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范文
时间：2023-03-09 03:42:13
社会组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评估
一、国内外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社会组织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术语，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称谓也不尽相同。目前国际上对社会组织这个概念也没有统一的称谓，比较常见的有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等i。虽然这些概念有一定的差别，但其内涵是一致的，泛指在一个社会里由又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及其网络形态ii。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视角对社会组织的概念作了相关的界定。
（一）国外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美国萨拉蒙等人提出定义社会组织的“五点论”，一是组织性，指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常规性的制度、管理制度，并配备固定的负责人员，且开展经常性的活动；二是民间性，在一些研究中也被称为非政府性，指不是政府及其附属机构，不依附于政府，在制度、运作层面上都与政府相分离；三是自治性，指组织拥有独立决策权，能够自我管理、自我监控；四是非营利性，这也是组织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指组织宗旨是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不能进行收入分配，产权明确，组织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化为私人财产；五是志愿性，指组织以志愿精神为基础开展活动，由志愿者组成，志愿参与活动，服务于公共利益。iii
沃芬登 （1990）认为，非营利组织具有五个特征：一是有服务大众的宗旨：二是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机构：三是有一个不致令任何个人利己营私的管理制度：四是本身具有合法的免税地位：五是具有可提供捐赠人减免税的合法地位。凡符合这五个特征的组织就被认为是非营利组织。iv
（二）国内对社会组织概念的界定
国际上普遍认同萨拉蒙等人对社会组织的界定，认为它比较全面的涵盖了社会组织这个概念的本质特征。由于我国负责这类组织登记注册的部门是“民间组织管理局”，所以我国更倾向于把该类组织称为“民间组织”。
事实上，中国的民间组织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学者们对社会组织的内涵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邓国胜曾将国内外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概括为四种方式，即从法律上、组织的资金来源、依据组织的 “结构一运作”、根据组织的特征来进行定义，其各有侧重，但差异很大，第四种定义更具有包容性和便于国际间的比较v。以后的学者对社会组织的定义基本上就沿袭了这四种定义。王名在他所编著的《中国民间组织30年》及与著名学者刘培峰共同编著的《民间组织通论》中对社会组织定义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自发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
社会组织这个名称内涵明确、外延宽广，整合面大、包容性强vi，基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各国的社会组织的结构、运行状态各不相同，所以，研究社会组织的其他方面要比确定其概念一致性要重要的多。
二、国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
（一）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
自中共十七大以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进入到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所关注的视野。目前，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草根民间组织”vii或“民间社会服务组织”和“民间自助组织”viii等。邱梦华从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三个角度对新形势下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和整合。
目前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较少，且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文化类基层社会组织和对这些基层社会组织存在问题的研究，对基层政治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几乎空白，并没有对这些基层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或政府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对社会组织评估的研究
中国学者俞可平在研究治理与善治时提出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其必要性，首先他认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也有一定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管理的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也包括行政给付、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新型管理方式。其次由于市场和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具有局限性加上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独特优势，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有其逻辑的必然性。ix
同时，应松年也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这种新体制有其进步之处，政府不再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更多的公民和社会组织将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管理方式由传统的管制向共同治理转变，政府的角色得到了重新定位，从而更多的权力转交给了社会组织。x
此外，范铁中认为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三十年以来在不断优化结构，调整布局，提高质量。他也赞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实现民众意愿、保护民众权益、由民众自发组成的非营利性团体，可有效弥补新型治理模式下“政府失灵”困境。xi
可见我国学者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时都指出了如今不断发展中的社会组织有着相当的作用，尤其在弥补政府和市场缺陷中更加突显，这些研究的最大优点是肯定了社会组织存在的价值，看到了它的发展潜能，但是也少有学者提出社会组织如今依旧存在很多问题，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困境。在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是一个全面的过程，这点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一步研究。
（三）对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究
著名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任所长的王名教授指出：“实际上在政府与NGO的关系模式中，一种理想的情况应当是政府以发包人的身份出现，NGO通过为政府提供某种服务而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即所谓政府的服务购买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境，因此相关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xii
清华大学贾西津就认为公共服务购买亟待制度化，地方在购买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存在三大不足，在制度上，公共服务购买尚未被纳入采购范围，缺乏相应法律制度保障。在程序上，多数购买社会服务的地方其购买过程并不公开，且购买过程中公开竞争未成为一般原则，项目购买后缺少评价机制。在范围上，一些地方对该购买何种社会组织服务并不明确，立项过程中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xiii
杨柯指出当前我国最重要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模式主要就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信任度极为重要，因为政府是基于对社会组织和公众的信任才能够通过项目化的运作方式向其购买服务并让公众享用。xiv
同时，相关学者也给出了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领域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实现与政府的互动合作的建议。如建设性提议、参与式合作，以及利益诉求等方式达成两者的合作。xv
这些都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联系，实现更好形式的沟通从而更加有效的管理社会。各个学者的不同观点都从整体上强调了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具体的实施方法还不太明确，同时在政府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的具体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不足，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方面的研究上来。
（四）社会组织面临困境的研究
目前社会组织的地位在整个社会中日益突显，范铁中在探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中提出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障碍，首先是双重管理制度的限制，中国学者李昂以及张尤佳从从内部设计逻辑和实施现状综合分析指出了这种双重管理制度的缺陷与对策。它存在不足之处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最大障碍，管理模式单一而僵硬、主体监管能力不足，管理依据的法律规范位阶较低，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xvi。其次，不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和相应的政府角色异位，也是当前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社会组织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目标不明确，行为不规范，诚信透明机制缺乏，自我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
姚锐敏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方面分析了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的不足。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组织自身的公信力不足，主要表现为社会组织自身的信用不足以及政府和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这两个大的方面。xvii
另外，中国学者高培琳在研究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状况时也提出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主要研究公民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保障滞后，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相对薄弱，行政色彩浓厚等障碍，他建议加强公民的权责意识，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加强法律的规范，管理的科学化，畅通公民参与的渠道。xviii
同时，我国学者孙伟琳也对社会组织现状及问题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一方面指出了当前社会组织一直保持着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另一方面客观的认识到我国社会组织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各种问题。提出要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改进管理体制，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做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工作。xix
对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我国不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加以了研究，这些都有利于加深对社会组织的认识程度，从而更好的定位当前社会组织的角色地位，可以从多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予以完善。但是诸多研究都只是从学者选取的某一点或几点来对社会组织面临的问题加以研究，缺乏系统的有层次的论述，在对存在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方面存在归纳不足的问题。
三、结论
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三种基本属性并承载着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功能。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它与政府、市场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因此研究社会组织的发展、建设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研究从主要介绍西方理论界学者对社会组织的研究成果，发展到对我国当前一些社会组织活动的案例作尝试性评估研究，提出了一些基于国情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建议和意见。
在总体上，基于本土的理论研究薄弱，在理论分析研究上欠缺突出贡献，且多针对社会组织的某方面进行研究，并没有系统的、总体的研究；且这些研究大多带有浓重的本土化、中国特色，对国外的研究经验借鉴较少，不能很好的与国际研究相接轨，社会组织研究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以此达到将研究理论应用于实际的目的，从而更好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
注释：
i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ii 王名.转型期的社会组织——NGO的一种新视角.中国民间组织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iii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iv 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
v 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4.
vi 康晓强.社会组织再认识[J].社会主义研究，2013（1）.
vii 王名，刘培峰.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viii 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A].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ix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6.
x 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J].法学论坛，2010（6）：5-6.
xi 范铁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3（1）.
xii 王名，刘培峰，等.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59.
xiii 贾西津.公共服务购买亟待制度化[J].政府采购信息报，2013（2）.
xiv 杨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J].理论月刊，2013（01）.
xv 廖鸿，石国亮，朱晓红.国外非营利组织管理创新与启示[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1：38-39.
xvi 李昂，张尤佳.社会组织双重管理制度的缺陷与对策[J].党政干部学刊，2013（1）.
xvii 姚锐敏.困境与出路：社会组织公信力建设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3（1）.
xviii 高培琳，张琪.浅析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障碍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2013（3）.
xix 孙伟林.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现状、问题与建议[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35.
