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共话题催生政府“柔性治理”

在重庆市政府处理“最牛钉子户”事件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过去习惯的强制管理模式的推演，而是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从2007年3月21日到4月2日这一段时间里，重庆市的钉子户事件吸引了海内外媒体和公众的眼球，其缘由就是一对被称作“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重庆夫妇和一幢孤立在现代都市高楼大厦包围下的深坑中的旧楼房。近百家媒体聚集在重庆杨家坪，杨武夫妇向记者的宣告，网络的继续点击，一起使这一事件的持续升温，并最终成为一个热门的公共话题。直到法院下达最后拆迁日期以及市政府的出面协调，才最终落下了帷幕。

“目中无人的强制管理”

重庆钉子户事件已经过去了，但是留给我们很多反思。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事件之所以成为典型，是因为在一种习惯背景下的反常让人们好奇、惊讶和深思。

在传统习惯中，拆迁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正确、严肃和权威的城市经营行为。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每天都在轰轰烈烈的拆迁、改造和经营。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强大的政府制定了城市改造决定，承包给有实力的财团或者地产公司，然后在公安、法院和政府的组合力量下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动员乃至强制拆迁。如果有人不情愿，就会被定为“钉子户”，成为重点解决的对象。拆迁和被拆迁最紧张的时候，曾出现过房主自焚等激烈行为。拆迁现象和其他领域的过激行政行为都具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这种行政行为以强大的政府权力为后盾，按照政府意志改造着社会和公民的生活方式。结合其共有特性，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一种“目中无人的强制管理模式”。

所谓“强制管理”是指政府政策执行行为习惯于使用警察和法院等强制力来单方面推行，迫使公民认同和接受。而所谓“目中无人”是指这一强制管理模式下没有个人的地位。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成为所有个体利益的替代者。在轰轰烈烈的强制拆迁下，许多个人的祖屋、产权房屋被强行拆迁，而给予的补偿并不能让相关人满意，因此惹起许多人对抗、上诉，甚至采取更极端的行为。“目中无人的强制管理”下，公民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正是这一背景的衬托，使得重庆钉子户的图片才有特别的震撼力。

人们按照习惯思维，第一直觉就是这一户人家一定有特别大的后台。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挥舞红旗、孤独守护、横幅广告、联络记者，让公众明白两夫妻不过和普通人一样，也是“目中无人的强制管理模式”下的又一个牺牲品。于是，公共舆论开始形成，网络的点击、跟贴节节升高，四面八方的意见通过文字在网上汇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一种支持勇敢捍卫权利者的大众舆论。纸面和电视媒体也加入进来。这一媒体形式的升级意味着公共舆论的升级，一个来自民间的、反映了公民真实意见的公共话题占据了官方媒体的头版和显要位置，并且连续数天引起关注和展开讨论。这种舆论带着一种民意的原创和理性的思辨让公众感受到公共话题参与的意义和收获。这种公共话语空间的尝试具备了一种重要的里程碑价值。一个公正文明的社会不是封闭、沉默、隔离的，而是开放、发声和沟通的。具备这些要素，个体才可以从单个状态走出来，智慧和道德才可以在言论中创建，和谐的共同体才可以慢慢成形。

政府管理模式的演变

不用说，强大的公共舆论对这一事件的走向发挥了其特殊的功能。然而，我们在这一僵局过程中，没有发现过去习惯的强制管理模式的推演，而是看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

重庆市政府表现出不同于以前其他地方的粗暴强制模式，显得非常克制和隐忍，政府权力并没有被大张旗鼓地运用到这一事件的处理中来。政府也没有把媒体当作对手，没有刻意躲避、压制甚至迫害媒体，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观察着事件的发展形势，暗中做一些协调工作。政府的这种行为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也没有把矛盾的焦点吸引到自己身上，而是抽身出来，因势利导，从中协调，促成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比较完满地克服了这一棘手的难题。

然而，政府也并不是天生就懂得如此乖巧处事。在事件中间，区政府也曾经想利用权威来压倒“钉子户”和媒体，下达了拆迁命令。但是，当事人并没有被吓退，而是继续抗争，媒体也没有害怕，仍是继续公开报道。面对这种强大的力量，政府才开始反思，并理智的退让，退而以求更好的办法。

