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和艺术大学的意义

文化不仅成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在我国是否应建立艺术大学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如何设置标准或究竟有几所学校符合标准等枝节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考虑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确定以及文化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中，需不需要艺术大学的问题。当然，建立艺术大学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学校升格，换一个名称而已，而是一个崭新的发展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应重构艺术学科的学科体系，改变原有艺术学科（专业）“术科”的属性和地位，融知识创新、学科融合、专业培养、科学研究、艺术营销和文化传播于一体，使艺术大学成为培养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人才的摇篮。

党的十七大报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的十报告更是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紧要关头，文化的力量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化不仅成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不仅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梦”不是一个简单的财富梦，更包含着对精神的不懈追求。如果只有物质的富足，而没有文化的繁荣，国家不可能真正富强，民族不可能真正振兴，人民也不可能真正幸福。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建立艺术大学不仅是完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国内，经济发展，社会开放，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性改善；在国际上，我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地位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一直趋于弱势，这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不相符；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的政治、经济大国地位也不相符。党的十报告一再强调，要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文化，广义上是一个民族精神创造力和物质创造力的体现，是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更在于传播。传播可使文化更具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可使一个民族的创造成为全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中体现出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从文化的传播历史来看，西方近现代的许多文化成果都是由其自己主动上门“推销”的。从我国明代时起，西方传教士就不遗余力地“推销”其文化和文化产品。这种“送货上门”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更本质地说是一种文化植入。那些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方的信仰、思想和观念，也带来了科学和技术，如几何学、公历、自鸣钟和望远镜等。对西方而言，所谓的文化传播常会夹带着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这种文化传播，使得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程度上“被西化”。而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文化传播的结果。

西方的这种文化传播或文化植入自发轫起始终没停止过，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其所采用的途径和方法有所改变而已。根据《中国出版年鉴》提供的数字表明，我国和西方诸国的图书版权引进存在相当大的落差。2004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从英国引进图书版权2030种，输出16种；从日本引进图书版权694种，输出22种。近10年来，这种距离有所缩短，但巨大落差依旧存在。2010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549种，输出224种；从英国引进图书版权1770种，输出176种；从日本引进图书版权1620种，输出207种。这一组最新数据再次表明，我国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所处的劣势。美国政治学家波特教授就曾说过：“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早在199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说过：“前苏联的解体是美国文化渗透的结果。”2002年，布什也公开宣称美国是用文化而不是用军事在改造世界。2006年，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批驳”国际上某些“中国”时表明，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由此可见，在日趋复杂的国际竞争中，文化的地位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其不仅是一个手段，更是一个目标。可以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没有文化的彰显，没有文化的传播，也就很难在真正意义上体现出国家的影响力。我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仅要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还要鼓励现代意义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着力去宣扬和传播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文化成果。我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实力彰显和广泛传播将会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也会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发挥积极作用。

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文化影响力相对薄弱，责任不在于别人，而在于自己。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在文化层面上很少主动去“推销”自己，即便有也是个别的、短期的，往往是作为一项活动或短期项目，如我国的各种“文化年”，远没有形成产业的规模和效应，更没有形成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持续不断的文化传播气候。就文化传播而言，点小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形成由点到面的广泛性、持之以恒的延续性和精神引领的深刻性。“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市场运作是文化传播最为理想的手段和方法。1945年9月2日以后，美国在德国实施“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但其很快意识到经济的成效并不能获得德国民众尤其是德国知识分子的心。于是，广泛持久的冷战文化攻略开始实施，美国人要用其文化来改造德国人的思想，由点到面，长期不懈，最终赢得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这样的理念和经验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