【参考文献】
[1]邓国胜.民间组织评估体系—理论、方法与指标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王名.转型期的社会组织——NGO的一种新视角.中国民间组织30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4.
[4]康晓强.社会组织再认识[J].社会主义研究，2013（1）.
[5]王名，刘培峰.民间组织通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6]王颖，孙炳耀.中国民间组织发展概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7]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J].法学论坛，2010（6）：5-6.
[8]范铁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作用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3（1）.
[9]贾西津.公共服务购买亟待制度化[J].政府采购信息报，2013（2）.
社会组织范文第2篇
《中国社会组织》（CN：10-1094/D）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半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国社会组织》的宗旨是：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为指导，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开展社会组织理论研究，反映社会组织改革实践，促进社会组织管理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社会组织范文第3篇
以包容互信为品格团结慈善力量
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
郑州市民管办：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牢牢把握行业协会商会服务经济发展的改革机遇
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贺信
靠服务立足，才是协会应有之道
公益捐赠的税收“玻璃门”该破一破
各地代表委员为社会组织发展建言献策
财政“购买”社会服务将付“成本”
“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创新中传承
三部曲折射龙岗对“草根组织”理念之变
地方党政领导的社会组织发展大局观
深圳行业协会立法再为全国探新路
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云南省公益慈善团体信息不公开不能过年检
救灾中的项目管理越专业越好
评估,社会组织管理培育的有效手段
探索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的温州实践
开放的公益项目主动的社会参与
中央财政支持为社会组织助跑领航
湖南省对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管理
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在改革中砥砺前行
社会领域充分竞争才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
现代慈善事业的社会价值及我国法律障碍分析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考
社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加强社会组织党员信息网络化教育的对策
我国社会组织存在问题及应对之策刍议
转变社会发展方式及其社会组织促进作用的发挥
善用社会力量推进社区志愿服务工作
对完善社会组织评估机制的几点思考
提高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国志愿服务立法对策探讨
基金会评估历程、开展状况与特点
文化类社团参与文化强省建设浅谈
从制度供求的视角看当前社会组织的运行状况
壹基金登记为公募基金会的思考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的思考
非营利性组织的商业化趋势及税收政策调整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生命线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党建工作的外部性研究
NGO在灾难中的成长契机与发展方向
浅谈基金会投资愀条件和投资方向
社会组织在阶层和谐中对密切党群关系的影响
行业组织之于阶层和谐功能的现实考量
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几点思考
公民社会范式下温州商会研究综述
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努力推进行业协会又好又快发展
社会组织范文第4篇
一、江苏社会组织“怎么样”
社会组织总量领先。截至2013年6月，江苏拥有社会组织4486家，占全国社会组织总数的8.86%，江苏社会组织总数高居榜首。同时，江苏社会团体22233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2204家、基金会424家，与其他省区市相比，也都居于首位。
参与人数规模较大。目前，在江苏部分地区，群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程度已有了较大提升，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也较高。例如，截至2012年，扬州市的社会组织共吸纳市民参与50万人次，占全市总人口的10%以上。
社会组织影响力大。目前，江苏已自主培育了一批有相当社会知名度的社会组织，如南京市的爱德基金会、心贴心老年服务机构等。这些社会组织规模较大、活动规范、社会影响力也较大，已成为江苏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的标杆。
体制改革引领全国。目前，江苏已率先在全国试行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涉及社会组织的制度改革。同时，江苏各市也已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在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等社会组织中试行了直接登记制度。
二、江苏社会组织“怎么了”
人力不足，政府监管空虚。据统计，江苏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10人，市级民政局的社会组织管理部门通常不足5人，区级民政局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约两三人，街道通常只有1人，且大多数是兼职。在行政管理上，民政部门也主要忙于登记、验收等工作，对大量不断增长的社会组织没有精力进行服务、指导与监管。可以说，独立承担对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对民政部门来说，越来越感到权限不足和力不从心。
身份模糊，职能管理混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部分社会组织职能异化，一些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在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变相损害了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同时，在一部分具有政府背景的行业协会中，社会组织也将自身视作“二政府”，在机构定位上有所偏离，并通常以行政权力凌驾于会员单位之上，较多履行行业管理的职能，而较少履行行业服务的职能。二是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认定条件较为模糊，缺乏可操作的细则，形成了人为解释的空间，这使得民办非企业单位很少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不利于吸引社会捐赠。
规模较小，运营机制不畅。首先，在财务管理上，很多社会组织由于没有专职的会计和出纳，或者会计和出纳由同一个人担任，这就导致这些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滞后。其次，在资金使用上，人员工资开支占社会组织总支出的比例较为模糊，尚未形成既符合法律又有利于实践的参照标准，不利于吸引人才。第三，在人才管理上，通过调查发现，对关于社会组织的政策、法律、运行、管理等较为熟悉的专业管理人才较为缺乏，同时对发展社会组织所需的志愿人员，也因缺乏完善的长效参与机制而呈现出参与动力不足的状况。
三、江苏社会组织“怎么办”
建立信息披露机制，保障社会组织持续化发展。一方面，需要省级民政部门不断完善现有网络平台中的社会组织年检信息披露栏目，强制要求社会组织公开收入总数、收入构成、支出总数、支出构成、项目内容、项目进程、项目评估、人员构成、税收等内容。同时，对于公众提出的质疑，民政部门应当要求社会组织在限定期限内对其进行公开解释。如果社会组织无法提供合理解释的，就应该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罚，情形严重的，可剥夺其运营资格。另一方面，需要由相关政府部门主导发起并创建监管型社会组织。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大规模扩大民政部门人员编制的情况下，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在评估、年检、网络平台维护、行业建设、注册服务等方面实施监管，保障社会组织持续健康地发展。
明晰身份认定范围，引导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这一方面需要分门别类地对社会组织进行身份认定，如在具有完善财务制度的社会组织中，要大力拓展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的范围，给予税收优惠;在公益职能执行良好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中，要扩大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的范围，以此拓展公益资源的来源;针对四星、五星的社会组织，要鼓励地方政府对其进行退税，以此激励其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快建立社会组织专门的票据制度，推行社会组织专用发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和个人捐赠税收减免程序。这方面可效仿美国税法501（C）（3）条款，即通过严格界定社会组织营业性收入减税、免税的项目，以可操作化的标准规范社会组织的经营。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促进社会组织高效化发展。一方面需要分门别类地进行，如对管理人员，政府可以在服务购买的资金中设置专项培训资金，即凡是承接政府项目的社会组织管理人员，都可以使用专项培训费用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社会组织培训班;对工作人员，政府可以定期举办社会组织人才专场招聘会，并依托网络平台，逐步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库，以此搭建社会组织和各类社会人才之间沟通的桥梁，多渠道多形式地充实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出台关于社会组织人员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基本规定，如在落户、五险一金、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方面给予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一定的便利。同时，也可督促政府设立教育基金，即通过减免学费、颁发奖学金等形式，将江苏大批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毕业生留在本领域工作。
明确组织职能范畴，确保社会组织有序化发展。一方面需要去行政化，即要禁止在职公务员在行业协会中兼职，退役公务员如要在行业协会中任职，需经原单位的审批。另外，去行政化还要清除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之间所存在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现象。在去行政化以后，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或者“以奖代购”的形式，把制定发展规划和行业规范、统计、培训、矛盾调解等职能转交给行业协会，让其对同类社会组织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与街道、社区的合作，并理清彼此之间的职能关系。如在老旧小区，街道、社区可以向社会服务类组织提供场地、资金、信息等方面的资源，而社会服务类组织可在助老、助残、助幼等领域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在新建小区，街道、社区要帮助居民建立高素质的业主委员会，引领业主委员会构建稳定的运行模式，帮助业主委员会健康运行。
〔本文系南京大学朱力教授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江苏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研究”成果〕
社会组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社会组织；监管；系统；研究综述
1导言
自十六届六中会提出要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之后，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契机之下，我们可以预见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将会以一种更为蓬勃、健全的姿态出现，学术界也将掀起社会组织研究的新高潮。然而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要使社会组织的发展法制化、规范化，它们才能真正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因此，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对已有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清晰未来研究发展的基点，使未来研究在批判借鉴中得到发展，在现阶段具有重要的意义。