这是一种在与社会快速互动中催生的选择，这一选择毫无疑问具有了时代的标本意义。当前中国政府最高层决策层更加务实、亲民、理性的治理理念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推广开来，许多自建国以来一直延续了多年的观念、制度和政策不约而同地进入了改革期。例如，“以农补工”的管理思路转变为“以工辅农”的新观念；束缚国人的户籍制度也几乎寿终正寝；对待城市流民的强制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助型的收容制度；责任不清晰的权力体制也转变为权责对应的官员负责制等等。这一选择无疑是时代精神的恰当展现。而和这一事件直接且及时相关的制度变革就是《物权法》的通过，中国进入了承认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新时代。

公共舆论的热切期望和共同企盼，国家昌明开放的智性和宽容，历史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冥冥结合，终于把一个国家立法的政治大事和一件市民利益的小事联系起来，因此构成了一个所谓“意义共构”的意境：法律赋予行动以意义；行动激活法律以生命。我们再也找不到比这种结合更好的模式，再也没有比用这种方式来宣传国家大法更好的方式，多方意念和多方行动的鲜活参与共同促生了一种新的“意义共识”。而这也正是国家命运转折到21世纪所诞生的理念升华。

劝说和法制结合的柔性治理

那么，有什么词语能够总括这些理念的新鲜元素呢？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概念能够作为过去那种“目中无人的强制管理模式”最好的替代词呢？那就是“柔性治理”。柔性治理包含了柔性和治理双重要素。高高在上的政府单方面独掌权威的管理模式要转变为主张多方角色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僵硬、粗暴的强制权力要转变为受到法律规定和道德责任双重约束的柔性权威。由这双重要素组成的治理是文明社会必备的公共秩序的维持和生成机制。

和强制管理模式目中无人的性质不同的是，柔性治理是以人为本的治理。以人为本从口头上早就没什么新鲜的了，但是真正要从行动上做到则有漫长的路要走。柔性治理立足于个人，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履行公共责任的权威机构不是个人的对立面和压迫者，而是合作者和协助者。柔性治理并不以少数强势人物为中心，或者说取媚于他们；相反，他们是面向大众，尤其是面向弱势群体的。因此，柔性治理是人道的治理。

在治理的手段选择方面，柔性治理要求完全改变过去那种从上到下的僵硬的压服和强制执行方式，运用劝说和法制结合的柔性方式。暴力强制拆迁的时代几乎可以说过去了，但是，在许多人的思维里面是否抛弃了暴力执行的定势逻辑呢？这个问题的回答也许并不能让我们满意，我们仍然经常可以看到类似的新闻事件。这种方式的残存表现了政治文明的落后。一个公共权威的机构竟然用其权来压迫授权者，这是非常荒诞的现象。

所以，权威的公共机构应该运用劝说和法制结合的方式来执行政策。劝说选择的是理性的对话、商量、合作，而不是暴力的强制、一边倒和对立。劝说是在尊重公民选择权基础上的柔性的政策方式，通过宣传、说服和解释来执行政策，达到公共目的。而法制则是柔性治理中的刚性要素，利用理性的法律来确立一个共同认知和认可的标准，从而提升公众之间或者公民和政府之间互动的水准。在法制的刚性中实际上包含了平等与公正的柔性要素，刚柔相济，社会治理才能创造出秩序和繁荣共存的效果来。

柔性治理也是文明的治理。在柔性治理中，文明表现在对微观视野下个体生命的尊重；表现在对个体所有物的权益的尊重；表现在服务方式上的说服性和法制性的变革；表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中越来越多的公民意识的包容；表现在国家发展理念中精英意志的缩减和普通民意的彰显。柔性治理的文明不是表面上的现代化幻象，也不是少数强势人物的资源专有，更不是资本主义奢侈的浪费和颓废；它是多数人的共同成长、安定生活、机会均等和欣欣向荣，是越来越多的人被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并在创造中体会文明的幸福和生命的快乐。总之，这种文明是一种包含了面对普通公民的价值关怀的社会形态，而这种形态只有通过尊重、合作、理性的柔性治理才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