我国对于如何进行文化推销，至少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缺少一些值得“推销”并可以“推销”的历史积累和当下创造；二是尚且缺乏足够的能力和途径去做这样的“推销”。在笔者看来，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其不仅涉及长久以来的认识问题，更涉及一个机制缺失和人才短缺的现实问题。从文化传播学角度来看，第二个问题解决不好，第一个问题所涉及的文化意义也就很难实现。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事实上，在文化方面，我国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积累，更有着丰富的当下创造，但缺少的也正是能让这些文化成果真正发挥国际影响的中间人。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看作是国家的一个文化亮点，但其小说的英语翻译最终却是由外国人来完成的。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作家获奖可能还会遥遥无期。其实，这样的尴尬在我国外语教学的起点就已产生，这是由于思维局限所致。在我国的外语教学实践中，教与学的目的包括以下几点：可以通过掌握一门或几门外语，同外国人直接对话；可以阅读原著；可以更直接地、不受母语羁绊地学习外国先进理念、方法和经验，实现所谓“洋为中用”。但是，文化交流的前提应该是双向的、平等的、互惠的，强势的文化植入本质上可看成是一种文化侵略。而我国的外语教学，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似乎从没有这样的逻辑出发点：借用别人的语言来传播我们自己的理念、方法和经验。很多从事中国语言和中国艺术行业的专家竭力反对外语学习，尤其是职称晋级中的外语考试，在其看来，此行业的最高水平就在国内，无需到国外去学习，进而也就无需学习外语。其实，这些看似振振有词的说辞仅是站在了一个保守的角度上。这些专家为何不能尝试着学习外语，把其认为最好的东西借助别人的语言“推销”出去呢？难道固步自封的自娱自乐才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目标和理想家园？难道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吗？笔者认为，中国绘画或书法，如果能由画家或书法家直接用外语去讲解、传播，就更能体现出其蕴含的精神与气韵。站在这样的高度，有了这样的思想和觉悟，我国的艺术文化才能发扬光大。

艺术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断创新的活力，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其生动、直观，具有感染力，很少受到语言的束缚。所谓的“艺术无国界”“艺术是一种世界语言”或许就是在这个层面上给予定义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艺术教育都被定格在“术科”的层次上，似乎国、油、版、壁，吹、拉、弹、唱都只是一些技术活儿，没有理论深度，更没有哲学高度。其实，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艺术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和哲学、科学、宗教一样，都是观察自然和解释自然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古代遗存的图像以及不断出土的文物大多都属于艺术品范畴，其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历史面貌，更真切地为走近历史原点提供了更大可能。达·芬奇曾说：“绘画是一门科学。”其并不是在给绘画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想使绘画与科学等同起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而且，许多科学发明都来自艺术的灵感。人类最早的飞行器和机器人的设计图就是来自达·芬奇这位天才科学家的浪漫想象。席勒也说过：“欲造就一个理性之人，首先应将之培养成一个美学家，除此别无他途。”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生前也曾多次呼吁，要将艺术和科学实行完全的融合，形成一种完整的知识创新体系。事实上，艺术和科学是同一坐标上的两个端点，其反对保守，鼓励创新，是同质异象的孪生兄弟。因此，武断地将艺术定格在“术科”的层面是对艺术的一种误读，也是对历史的误解。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曾提出过“诗意的栖居”的观念，海德格尔对之解释道：“只要诗化的呈现，人将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将诗化加注了神性的元素，但笔者认为，这里的诗化更应包含众多的艺术元素。人类的需求也许千头万绪，但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即在地球上艺术地生活。在这里，艺术绝非简单的技术或欣赏，艺术的生活是与现代技术至上的理念和趋势格格不入的，其应包括更加丰富、深刻的精神元素。如果人人都能艺术地生活，那么精神和物质的追求就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和谐。

如何重新认识艺术的“学术”地位，重视其文化传播力量，更好地实施我国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提高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在这方面，我国不仅认识不充分，而且缺少方法和经验，更缺少专门人才。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仅靠定格在“术科”层次的艺术学院是难以完成的，而那些在综合性大学中常被边缘化了的艺术学科也难担当此重任。如何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构建具有知识创新的艺术学科体系，这是个问题。要使其既有“学”的高度和广度，又有“术”的精深和完美；既培养技艺超群的艺术专门人才，又培养懂得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则的艺术营销人才；在更为广阔的综合艺术天地中，既要各有所求、各有所长，又要各有所精、各有所用；既有创新的知识、精湛的技术，又有传播手段和途径的人才培养格局。事实上，像这样的知识创新体系、文化创造氛围和人才培养格局，只能在艺术大学这样的平台上得以真正实施和实现，因此，艺术大学的建立对当下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显得尤为

重要。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美术与设计》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