2宏观层面的研究
在这里，我将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宏观层面的研究概括为对其指导思想的研究。这里的指导思想是指贯穿整个监管体系、指导整个监管过程的一种理念，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当前我国在对社会组织的监管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指导思想，但纵观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监管现状，由于对社会组织不信任而对其进行严格监管、在许多领域对其进行高强度的控制的观念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体现，极大的阻碍了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和社会职能的有效实施。
我国学术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组织监管的指导思想这一概念，也没有对其进行系统的研究，但许多学者都对这种当前普遍存在于对社会组织监管中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如张忠军在批判当前我国对社会组织立法的指导思想时就说到：“现有法律制度在指导思想方面,表现出”严格管理、从严控制、限制发展“的色彩，……。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核心是重政府管理,关注政府权力的行使;轻权利保障,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事实上受到了较多限制。”
3中观层面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社会组织监督问题的研究在中观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就是法制体系、行政体制和监管机制，这三个方面是我国社会组织存在的大环境，无论是对社会组织的监管还是讨论社会组织的发展，都需要在这三个大环境下展开。
（1）法制体系。我国学者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法制体系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共识，那就是当前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制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存在着立法滞后、立法层次低、配套法制的不完善、立法的实体性内容缺乏规定或规定不当等问题。针对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法制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学术界提出了许多的改革方案，如提高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层次，明晰社会组织的分类；对社会组织的主体合法性、税收优惠、营利活动的限制等运作中的实体内容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的类型进行规定等等。
（2）行政体制。对于我国现行社会组织的行政体制，最主要也最受学者们关注的就是“双重管理体制”，使用的是分级管理、限制竞争的原则。贾西津指出，这种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门槛高、限制多、监管不力，许多其他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双重管理体制”使得社会组织进入的门槛过高，再加上对非竞争性、限制分支等条件的严格限制，使得很多社会组织都陷入了“合法性”困境；②“体制内”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举步维艰，资金来源、机构设置、人事构成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业务部门的严格控制；③双重管理导致“多头行政”的弊端，部门之间的分工不明确，社会组织的职能发挥受到很大的影响；④政府部门的过多介入还使得社会组织成为了腐败滋生的温床；⑤高门槛使得社会组织在双重管理体制外以各种形式存在，难以将所有社会组织纳入监管系统。
面对现有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有学者提出要取消这种管理体制，也有学者认为其在现阶段还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继续下去。虽然学术界在是否取消现有管理体制的问题上众口不一，但对其进行改革成了学者们的共识。张继红认为要对登记机关和业务部门的权责界线进行清晰的界定；贾西津则建议设立专门、独立的民间组织监督管理机构，对社会组织进行相对统一的监管。
（3）监管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主要是偏向于外部监管，而外部监管又主要是以登记机关尤其是业务主管单位的高强度、非理性监管为主，处于一种极不合理的状态。这样的监督机制存在着社会监督环节薄弱、政府相关部门监督不合理、不完善、社会组织自主性受到控制、自律能力发挥的不足等弊端，极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对其行为的有效监管。针对这种情况，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要实现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的共同发展。外部监管就是指法制、政府、社会三方面的监管，而内部自律就是指社会组织自身自律机制能力的发挥。其中，有学者指出，政府监管除了登记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两个主体之外，还要将税务部门、审计机关、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纳入进来，并明确规定它们各自的职责范围，实现对社会组织以及各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监管。在社会监督方面，陈庆云从舆论监督、竞争环境（即行业监管）、利益相关者（捐赠者和受益者）等方面对社会监督的构成及其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而在内部自律方面，井涛则指出，要通过严格遵守适当的程序和章程的规定、机构设置上体现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互分离和制衡来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
4微观层面的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来讲，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组织的主体合法性、非营利性、财政收支状况及其日常运作情况这几个方面，并习惯于主要从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外部监管和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四个层面来对这几方面的监管进行研究。
（1）法律规制。在社会组织的监管体系内，法律规制这一环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内容，涉及到了社会组织的建立、运作、发展等各个方面。因此在微观层面对社会组织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制成为众多学者尤为关注的重点。鉴于我国社会组织主体合法性的取得门槛过高、相关法规不完善的现实，雷兴虎、陈虹指出对社会组织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制一是要体现结社自由与社团管制的平衡；二是要社会组织的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行政主体的资格区别开来。王名、贾西津则进一步指出要在对社会组织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赋予其相应的法人资格并实行相应的法律规范。此外，王晓、王莉还提出，对非法人社团应适用合伙的相关规定，由社团的成员来共同承担责任。在社会组织财政收支状况的法律规制方面，各国通用的做法是进行相应的税收立法，从法律上进行严格的财政税收优惠规定，从而作为刺激、规制社会组织财政收支的有效手段。
（2）政府监管。我国当前的政府监管主体主要集中在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政府高强度的监管渗入了社会组织的准入、财政、人事、日常活动等各个方面，而对其准入阶段主体合法性的监管力度又远大于对其准入后的运营活动的监管，监管极度缺乏适度性和合理性。针对这一现状，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对政府监管的主体、力度、权责关系进行重新界定。王名、陶传进建议实行“社会投诉制度+政府受理部门+政府部门向社会公开其所掌握的信息”的综合模式，来突出政府民间组织管理部门的监督执法地位，使政府从全面干预中退出。而在业务主管单位的改革上，他们还提出可考虑政府采购上发挥业务主管单位的主体性作用,使之主要扮演资源提供者的角色，最后可以达到分领域取消业务主管单位的目标。
（3）社会监督。对社会组织的社会监督是我国现有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环，而它又本着其监督的有效性和低成本成为了近年来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环节的研究学者们主要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围绕着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监督主体、监督方式和途径等方面进行。吴文洁指出，对社会组织实行社会监督的理论依据来自于对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的追问。周美芳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将民间评估机构、媒体、一般公众、同行业组织、竞争者、当地社区、相关的社会活动团体等作为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提了出来，为我们明确了社会监管的主要主体，并建议我国借鉴国外的治理经验，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而贾西津则明确指出，社会监督机制的首要原则是公开，社会组织需要向公众交代四大责任，即财务责任、过程责任、项目责任、优先权责任，并以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两种形式进行交代，以此保证社会监督的有效实施。
（4）内部自律。在中观层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完善的社会组织监管机制应该要实现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的共同发展，尤其是在外部监管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因此如何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自律已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首先社会组织的章程本着其在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完善社会组织的内部规范体系、制定明确而规范的章程，成为了学者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实现社会组织内部自律的建议。有学者从社会组织制度构建的角度进行探讨，提出进行最高管理机构——理事会、执行机构——秘书处的制度建设以及基层乃至整个社会组织成员的道德规范建设，来实现社会组织的内部有效治理与自律。有学者则从社会组织自主治理实现的途径入手，指出通过建立强有力并积极进取的理事会、评估和监督使命与战略规划、项目评估和监管、能力监控以及定期安排部门的开放监督日这五个途径，来实现社会组织的自律。
5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提出
通过以上的系统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研究体系已初具规模，不仅在中观层面上抓到了当前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管亟待改善的两个方面——法律体系、管理体制，在微观层面上也对较为薄弱的社会监督、内部自律环节加大了研究力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可喜的成绩就停步不前，现有研究体系还有不完善之处，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反思。基于这样的想法，笔者在现有研究体系的基础上，继续以系统的思维，提出了几个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1）加强宏观层面的研究。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指对社会组织监管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之所以将这一点放在宏观层面单独提出，是因为当前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以及对其监管的现状都表现出了对社会组织进行严格规制、限制发展的思想。这与我国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现状极不和谐，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能力的发挥及其良性发展。针对这种现状，笔者认为，在宏观层面上建立一种良好的指导思想，用以有效指导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监管、发展等方面，是未来学术界研究的重要方向。根据笔者的初步设想，这个指导思想应该根据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现状，纳入人权、民主、结社自由、公平、效率等方面的考虑。并将党的其他大政方针以及主要思想渗透进去，从而也弥补了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监管体系中缺乏的党的监管这一环。而这样的指导思想如何贯彻、渗透到监管体系的各个环节中去，也是我们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2）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监管。面对社会组织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分类研究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分类监管的思想在许多学者的观点中已经初见端倪，无论是在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中，还是监管制度的制定中，学者们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的重要性都有所提及，但却没能形成一种系统的观点。随着十六届六中全会上社会全面管理目标的提出，我们可以预见社会组织将会以更丰富的形式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责任，更多新型的社会组织将会在更多新的社会领域中出现。
