五年”置犍为郡不误。
问题还在于《华阳国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元光五年，郡移治南广”的这一段，“此段记载盖据传说，于史实多所抵牾”，不足凭信。前既取唐蒙通西南夷说，又另无证据，就必无又取“建元六年置犍为郡”说之理，仍然因袭《汉书》而来。按《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传》：“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通西南夷道、治道”等自然在元光五年，“是时邛i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邛榨之君长”正要求内附，犍为郡治何以从“”(今贵州遵义一带)大幅后移至南广(今四川高县一带；《犍为县志》或云“今云南省盐津县东”，相近)其实移治本在元朔三年后，“及弘为御史大夫，时(元朔三年)方筑朔方，据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为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所以“元光五年”移治等等，貌似确凿，不过是以后出之史实附会弥缝“建元六年”与无可怀疑之“元光五年”之间的抵牾而已。其中“唐蒙”斩令一节，也是西汉以后据《司马相如列传》“又兴法诛其渠率”一语所作的发挥，又已经在时间上含混不清了。
总之，置犍为郡必在元光五年。建元六年说乃《汉书》、《华阳国志》之误。以《汉书》、《华阳国志》之体大，于细节有所疏忽错失，在所难免。
唐蒙与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几个阶段。
《史记》、《汉书》有关通西南夷诸记载时间、顺序含糊，参与人员不一，非仔细比勘，颇难一一对应。一般谈到西汉初通西南夷，大多把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的活动放在同一个时间段来看待，把入夜郎、置犍为郡、通西夷、罢西夷等数年之间、多人参与的事情当作一年当中完成的事件，叙事论理难免淆乱。此处核较有关记载，略分顺序。大致说来，西汉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整个事件可分五个阶段，大约六年时间：起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治南夷道、通西夷、罢西夷与后移犍为郡。
其中有七件事：上书、通西南夷置郡、司马相如喻巴蜀、治南夷道、公孙弘视西南夷、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通西夷、后撤犍为郡与罢西夷。
一、唐蒙“上通西南夷书”约在元光四年春
唐蒙初通西南夷的起始时间应从“上书”算起，“上书”一事是整个“通西南夷”事件的开端，约在元光四年春。按《史记?西南夷列传》，唐蒙自“上书”开始，直到“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时，还在“通西南夷”。
二、唐蒙“通西南夷”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
“乃拜蒙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列传》作“中郎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i关(按《汉书补注》当作“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焚道指江。”约为一年左右，在元光四年夏到五年夏之前，置犍为郡在元光五年春夏间。
三、司马相如喻巴蜀在元光五年春夏间。
按“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k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等提示着时间，又因《喻巴蜀檄》有“方今田时，重烦百姓”一语，可与《司马相如列传》“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汉书》：“元光五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等语比勘，则司马相如出使“责唐蒙”时应在“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之前，即元光五年夏“置郡、治道”之前，约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