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支持、自尊、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方法：取样320名贫困大学生进行创伤后成长问卷、抗逆力问卷、自尊问卷和社会支持问卷调查。结果：社会支持、自尊和抗逆力对创伤后成长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之问起完全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的实现受到抗逆力的调节，低水平的抗逆力条件下，自尊中介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高水平抗逆力条件下，自尊不能中介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结论：自尊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关键词 社会支持 自尊 抗逆力 创伤后成长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创伤后成长的概念最早由Tedeschi（1996）提出，将其定义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他认为与积极幻想和心理活力相比，它反映了人们在创伤后表现出实际成长以及成长与心理痛苦共存的事实。在此基础上，Tedeschi进一步将创伤后成长分为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的联系、对生活的欣赏和精神改变等五个维度。Taku（2008）等人认为五个维度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应用也最为广泛。在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中，社会支持被认为是创伤干预的重要可控变量。大量文献已经确立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包括成人犯后的幸存者，被虐待的幼儿，艾滋病患者和大屠杀幸存者以及移民，胸癌幸存下来的丈夫和大量的硬化症个体（Mohr et al.，1999；Berger and Weiss，2002；Lev-Wiesel and Amir，2003；Frazier eI al.，2004；Weiss，2004a，b）。尤其是对于刚刚丧失亲人的父母以及胸癌幸存的丈夫在感知到夫妻一方的支持后，与PTG具有正相关（Polatinsky andEsprey，2000；Weiss，2004a）。Lechner和Antoni认为团体是PIG发展的丰富土壤，并且辨别出对促进PTG特别有意义的成分：社会支持、增强希望、乐观、学习一套认知应对技巧、鼓励情绪表达、接纳等。

有关自尊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发现，自尊对心理活力有直接作用，与更多的PTG正相关（Abraido-Lan-za，Guier，& Colon，1998；Engelkemeyer & Manet，2008）。高自尊的高乐观者会报告更多的成长（Evers et al.，2001）。污名感、人格、社会支持、自尊和应对方式是导致青春期艾滋病孤儿创伤后成长产生差异的重要因素（陈超然，2012）。同时，Greenberg与Solomon等的研究发现，自尊可以充当一种调节作用的因素，能够减少焦虑及抑郁，从而保证心理健康，对个体适应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Greenberg，&Solomon，et al.，1992）。自尊可以充当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比如有研究者发现自尊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间起着中介作用（Yarcheski，Mahon， & Yarcheski，2001；严标宾&郑雪，2006）。

欧珊珊（2009）基于抗逆力的理论研究大学生的自尊发展，发现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都能很好地预测大学生的自尊发展，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是构成大学生抗逆力的重要因素。谢丹（2006）以初中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民子女为被试，探讨了抗逆力与自尊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对样本群体的自尊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学习自我效能感对于自尊具有调节作用。抗逆力对自尊的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仍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关于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有学者也常无意中将二者混淆，有学者认为PIG是抗逆力的一种形式；有的认为就结局而论，PTG更优于抗逆力；而Bonanno认为，面对创伤，表现为抗逆力的个体不太可能经历PTG；Levine在其对照研究中也证实，抗逆力水平高的个体，其创伤后成长的得分反而最低。那么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呢？值得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要系统、全面地揭示社会支持、自尊、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不仅仅需要探讨变量问的相关及单一第三方变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本研究采用量表法对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自尊、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进行测量，通过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这些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机制，以期能够对创伤后成长影响机制的研究提供理论补充；同时也能对切实提高贫困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山东、安徽和北京的320名贫困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总共发放问卷320份，有效问卷294份，有效回收率为91.9%。其中，女生185名（占62.9%），男生109名（占37.1%）。年龄从18岁到23岁（M=18.74，SD=0.943）。

2.2 研究工具

2.2.1 创伤后成长问卷

采用Tedeschi & Calhoun（1996）等人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我国安媛媛等人进行修订，修订后共有22个项目，五个维度，分别为：和他人的联结、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灵性的变化和对生命的欣赏。采用6点计分，0代表完全没有，5代表非常明显。计算22个项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成长越强。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874。

2.2.2 抗逆力问卷

采用国内时勘等人编制的抗逆力问卷，该问卷包括9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1表示很不同意，5代表很同意。计算9个题目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抗逆力水平越高。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852。

2.2.3 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国内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问卷，该问卷共有10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共十条。量表计分方法为第1—4，8—10条，每条只选一项，第5条分A、B、C、D四项计总分，第6、7条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总分为十个条目之和。总分越高，个人的社会支持度越高。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679。

2.2.4 自尊问卷

采用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4级评分，1表示非常符合，4表示很不符合，被试直接报告条目中的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并计分。总分范围为10—40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782。