（3）自律与他律的关系探讨。当前学术界对社会组织的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内部自律几方面都有着相当的关注，并分别取得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但是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对自律与他律之间的联系和互动的探讨还不足，只有周志忍、陈庆云等少数作者提到了相关观点。如何将自律与他律有效的结合起来，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如何在两者之间进行度的把握，同时实现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与监管的有效性？自律与他律是否可以互相利用、互为支持，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笔者认为这都是在自律与他律的关系上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整个监管体系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6结语
笔者认为，事物是动态发展的，无论现有研究成熟与否，都需要积极顺应这种发展，而且要预见其发展方向，才能为实践提出更为有效、更有生命力的改革方案。因此，本着这样的想法，用系统的眼光审视现有研究，对其进行不断的反思和完善，是每个研究者都应该进行的工作。笔者通过以上对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研究的初浅认识和建议，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贾西津.第三次改革［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周志忍，陈庆云.自律与他律——第三部门监督机制个案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社会组织范文第6篇
“居家养老”概念最先由西方国家提出。在国外，居家养老服务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的理论，英国更是较早开始推行社区照顾的国家。之后，各国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的老年人社区照顾服务已走向成熟[3]。国内有关居家养老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对居家养老的涵义作出明确的、一致的解释，但大部分学者赞同居家养老是一种社会服务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现代养老方式这一观点，即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却享受社区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院式服务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4]。2008年全国老龄办的“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中将居家养老定义为：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社区，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孟艳春（2010）认为，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以养老制度为保障的养老体系，也被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5]；杜少英（2013）等认为居家养老服务就是老人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辐射点，政府和社会提供制度政策和资金的保障，为老人提供各种养老服务[6]。综上所述，所谓“居家养老”可以理解为，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住在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为主要内容的养老模式，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养老资源的多元性、养老体系的多层次性、养老体系的开放性和优势互补性是该模式的四个主要特征[7]。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是把社区养老延伸到家庭的一种社会化养老模式。更进一步说，居家养老就是综合运用社会网络与现代信息技术，是融合个人、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共同参与的一种多元养老服务。
二、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的价值功能
居家养老都是在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发展起来的，但政府一定不要大包大揽。政府应加强规划引导，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放宽居家养老服务经营范围核定条件，扶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和服务企业。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和加盟企业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签订服务提供协议，实行服务质量监控，对信誉度高、服务优质的组织和企业进行重点推荐、优先派单，反之，实行末位淘汰，确保服务质量。
（一）居家养老服务具有部分公共服务的属性，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坚持保基本的原则。《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规定，各地公办养老机构要充分发挥托底作用，重点为“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和扶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无偿或低收费的供养、护理服务。也就是必须从贫困的角度考虑老年人，但也不是包揽这几类老人所有的服务，只提供基本养老服务。
（二）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的功能还包括建立良好的机制。针对社会组织发展不足，就需要建立相应的标准机制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从服务内容、管理机构职责、服务机构准入退出、从业人员要求、服务对象确定方面提出规范性要求。北京等地在居家养老服务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标准，如自理、半失能、失能老年人的陪护、家政、做饭、洗衣等诸多服务范围，十分具体细致，对于提升居家养老服务质量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在大力落实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标准方面，要严格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规划城市养老服务设施，这个0.1平方米就是标准。在信息服务平台的标准方面，要紧密结合所辖区域大小、老年人数、服务需求量等实际，分级构建省、市、县三级平台，承担不同的任务，使信息服务平台作为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的载体，更好地成为连接老年人和服务组织的桥梁和纽带。
（三）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更要做到规划科学化。在国外养老设施建设过程中，除了高端的设施，通过招投标的形式，交给社会组织。其它的养老设施，星罗棋布，分布合理、高低搭配，都是由政府科学地进行规划。还要坚持主体多元化，包括政府、社会、市场、个人共同提供居家养老服务[7]。政府必须发挥引领作用。一旦社会力量发展起来，就要由社会力量要保证供给，确保最少的投入、更高的效率、更专业的服务。市场主要是满足一部分高端人群的个性化的需求，这部分高端人群大约只占到养老人群的10%。个人和家庭在全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还不能满足自己养老需求，则由政府和市场以及社会来提供补缺性的养老服务。
（四）政府在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对社会组织提供政策支持。包括减免规费、水电气有线电视收取民用价格、建设补贴、运营补贴、护理补贴、意外伤害险补贴、项目补贴等都要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五）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要强化对社会组织的监督[8]。养老是公共事务，政府家庭共同承担养老责任；但政府做不好的，要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对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的行为进行系统监督。
三、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的培育
社会组织在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存在服务覆盖面小、服务项目单一、服务专业性不强、服务辐射的对象有限等问题。社会组织不是生来就有的，如何培育一批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居家养老中的积极作用是大问题。
（一）购买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中除了一些高端服务外，大部分养老服务都是微利服务，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引导和经费补助，企业、社会力量参与的热情都不会很高，持续发展的难度将大大增加。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补偿和激励机制，积极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使需要服务的“三无”老人、低保及低收入老人、重点优抚对象、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等保障对象，能得到政府资助。在确定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范围和补助标准时，要根据本地老年人的构成状况和财力状况，量力而行、分类定标、科学测算、补助到人，优先保证政府“兜底”的保障对象的服务要求，再逐步扩大到其他老年人，实现可持续发展。可以采用招投标方式，列举不能购买服务的负面清单。凡是过程性的服务都可以购买。通过购买服务激发市场活力，对居家养老服务中能够与政府职能分离的服务功能，都要尽可能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业去办，逐步形成政府引导、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市场化方式具体操作的运作机制。成立相应的项目，鼓励社会组织应标，做到精细化管理。包括等级评定、业务培训、调查评估、考核审核、日常管理都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
（二)市场运作。社会组织不能仅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只是起引导作用，必须市场运作1.公办养老机构市场化运作。养老从重机构到重社区，把机构养老带回家，把居家养老搞成寄宿化的居家养老，不仅满足了老人的心理需求，又获得了专业化的服务。上海闵行区至2020年，全区社区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平台将达到100个，其中长者之家15家，含日间照料、助餐服务等基本服务功能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85家，而城镇社区居家养老15分钟服务圈也将基本形成。闵行区已明确各街镇现有的公办养老机构在2017年前全面实现公建民营[9]。2.信息化运作。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从2009年12月成立至今，通过信息化运作编织起来的养老服务网络，到现在的五年时间，加盟的养老组织126家，服务了255万多老人，实现了对老人和加盟组织的信息化管理。2014年8月，甘肃省民政厅和甘肃省老龄办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平台建设的实施意见》，9月份与中国电信甘肃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从整体上进行了规划。在发展目标上，提出要加快构建较为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到2020年，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3.连锁化运作。社会组织不可能全天候24小时上班，可以按照每6个小时为一个班次，排队进行，但一定要注意统一标示和统一着装。这是从时间上的连锁化。传统的居家养老社会组织通常一个护理人员什么都做，平均一个人只能照顾3-4个老人，如果采用连锁化运作，把任务条块分割，洗衣、做饭、卫生、医疗照顾各司其职，专人负责，人均能照顾7-8个老人，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人员成本。再次是组团化运作。每个养老社会组织各有长处，必须吸纳共荣。在同一个房子里面组团，提供一站式服务，免费提供场地，也不收取加盟费，社会组织帮助政府树立品牌，树立政府公信力。4.友邻化运作。2015年1月15日，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国内首家“友邻之家”正式开放。“友邻之家”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公益服务模式，在甘肃特别重要，甘肃土地面积大，人口多，但经济发展落后。而”友邻之家“可以有效整合社区内部的公益力量，让自主互助精神在社区内生根发芽，促进和谐养老氛围的形成。南京有120多万老人，98%是居家养老，约需居家养老护理员4.3万人，而目前全市持证上岗的专(兼)职养老护理员只有3000人，养老护理员缺口达4万人，只能就地解决。“家属照料型”友邻模式就应运而生了，这在全国是个创新。5.中心化运作，社会组织进入街道，以街道为中心，每个社区都利用起来，像卫星一样，整个街道全被社会组织覆盖。
