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改革首先要“去行政化”

“郭美美事件”之后，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使其成为公共机构的负面代表，与之相关的大多新闻都会引发网友热议。近日大陆媒体一篇关于“红十字会改革”的报道也不例外。这篇报道在各大门户网站，标题变成了《红会去行政化阻力巨大：多数职工怕改革丢编制》，言简意赅地点明了报道的主题。

今年2月，红十字会作为唯一的社会组织，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社会领域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单位；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红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把红会改革视作社会组织改革的破题之举，为工、青、妇这类官办社会组织改革探路。然而，“中国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组长杨团称，改革阻力很大，推进维艰，因“去行政化”的体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最终，使“去行政化”未能列入红十字会的改革任务中。显然，目前提出的“曲线路径”和“双轨制”是妥协的产物，这也是民众舆论反弹的关键。在一个系统内，形成在编公务员与招聘人员的“双轨制”，等于宣布了原先所谓的“改革”已面临半途而废的困境。

红十字会由信任危机带来的信用危机显而易见：去年收到的捐赠只有28.67亿元，与前年67.29亿元相比，降幅已近六成，今年这一数据可能会再创新低。民众普遍认为，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这类社会组织的“行政化”，因没有明确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的正常关系，使得红会对权力有深度依赖，造成了这类社会组织的低效率和不透明，对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却成为一种垄断特权，等于在削弱中国社会组织和事业的整体效率。红十字会并非中国独有是一个世界性的慈善救援组织。但无论在哪个国家，独立、中立、公正、志愿服务等这些基本原则，并不因国家制度的不同而有差别。其中身份独立是首要原则，想来这也是国务院将其首先列为试点机构的原因，因为它有很多通行的国际惯例可资借鉴。加上中国红十字会面对的信任危机，改革不仅有利于取得民众的信任，也易于其进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去行政化”就是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这本身就是红会这类官办社会组织必经的改革之路。30多年来，哪一次改革没有强大的阻力？如果遇到阻力，就绕道而行、寻找曲线路径，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改革红会这类的官办社会组织，比起早年的国企改革，牵涉面要小得多。难道改革只有一万多人的红会，会比让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遭遇更大的阻力？拿“阻力”说事只能表明主导改革者对改革的决心不大，不触动这些人的既得利益，就意味着可能损害到更多人的公共利益。

让红十字会这类官办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因历史原因，中国的一些社会组织，―直是政府的从属机构。“去行政化”就是要不断减少这类社会组织的行政权力，增加这些组织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这其实是所有官办社会组织的“重生之路”。这些组织改革得越早，在未来获得的社会公信力和生存空间可能就越大。社会之所以需要社会组织，就是因为它独立的身份，有助于协调政府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行政化无疑阻碍了社会组织发挥这一最为有价值的能力。

因长期借助行政权力、以行政化方式进行慈善活动，使得管理松散、效率低下、透明度不高成为这类官办社会组织的通病。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额约845亿元，只占同年GDP的0.18%。不只低于发达国家2%左右的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巴西（0.5%）、印度（0.3%）等这些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慈善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度，2010年捐赠总额近30004L美元，来自民众个人捐赠超过80%。美国社会组织之所以在民众中有如此高的公信力，主要原因就是保持这些组织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使其能透明、公开、高效的运行。在美国即便是10美元的正规捐款，捐赠者也有权了解它的去向，否则这些组织便需承担法律责任。民间社会组织需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业务及财务状况，不仅政府会监管，还需接受独立的第三方评估。评估机构向公众测评结果，民众根据评估决定是否要向这些组织捐款。一旦测评数据过低，自然影响到这些社会组织的生存。可以说，保证这类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前提，就是要确保它的独立性与民间性。

公信力肯定是各类社会组织的命脉。而目前由红十字会引发的信任危机，已经或正在成为整个中国官办社会组织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方面，因为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增强了，另一方面与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有关。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现在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速度，已远远超前于社会组织改革的速度。由于红十字会这类组织的官方色彩，使其在信息公开，服务效率方面，不仅落后于很多民间的社会组织，更远远落后于社会需求。从这个角度讲，推动官办社会组织的去行政化、走向透明与规范化、接受监督，已不仅是民众和舆论的要求，而是时代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