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的几个问题

摘 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交通肇事仅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有能力赔偿不入罪，无能力赔偿则入罪，是否超越了解释权限？交通肇事后逃逸被上升为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否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目的是为逃避法律追究是否合理？行为人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否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对上述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有助于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的理解。

关键词：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095-02

一、交通肇事的司法解释

交通肇事只造成重大公私财产损失，无能力赔偿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本罪，此规定有超越解释权限之嫌，却又有其进步的意义。

（一）司法解释的这项规定存在的两个问题

1.这项司法解释似超越了解释权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2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造成公私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此项规定，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有能力赔偿的或者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下的，就不构成犯罪。但是依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便构成交通肇事罪，并没有说造成损失赔偿后便不构成犯罪。最高院的此项司法解释有超越司法权限之嫌。

2.将此项司法解释理解为刑法中的易科制度

将该条解释理解为刑罚上财产刑与自由刑的易科制度。通过隐蔽的司法解释来探路易科制度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在我国刑法上，案件中只造成财产的损失，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很少见。对于某些轻微的犯罪，财产刑与自由刑易科可能会收到极好的效果。但是该项规定又不为易科制度，刑法中的易科制度是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财产刑与自由刑的转换，而我国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却是将其作为认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即界定罪与非罪。在这一点上，我国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易科制度。在中国社会，富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穷人，加上很多人都有仇富心理且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极端主义情结严重的情况下，此项规定的前景不容乐观。

（二）此项规定又有其进步的意义

一是在只造成公私财产损失而没有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以肇事者有无能力进行赔偿而确定罪与非罪，有利于鼓励肇事者积极向被害人进行赔偿，使得受到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恢复。毕竟财产损失不同于人身伤亡，大多数财产损失都是可以通过赔偿而获得替代物，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人身伤亡。对于被害人来说，获得赔偿尽可能小的影响到他的生产经营和生活质量；对于肇事者来说，付出了自身财产的损失，也得到了惩罚。故而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对肇事者和被害人都是有利的。

二是本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过失是就行为人对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的，即在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行为人对此结果的心理态度是过失。在我国刑法中，过失毁坏公私财物不构成犯罪，《刑法》只规定了故意毁坏财物罪。那么在交通肇事只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可以在法理上将其视为过失毁坏财物。过失毁坏公私财物不构成犯罪，在交通肇事过失毁坏财物肇事者赔偿了损失的情况下，也不应以犯罪论处。

三是符合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内涵包括：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由民事、商事、经济或者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在交通肇事单纯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可以用民事的手段令肇事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就可以达到惩罚肇事者，赔偿受害人，化解双方之间矛盾的目的，故而没有将造成财产损失就一定要入罪的必要。这样还可以避免限制肇事者的人身自由，减轻监狱的负担。如果过失犯罪只造成了财产损失便将肇事者入罪，也有违我国的刑罚政策。所以说，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二、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从加重处罚情节改变为犯罪构成要件

（一）此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根据司法解释第2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同时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是“交通肇事罪”的“逃逸行为”。“逃逸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是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刑法》第133条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加重处罚情节，即量刑情节。故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二）此规定不符合犯罪行为论

交通肇事“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结果出现便意味着交通肇事罪的基本行为已经完成，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行为已经终了。而后的逃逸行为是另一个行为，但是司法解释却将犯罪行为完成以后的另一个行为与犯罪行为并列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不符合犯罪行为论。

三、司法解释将行为人的逃逸目的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违背了立法本意

（一）此规定明显违背立法本意

司法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此解释，刑法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规定为本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的立法目的是否是为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后逃逸，主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的利益，维护交通管理秩序[1]。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相关交通管理部门。在构成交通肇事罪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肇事者负有抢救受伤人员的义务。故而笔者认为，《刑法》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其立法目的是督促肇事者履行抢救伤员的义务，而不是督促其不要逃避法律追究。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人员性命攸关，首先应当关注的是其生命安全而不是法律追究的问题。追究法律责任其后也可以，但是如果不抢救伤者，则意味着生命健康的受损甚至失去。法律追究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保障人权。

（二）司法解释的此项规定违背了立法本意，甚至会导致一些后果

例如，某甲交通肇事将某乙撞成重伤，且在交通事故中负全部责任，但是某甲没有逃逸也没有救助某乙，使得某乙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此时对于某甲只能以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来对待，而不能加重处罚。某甲见死不救的行为比起逃逸来说，其社会危害性更大，但是对于某甲却不能加重处罚，违背了立法原意。

四、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逃离现场，是否构成自首

在上述例子中，某甲没有救助某乙，也没有逃离事故现场而是等待交警的到来，此时某甲是否构成自首？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在认定自首以及逃逸时要根据具体案件不同情况来认定。实践中，一般来说，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待在事故现场的原因有二：一是出于行为人自己的主观意愿等待交警来处理本次事故；二是由于周围人的责难或者说群众的力量或是被害人家属的干预使得行为人无法逃离事故现场。故而，认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呆在事故现场，是否构成自首，应当考察事故现场的客观环境。对于因事故现场客观原因而无法逃跑的行为人，如果其主观上没有逃跑的意愿，则构成自首，如果其想跑却不能跑，则不应当认定为自首；对于能够逃跑的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却不逃跑，应当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此时应当根据行为人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而区别对待能跑却不跑的肇事者，对于尽到了救助义务的肇事者刑罚应当轻于相同情况下没有尽救助义务的肇事者，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五、在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

根据司法解释第2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例如，某甲将某乙撞成重伤后害怕承担法律责任而逃跑，且在本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某乙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根据该条规定某甲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依据司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某甲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但是根据司法解释第5条：“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某甲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在某甲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一档加重处罚情节的情况下，符合第二档加重处罚的情形，是否直接适用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即某甲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况下，是否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笔者认为，对于某甲应当适用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因为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加重犯的条件是：首先，行为人原来的肇事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次，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后，行为人虽然逃逸，但是对逃逸致人死亡结果的主观罪过是过失[2]。只要符合以上三点，行为人的行为就构成“因逃逸致人死亡”。也就是说，行为人在构成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情况下，“交通肇事逃逸”并不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应当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为：交通肇事后，肇事者未尽抢救伤员及保护现场义务的行为。这样的话，可以使得法规之间具有协调性，可以理解为什么最高院要将交通肇事后逃逸从量刑情节上升为犯罪构成要件，也可以避免逃逸的目的是追究法律责任而受到诟病，还可以避免上述例子中未抢救伤者和抢救伤者待在事故现场均构成自首都不构成逃逸而量刑不公的问题。

在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的情况下，交通事故与日俱增，明确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其加重处罚情节的意义不言而喻，对于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司法解释需要真正做到科学地解释法律。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1[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3.

[2]贾宇.刑法学[M].北京：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