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组织的监管
社会组织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组织能力偏弱，公信力有待提高，必须实现有效的监管，避免社会组织的消极作用，促进社会组织依法健康发展。
（一）信息化监管。可以实时监管助老卡的使用情况，呼叫终端的利用情况等；可以使用传感器监管，如使用腕表，将老人的脉搏血压等生命体征传递给平台、给孩子；可以使用定位监管，监测护理员行动轨迹。
（二）专业化监管。可以通过呼叫终端呼叫量来评估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服务到位率来进行社会组织的评估，包括服务方式和服务时间，服务满意度等；可以通过抽查的方式对服务社会组织进行每个季度的评估，如深圳市民管局于2014年10月8日颁布实施《深圳市社会组织抽查监督办法》，在全国率先推进社会组织抽查工作。每次随机抽取抽查名单后，在不提前告知抽查对象的情况下，前往社会组织注册地址进行检查。抽检全过程向社会公开，并邀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及社会知名人士参与，同时联系媒体进行动态跟踪报道[10]。
（三)社会化监管。通过行风监督员、媒体记者、志愿者、人大政协，立足居家养老协会，变社会组织的负面影响为正面影响，实行监管。
（四）行政化监管。社会组织的阶段性目标可以量化的，用目标进行监管；每个月都要把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工作通报，通报给每个区（县）的区委书记、区长、分管区长、民政局一把手，组织部长，工作前3名，用红笔，后3名，用感叹号，然后给每个区（县）一份表扬信，让每一个护理员、每一个养老组织、每一个相关领导都要树立监管意识，邀请市政府督查办监管，对于护理员、护理组织被投诉，采取行政处罚，做到赏罚分明。
（五）行业自律。居家养老社会组织要在制定规范，让每一个成员在自律的基础上有效实现行业自律，可以拓宽行业覆盖面，吸引更多的养老社会组织加入到居家养老，通过增加社会组织的数量，增强养老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和行业影响力；可以通过加强宣传推广，让社会组织制定的行规行约和自律性制度得到养老社会组织的认同、社会的认可，扩大社会影响力；可以主动承接政府部门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等的研究和制定，提高政社合作度。居家养老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监管必须实现工作理念从“重登记轻管理”转变为“轻登记重管理”；工作方式从“事后被动式处理”转变为“全程动态式检查”；工作模式从“运动化整治”转变为“常态化监管”，让社会组织不想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实现居家养老社会组织的良性循环。
社会组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社会组织 精准扶贫 社会资本 社会网络 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 C9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3-0093-05
[基金项目] 2014年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农民参与的江苏征地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14FXC002）；苏北农村治理创新基地项目“苏北村民自治组织与乡村法治建设”。
[作者简介] 彭小霞（1980 ―），湖北武汉人，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博士，苏北农村治理创新基地研究成员，研究方向：农村生态环境与贫困法律治理。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分析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农村贫困治理问题，这一理论在微观层面为社会组织参与我国精准扶贫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一、社会组织参与我国精准扶贫的解释路径
（一）社会组织拓展了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存在并流动的有效载体，它决定了社会资本产生和作用的范围。我国传统农村社会结构中核心圈子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家庭网络，相似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和思想观念使得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外部因素很难进入和改变这种社会结构，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发展状态的停滞与落后。因而，扶贫的重要任务应该定位在扩大贫困家庭成员以外的人际关系网络，或者说拓宽贫困区域贫困群众的对外交际半径，以促进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和开放性。社会组织扶持和救助贫困群体，履行中介、桥梁、联络者和协助者职责，不断创造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建立起贫困群体之间以及贫困群体与扶贫主体之间平等对话的地位，以促进他们之间的互助和合作。换句话说，社会组织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资本，能突破贫困区域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传统人际关系网络，提高贫困人口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对完成贫困地区的扶贫减贫任务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二）社会组织促进精准扶贫中多元主体的信任、合作与互助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会资本的“资本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群体成员的信任关系。一般来说，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具有同质性，利益关系就越简单，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反之，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异质性越强，利益关系就越错综复杂，相应的群体成员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就更难以建立。众所周知，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成员的“信任”，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社会关系网络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这种社会关系网络的高强度信任被不断消解，容易被复杂利益所支配。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目标是通过发动社会组织以及贫困人口自身潜力共同参与到扶贫减贫过程中，通过建立贫困人口之间、以及贫困人口与社会外界力量之间的交往与联系，在借助外力的同时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和自我改善的能力，以最终实现贫困群体的脱贫减贫。因而社会组织协助贫困群体打破最先形成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同时也将贫困群体的信任半径逐渐扩大，将最初只对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信任，扩展为对帮助他们的社会组织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信任。简言之，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使贫困群体的信任结构从情感偏向的“差序式”，向理性为基础的“契约式”转变。这种新型的持续深入与相对稳定的互动机制会带来两方面的积极效应：一是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进一步获取扶贫效益；二是会衍生出新的更深程度的信任，进一步促进合作。
（三）社会组织强化了精准扶贫中多元主体行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
制度和规范是社会资本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重要保证。与现代城市主要依赖契约和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工具不同的是，我国传统农村社会治理主要是通过家族治理的方式进行，长期存在的村规民约、伦理道德与风俗习惯，比法律和契约更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和外部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以及个体自主性不断提升，传统模式逐渐丧失其功效。社会组织对于精准扶贫中多元主体参与行为的制度性和规范性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贫困群体实现利益诉求的载体，同时按照组织的制度和规则体系，来设定主体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以及保证组织内的民主决策和参与式管理，从而使主体分配资源和收益的行为受到监督，各参与主体的价值、尊严、能力在社会组织的扶活动中得以体现。
二、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尽管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社会组织对于促进扶贫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扶贫主体和扶贫对象内外部之间的社会信任关系，形成和扩展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积极的影响，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精准扶贫过程中本身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网络缺失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合法性渠道不畅。我国现行法律对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方式、途径和形式等没有明确化和具体化，使得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制度空间小于其实际空间，影响着其扶贫的效果；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对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制约，致使大量社会组织难以进入扶贫领域，参与扶贫开发的基础薄弱，扶贫职能弱化和扶贫功能受限。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能力和水平有限。许多社会组织的扶贫方式囿于自身资金、人力与物力所限，容易忽视贫困原因和贫困需求的差别，大多通过相关项目的实施扶助贫困户。而许多农村地区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使得农村劳动力严重缺失，致使许多需要劳动力的扶贫开发项目难以实施，许多项目更是中途荒废，难以实现其预期效果。
（二）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信任缺失