2.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与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联系，经得班主任的同意和配合后，根据贫困生认定程序表上的名单进行施测。被试完成问卷需要30分钟，所有问卷当场回收。本研究采用SPSSl3.0进行所有的统计分析，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探索自尊等变量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3 结果

3.1 初步的统计分析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下表1所示。自尊、社会支持、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与抗逆力的相关为.295，两者相关显著但程度较弱，说明白变量和调节变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为后续的调节效应检验提供了可能。自尊与抗逆力这两个变量与创伤后成长均相关显著，两者是创伤后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用数据都来自同一贫困生的调查问卷，这样就可能产生共同方法偏差。在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中，我们主要采用Podsakoff的方法，也即Har—man单因子检验，在该检验中同时对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如果只得到了一个因子，或者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超过了40%，就表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另外，如果得到了多个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没有超过40%，就表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本研究采用这一方法，经过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最后得到的结果是有6个因子的特征根值大于1，最大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4.64%，没有达到40%。结合上述的分析标准，可以认为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3.3 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间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参考温忠麟等人的检验方法，即先检验中介效应，然后检验调节效应。对于本研究先检验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间的中介效应，然后检验抗逆力的调节效应。将四个变量创伤后成长（Y）、社会支持（X）和抗逆力（U）、自尊（W）做中心化处理，根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第一步做Y对X和U的回归，x的系数显著，第二步做w对X和U的回归，X的系数显著，第三步做Y对X、U和W的回归，W的系数显著，第四步做Y对X、U、W和UW的回归，UW的系数显著。最后可得W在X与Y间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如表2所示，方程一、方程二说明社会支持和抗逆力对创伤后成长和自尊有正向预测作用（社会支持的t值分别为t=3.449***和6.357***；抗逆力的t值分别为t=12.684***和6.774***）；通过方程三我们看到，社会支持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1.844），而自尊的回归系数显著（t=3.844***），说明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之问起完全中介作用；方程四中创伤后成长的回归分析发现，抗逆力×自尊的回归系数显著（t=2.938）。通过以上步骤的检验，抗逆力在自尊对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中介作用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通过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抗逆力的调节作用。以平均数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调节变量分组，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为高抗逆力组，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为低抗逆力组。图1的简单斜率检验结果表明，在低抗逆力条件下（b=0.466，t=5.824，p=0.000），自尊才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在高抗逆力的条件下，创伤后成长对自尊的回归方程不显著（b=0.158，t=1.749，p=0.081），说明自尊对创伤后成长无预测作用。

4 讨论

4.1 自尊、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和自尊可以显著预测高校贫困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是通过自尊起作用的，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从影响的过程来看，社会支持通过促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任务聚焦，非直接地促进康复坚持，个体对社会支持的高度感知可明确康复环境中的资源和增强个体评估策略，并作为自信的资源（Evans L，Hardy L.，2002）。另外，Cryder等人（2006）认为，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会对个体积极的能力信念产生正性的影响，而正性的能力信念会使个体对将来和自身有积极的感知，从而产生较高的PTG。社会支持和自尊对贫困大学生创伤后成长的作用模式表明，大学时期是一个人“自我统合”的关键时期，其自尊、自我价值感是在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与比较过程中，来明确和确立自己在各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和角色的。高自尊者因其正向的、好的自我评价以及自我悦纳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因而会得到较高的成长。

4.2 自尊、社会支持、抗逆力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

模型整合的结果表明，自尊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受到抗逆力的调节。即自尊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自尊对创伤后成长的正向预测作用主要表现为低抗逆力的贫困大学生群体中。不同抗逆力水平下社会支持通过自尊作用于创伤后成长的途径或方式不同。Westphal和Bonanno（2007）的研究表明抗逆力通过影响认知、情绪调节和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形成了创伤后的积极改变。抗逆力高的个体因其灵活的应对方式、认知策略，较容易识别出挑战性情境中的可能意义，即创伤后成长，这可以很好的解释高抗逆力组，不存在调节作用，也即无论自尊的高低与否，高抗逆力的个体会有高的创伤后成长。而抗逆力弱的个体在面对贫困等灾难的时候，心理恢复状况不佳，而对于创伤本身的认知需要一定的稳定心理状态和资源才能进行加工，产生改变和成长，因此对予低抗逆力组，需要提高自尊水平才能实现对创伤后成长的缓冲作用。从高低抗逆力组在不同自尊条件下所起的不同作用来看，抗逆力与创伤后成长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本研究结果显示，若要科学地认识或者干预贫困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就必须充分关注他们自身的人格完善和外部的支持资源，促进自身完善和外部支持的交互循环作用，将有利于高校贫困大学生从创伤中获得成长。

5 结论

社会支持对贫困大学生的创伤后成长有积极正向的影响。这一影响过程通过自尊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同时受到抗逆力的调节作用；低抗逆力条件下，自尊中介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而高抗逆力条件下，自尊不能中介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责任编校：刘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