扶贫对象对作为扶贫主体的社会组织是否信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中能否顺利开展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关系到扶贫的成效。换言之，扶贫对象如果失去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会造成社会组织在一般状态下的秩序失范，甚至引发扶贫对象对扶贫主体的排斥和对立。原因主要有几方面：第一，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短缺。由于社会组织的公益性以及其资金来源的不足，社会组织不能向组织成员提供优厚的报酬待遇，所以社会组织难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尽管近年来部分社会组织吸收了一些志愿者参与，志愿者给社会组织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但志愿者大多是业余时间参加组织活动且流动性大，极易造成社会组织活动的中断，对社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第二，对行政力量的过于依赖致使社会组织独立性差。我国现存的社会组织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依附于政府部门的“内生型”组织，它们大多围绕着政府部门隐形利用政府公权力_展活动，具有强行政性和弱公益性的特点，导致其扶贫活动缺乏群众基础难以持久，从而减少了扶贫对象对参与扶贫的社会组织的信任。第三，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组织内部自我监督而言，社会组织没有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的运作缺乏内部的监督和制衡，导致恶意拖欠贷款、私自分配和滥用募集资金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声誉；从外部监督来说，一方面政府监督的缺乏，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主要集中在其进入和退出资格的限制上，对其参与扶贫的具体运行的监督处于空白状态；另一方面，社会监督乏力，由于社会组织并没有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所以社会媒体和公众很难通过相关信息平台了解社会组织日常活动和经费收支情况。内外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诱发一些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在扶贫中实施行为，使得扶贫组织在贫困群体心中的形象进一步污名化；第四，精准扶贫实施中遭遇的多重困境，加大了社会组织参与的难度，影响了扶贫对象对社会组织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在精准识别中实施的规模控制产生了规模排斥，导致贫困户的参与排斥。我国目前的扶贫对象的识别，并非运用科学的数据和模型进行精确计算统计出来，不少是政府扶贫机关采取自上而下分配指标的方式确定的，这种行政方式确定的扶贫对象与实际贫困人口的数量有很大出入，导致许多事实上的贫困群体被排斥在扶贫救助范围之外。作为精准扶贫最关键的贫困识别环节的瞄准偏离，不但使扶贫过程中的利益被弱化，降低贫困户对扶贫利益的期望值，而且还会使贫困户产生新的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导致贫困户对扶贫的态度冷漠，最终无论是政府主导型的扶贫还是社会组织参与的扶贫都出现参与排斥。
（三）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规范缺失
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以及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来看，其参与精准扶贫的法律政策和体制基础非常薄弱。我国没有制定综合性的扶贫法，更没有专门针对精准扶贫的法律规范，在扶贫对象的确定、扶贫资金的管理、扶贫绩效的考核等方面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范，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农村精准扶贫的需要；我国尚未制定关于社会组织的专项法律，相关规定散见在各种法律规范中，如：《宪法》第35条规定了公民有结社权，在法律层面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红十字会法》等，在行政法规方面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等，还有民政部制定的部门规章以及民政部牵头会同其他部门共同制定的有关扶贫文件等，从我国社会组织的法律框架来看，现行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在社会组织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设立和管理、法律责任等很多方面的规定不统一，更缺乏对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开发的具体规定，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组织在我国精准扶贫中的作用。同时，我国现阶段对社会组织的设立与运行实行的是民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双重管理制，各部门在资金、人员、管理上设置的限制不少，使得社会组织的进入门槛过高、登记程序复杂，大量从事农村扶贫的社会组织难以取得合法地位，只能放弃参与扶贫或者游离于法律外采取不注册不登记的形式参与扶贫。有数据显示，在我国，在民政部门通过合法登记在册的非政府组织约有 28 万个，但事实上实践中至少有超过300 万的各类非政府组织尚未办理任何登记。这些不具备合法身份的社会组织强行进入农村精准扶贫，一旦引发道德风险或者社会突发事件，不但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而且可能对其他合法的社会组织带来公信力危机，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事业的推进。
三、社会组织参与我国精准扶贫的策略
（一）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精准扶贫，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
1. 畅通参与渠道，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营造良好的氛围。通过法律政策明确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方式、途径和形式等，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一定的制度空间，同时转变观念，在实践中探索与社会组织多元化的合作扶贫模式。加强对社会公众慈善和公益意识的培养，使社会公众更多地关注和了解相关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和功能，通过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慈善事业；重视民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与社会组织在扶贫中进行互动合作。以传播先进的扶贫理念激发贫困对象脱贫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活力，引导他们在社会组织的扶持过程中积极提升自身的能力水平。
2. 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能力和水平。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的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扶贫的成效，因此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扶贫水平至关重要。从扶贫实践来考察，提高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扶贫水平，应从扶贫项目的设计、贫困对象能力的提升、扶贫项目的监测与评估等方面着手。在扶贫项目的设计中，应进行充分的调研，了解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特点和需求，制定针对性的扶贫项目，保证实施的项目的可操作性；在贫困对象能力的提升上，将贫困对象能力的提升作为扶贫目标实现的重要内容，引导扶贫对象的自我参与和自我管理，以此培养扶贫对象自我发展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在扶贫项目的监测和评估环节，应做好项目实施前中后的监测和评估工作，及时向相关主体反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3. 加强社会组织与外部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应加强与政府和其他公益性主体的合作，扩大合作网络。毋庸置疑，政府在扶贫中拥有强大的资源优势，其在扶贫中能提供社会组织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服务以及其他各种政策上的便利，社会组织获取这些资源不仅能协助政府推进扶贫任务，更能促进自身的发展；对于资金短缺的社会组织，如何争取到公益资金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尤其重要，目前国内的一些民间团体、国际组织、农村民间合作组织以及大型企业拥有大量的公益资源，社会组织可以主动出击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力争获得其资金或专业上的支持。社会组织通过与其他各种主体的合作与互动，以点带面构建合作的网络，获得精准扶贫所需要的更多的社会资本支持。
（二）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精准扶贫的识别度，重构社会信任体系
1. 提高社会组织吸引人才的能力。应面向高校以及社会招聘专业化人才，通过提高其工资待遇，制定相应的晋升机制加以激励，同时吸收一些有工作能力、有服务意愿的志愿者充实组织的队伍；建立规范化的培训制度，对组织成员进行不定期的培训，以促进其管理水平与专业能力的提高。
2. 减少行政力量对社会组织的干涉，提高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政府应合理定位社会组织在扶贫中的角色，对其参与扶贫给予政策法律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对其参与扶贫开发的行为进行引导、调整和协助。社会组织应凭借自身深入基层、能准确瞄准贫困对象且具有灵活性、专业性以及创新性的优势，在政府相关政策法规支持下承担具体的扶贫任务，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3. 完善社会组织的治理结构，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组织保障。建立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发挥监事会对社会组织决策的监督和制衡作用，利用理事会成员的社会关系网络，为社会组织在扶贫中获取资源、提供信息等方面提供协助；完善组织内部的管理制度，通过组织章程的形式建立信息披露、财务披露等制度，定期将组织的财务收支状况、项目实施情况、年度工作计划及完成情况等信息，通过单位信息公布栏、组织门户网站等媒介及时公开，以方便政府及公众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
4. 建立参与式的精准扶贫识别机制，提高贫困户的参与度。科学的精准扶贫识别机制，应打破现行单一的政府自上而下的统计贫困人口数量的方式，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参与式贫困人口识别。具体而言，就是在县和乡级政府对贫困指标进行分解的基础上，通过广泛宣传扶贫政策发动贫困户提出申请，由村干部以及村民代表入户调查核实，在此基础上召开村级民主评议会议确定贫困户，然后依次报乡级政府和县级政府审核公示，在乡级和县级公示期间，任何人对于评选有异议都可以提出，由村集体对有异议的贫困户重新审查，最终确立立档建卡的贫困户名单。在贫困户的识别过程中，为保证贫困户的实质性参与以及识别过程的公正和公平，应邀请农村民间组织、当地的高校或公证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对贫困户的识别程序进行监督。
（三）加强社会组织的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运行
1. 加强立法，使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有法可依。尽快出台统一的《反贫困法》，实现由政策扶贫向制度扶贫转变；制定综合性的《扶贫条例》，实现精准扶贫到市县，具有地方立法权的省、市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应制定地方性的扶贫条例，对本地区贫困户的帮扶和救济进行明确规定，实现精准扶贫瞄准到户。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规范体系，除尽快出台《社会组织管理法》，对社会组织的性质、地位、权利义务、活动范围等方面进行规定外，还应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现行法律规范，使社会组织的成立合法化、运行透明化、公益行为规范化，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完善以及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法律保障。
2. 制定政策，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政策激励。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资金政策支持：制定税收优惠政策，确定税收优惠的方式和比例，对参与扶贫开发的社会组织实施税收减免政策；出台财政补贴政策，对参与扶贫的社会组织除在办公经费、人员工资等方面进行补贴外，还对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项目进行补贴；设立奖励政策，通过制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考核评估办法，对在精准扶贫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同时，为社会组织在扶贫开发的顺利开展提供其他政策倾斜，如扶贫资源的投送、专业人才的培养、信息服务平台的构建、扶贫公益品牌的塑造等。
3. 完善制度，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制度保障。针对现行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所带来的社会组织进入扶贫开发领域的门槛高，导致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难以发挥的弊端，应逐渐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建立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就是重点培育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具有扶贫济困功能的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组织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批，而是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同时取消扶贫社团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的成立审批，对城乡社会基层扶贫组织实行社区备案制。建立社会组织科学的准入制度，打破社会组织进入扶贫的体制障碍，提高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的认知度和公信力，降低社会组织从事扶贫开发的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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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eory， social organizations expand the poverty group’s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subjects’trus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strengthen the system and standard of multi subject’s behavior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 However， the lack of trust， network and n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ecis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lso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o promote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China’s precise poverty， realize “help the poor” and “ true poverty alleviation “， we should promote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precise poverty and build good social relations network； improve the autonomy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constructed the social trust system； strengthen the legislation a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andardize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Social Organizations；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
社会组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协商民主;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协商;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浙江省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了我国协商民主的7种渠道。相比于其他6种渠道，《意见》对社会组织协商没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只有一小段表述：“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协商，更好为社会服务”。这段表述没有单独成为一个部分，而是放在第八部分“稳步推进基层协商”中。《意见》指出：“要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和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基层协商和人民团体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这表明，社会组织协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空间都很大。笔者以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指导，参考现有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成果，重点剖析浙江省各地在社会组织协商方面的实践探索，勾勒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架构，梳理社会组织协商面临的难点问题，提出推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对策，探讨通过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的思路。
一、当前我国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组织迅猛发展。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的社会组织总数已经从1988年归口民政部登记管理之初的4446个增长到2013年的54.7万个，增长超过100倍，平均每年增长21%[1]。如果把各类自组织①计算在内，我国社会组织的规模就更加庞大，总数超过300万个。社会组织植根基层社会，汇聚各界人士，联系基层各方面群众。它们除开展各自组织内部活动外，还开展各类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吸纳和反映利益诉求，协调化解社会矛盾，参与各类专业资政。但是长期以来，社会组织的协商、沟通、对话、恳谈的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目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机制和渠道尚不能完全有效满足各类利益群体、新的社会阶层、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社会团体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民意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急需发展包括社会组织协商在内的民主渠道。在新形势下，积极探索、广泛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具有重大意义。
（一）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拓宽有序诉求渠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呈现出阶层分化、利益调整、思想多元、矛盾凸显和诉求增强等显著特点。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社会越是分化，利益格局越是多样，文化越是多元，越需要通过协商求得社会共同利益和核心价值的最大公约数。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我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民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把越来越多的“社会人”重新组织起来。一方面要畅通和扩大他们反映诉求的渠道，另一方面要把他们的诉求和参与纳入有序规范的轨道。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沟通社会、联系社会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渠道。社会组织协商可以让有怨气、怨言的民众拥有正式的渠道和机会，让想说话、提意见的民众拥有表达的空间;可以寻求价值共同点和利益最大公约数，达成广泛共识;可以更好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公正，防范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二）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继“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与“管理”相比，“治理”更加强调主体多元化，更加强调激发社会活力，更加强调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是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这三种力量实现基本均衡的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发生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结社革命”。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府退出传统的微观经济干预领域，把大量的公共服务项目转由社会组织来提供，逐渐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形成了“第三方治理”。比如：中欧、北欧一些国家的政府吸纳新社团主义、新协和主义，注重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培育社会组织，以有效吸纳和反映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澳大利亚墨尔本市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直接管理到社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组织涉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推进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激发社会活力，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把政府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协商。
（三）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拓展和深化党的群众工作，促进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途径
党的领导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寓领导于协商之中。协商的过程既是广泛听取各种不同声音、充分吸收有益意见建议的过程，也是让社会各方面了解和接受党的政治主张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现了执政党对人民意愿和人民权利的尊重，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推动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社会组织协商涵盖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的主体，既反映多数人的普遍愿望，又吸纳少数人的合理主张，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利。特别是由于社会组织具有行业、专业、职业、第三方、灵活、植根基层等独特优势，各级政府把听取社会组织意见建议纳入决策必经程序，集思广益、求同存异，能够使社会组织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主张在体制内得到充分、顺畅的表达。这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减少或避免决策失误。建立在相关利益群体协商、妥协与共识基础上的公共政策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更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更能够得到舒畅的实施。
二、社会组织协商的概念、渠道和实现形式
（一）社会组织协商的概念
《意见》对社会组织协商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等都没有详细的表述。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个成熟的现代文明社会，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种力量通过博弈达成的动态均衡的社会，三者共同构成稳定社会的“铁三角”关系。在这种三角关系当中，社会组织是最为根本和最为基础的一角。这种关系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架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商、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商，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基本内容――政治重大决策的协商、企业发展的重大相关利益的协商和社会组织不同利益诉求、利益冲突之间的协商[1]。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组织协商是指社会组织成员就内部事务问题，社会组织之间就利益相关问题，以及社会组织与国家政权机关等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直接现实利益问题，基于平等、理性、包容、公开等原则理性协商、充分讨论以达成一定共识[2]。这两种观点大同小异。综合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把社会组织协商分为4个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①的协商、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协商、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商（见下图）。
社会组织协商渠道图
在实践探索中，我们虽然很难完全区分社会组织协商与基层协商，但是必须在概念上厘清两者的边界。只有这样，社会组织协商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彰显自己的特色、体现自己的价值，才能真正开展起来。由于社会组织大都植根于基层，社会组织协商和基层协商都属于社会协商而不是政治协商，社会组织协商在广义上属于基层协商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只提基层协商而不单独提社会组织协商的原因。然而，两者是存在显著不同的。一是协商发起者不同。基层协商的发起者主要是乡镇（街道）、村（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的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协商的发起者既可以是社会组织自身，也可以是其他主体。二是参与者的代表性不同。基层协商的参与者主要是本地区、本单位的各界代表人士（包括党代会代表、人代会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社会组织协商的参与者只是本社会组织代表和相关方代表。三是协商的内容不同。基层协商的主要内容是本地区、本单位的重大决策或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社会组织协商的主要内容是与本社会组织及所在阶层、界别相关的重大问题。四是协商的程序不同。基层协商发生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社会组织协商在事前、事中甚至事后都可以进行。五是协商的形式不同。基层协商的形式一般有议事会、恳谈会等;社会组织协商的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六是协商结果的效应不同。基层协商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法律效应;社会组织协商的主要目的是达成共识，其落实主要靠参与协商各方的契约精神。
（二）从浙江各地的实践探索看社会组织协商的实现形式
浙江省拥有规模庞大的社会组织①，是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开展得比较早的地区。笔者在《基层协商民主应是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述。从浙江省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基层协商民主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一是基层民主决策中的协商民主――各类议事协商会、民主协商会、民间智囊团、恳谈会、听证会、“民情气象站”等;二是基层民主管理中的协商民主――“民情合议庭”、“和事佬”、调解队、动迁圆桌会议、新居民联谊会等;三是基层民主监督中的协商民主――市民观察室、村务监督委员会、宗教场所财务制度等;四是基层民主自治中的协商民主――杭州市上城区的邻里值班室、慈溪的村务协商民主等[3]。在这些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中，基层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被截然分开。从狭义角度来看，浙江各地基层开展得较有成效的社会组织协商主要有以下6种形式。
1.参与立法协商。近年来，一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的制定和修订。浙江省各地工商联提交的政协团体提案，大部分是由各类商会首先提出的。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通过工商联或直接与商会建立了沟通协商的工作机制。一些市县的工商联（商会）成立了政协委员工作室。商会组织积极参政议政、反映诉求、维护权益，促进形成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比如：浙江省工商联自行车电动车商会在参与省、市制定电动车管理办法的协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杭州市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主张对本市电动自行车的总量实施控制。省工商联自行车电动车商会积极与市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络，发表意见和建议，反映行业诉求，对这一议案最终被否决起到了一定作用。在2011年国家四部委《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后，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商会在广泛听取电动车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参加由省经信委组织公安、质监、工商等部门在杭州召开的电动自行车生产、销售企业座谈会，协商制定出台《浙江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推动电动自行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2.参与决策协商。浙江省的一些地方通过建立智库、组织顾问团、举办沙龙等形式，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决策协商。比如：台州市路桥区成立了社会组织促进会，建立社会组织智库;仙居县建立乡镇街道资政顾问团，由32名各社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嘉善县通过台企沙龙、民企沙龙等形式听取台企和商会以及民营企业对政府有关决策的意见;温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制定非公经济有关政策和协调非公经济有关工作时，都吸收工商联和商会组织参加。在我国民主恳谈的发源地温岭市，中共温岭市委在《关于全面深化民主恳谈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化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对话型民主恳谈可在市级、镇（街道）、村（社区）的党组织、人大、政府、政协、社会团体、事业企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其他各社会组织中开展，起收集民意、沟通信息、协商问题、协调矛盾的作用。
3.参与行业协商。行业商会通过开展行业协商，规范市场秩序，加强行业自律，维护公平竞争。在浙江省非公经济最为发达、行业商会最为健全的温州市，行业商会（协会）承接了一些政府做不到、做不好或不便去做的事情，包揽了开展行业自律、规范同业竞争、协调内外关系、解决矛盾纠纷等方面的事务。行业协商具有如下几个基本功能。一是加强质量建设，参与标准制定。不少行业协会是相关行业标准、规划和政策的实际起草者。二是组织同行议价，避免恶性竞争。三是维护知识产权，避免同行仿冒。四是直接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以及市场秩序整顿等工作。温州、宁海等地商会还承接政府部分职能的转移。比如：宁海县商会企业服务中心会同一家中介机构推出劳动用工管理内审服务，并以诊断报告形式给予反馈和预警;加强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合作，在正常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共同推出“工伤补偿险”。原先职工出现工伤事故时，人社局和企业都要承担相应的赔偿份额;现在企业的部分由保险公司承担，大大节省了企业的成本。该险种还把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工伤险的职工纳入参保范围，有效助推了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创建。
4.参与社会协商。不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优势明显、成效显著。比如：温岭市引导、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特别是发动行业商会、协会和宗教团体、中介机构、社团组织及专业性机构广泛参与协商。这样既保证了参与的有效性，又保证了参与的广泛性和平等性，使社会各界、各利益群体都有机会和渠道参与协商、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其中，最有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是工资集体协商。它已经确立“行业协商谈标准、区域协商谈底线、企业协商谈增幅”的协商模式，覆盖16个行业的8972家企业，惠及职工近50万名。工资集体协商发端于十年前。2005年，温岭市新河镇羊毛衫行业的1万多名职工推选代表组建行业工会，与由113家企业组成的行业协会代表进行集体谈判。实施这一机制后一年间，该镇羊毛衫行业劳资纠纷上访同期下降70%，2006年以来实现零上访。这有效改善了劳资双方关系，保障了职工和企业主的权益。此外，在处理温岭市松门镇新老教堂历史遗留问题的民主恳谈会上，温岭市基督教“两会”从宗教、规划、土地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入手进行评理、解释，使双方达成基本共识，促成调解，化解了20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新老居民如何融合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大课题。浙江省的一些地方通过社会组织协商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湖州市以吴兴区织里镇为试点，指导组建新居民和谐促进会，探索开展“书记面对面”“民主恳谈会”等有效形式，进一步拓宽基层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促进新老居民共建共融，成功协调解决各类纠纷20余起。再如：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成立了由社区各种联谊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由区委统战部指导，由街道统战委员和社区统战工作站出面组织，邀请交警、城管等部门共同参与，有效解决了“小区停车难”“广场舞扰民”等“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桐乡市安庆商会（异地商会）协助成功调解安庆籍在桐务工人员与当地学校的纠纷问题。
5.参与国际事务协商。在国际贸易争端谈判中，浙江省各地的商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0多年来，面对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浙江商会已经由消极抵制走向积极应对，由个案和偶然行为走向普遍的常规活动，并建成了包括信息收集、预警、协调、应诉和标准建设等在内的系统工程。首先，浙江商会已经成为对外贸易预警和信息收集的行为主体。其次，浙江商会推动行业标准体系建设，使行业标准体系与国际标准接轨。比如：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协同有关部门制定的《浙江省对德出口皮革及制品有关管理规定（草案）》，禁止使用含芳香胺基团的染料，成功地突破了欧盟的“偶氮”禁令。再次，浙江商会协调和组织应诉贸易壁垒。《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规定，商会是“协助组织企业进行应诉”的主体之一。如果遭遇贸易壁垒的产业分布在全国若干地区，浙江只是其中一个地区，浙江商会可联合其他地区的商会进行协调和应诉;如果浙江的某些产业集群缺乏实力强大、能够代表行业应诉的龙头企业或者龙头企业不愿意进行应诉，由商会组织企业进行协调和应诉。10多年来，浙江省各地的商会、协会组织协调民营企业，先后打赢了对美国和欧盟的鞋革、打火机、紧固件等“双反”国际官司。这极大提升了商会、协会组织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6.开展社会组织内部协商。浙江省一些地方的商会组织通过内部协商达到了善治。比如：舟山市定海区某专营海鲜大排档的商业街原是“脏乱差”的典型。2011年，当地商会指导成立了由几十户经营业主自行组织、自我管理的“东港海鲜排档联谊会”。在该联谊会的积极作为下，该商业街仅仅一年间就一跃成为全省首批、舟山市唯一的特色商业示范街。再如：从2010年开始，义乌市工商联与司法、法院等部门积极配合，先后组建37家异地商会调解委员会、3个镇（街道）商会调解室、2家行业协会调委会，商会调解组织的覆盖面达到67.7%。仅在2012年，义乌市的商会调解组织就受理劳资、借贷、市场摊位租赁、合伙经营、外贸货款、产品质量等方面的各类纠纷近800起，调解所涉及金额达2.5亿元，得到了有关各方的认可。全国工商联专门在义乌市召开了法律工作座谈会暨商会调解工作现场会。余姚市裘皮商会确立了较高标准的人民调解目标：100%调解，成功95%，零民转刑，零死亡。
此外，在外来特殊群体的管理服务方面，浙江省的一些地方通过建立自治联谊组织进行协商，较好地解决了相关问题。比如：中外穆斯林集聚的义乌市建立了“教育、引导、管理、服务”四位一体的综合管理模式，引导支持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该组织每年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0余起，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示和肯定。再如：在杭州市西湖区有关方面的引导和支持下，兰州拉面馆协会（下设若干自治小组）成立并制定相关章程和规约，协商调处相关事务，解决了10多年来困扰城市管理的难题。
（三）社会组织协商可行性的个案分析：以临海市新居民组织“圆桌议事”为例
浙江是全国外来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仅次于广东），有各类新居民1400万余人，其中有11个县（市、区）和126个乡镇（街道）的外来人口超过本地人口①。新居民是当今社会最不稳定的群体之一，他们的成份较为复杂，如何引导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是一个新课题。浙江省各地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成立新居民人士联谊会，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让他们有序反映诉求。临海市从2013年4月开始，先后在杜桥镇、古城街道、涌泉镇等地建立新居民联谊会组织。新居民联谊会组织通过“以新联新、以新管新、以新稳新、以新融新”的方式，引导新居民融入当地、融汇文明、和谐共处，在促进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主要做法可以概括为“一定、二提、三议、三理”。
一定，即“圆桌议事”的周期――新居民“圆桌议事日”。新居民联谊会引入协商民主理念，建立“圆桌议事”机制，并聘请能力强、具有一定威信的新居民联谊会理事为“新居民圆桌议事员”。新居民联谊会的会长、副会长为当然的议事员，另外通过推选等方式确定若干名议事员。议事员任期为2年，可连选连任。明确规定每月1日为“圆桌议事日”，定期在新居民服务中心举行圆桌会议，商讨涉及新居民的各方面民生问题。
二提，即“圆桌议事”议题提出的两种主要途径――党委政府提出、理事商议提出。一方面，党委政府加强与新居民联谊会的沟通协调，对于涉及新居民的重大问题都先与新居民联谊会通气，对于一些涉及新居民稳定和民生问题的重要议题都要求“圆桌议事”先行商议。比如：临海市流动人口管理局在与新居民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出台了流动人口服务积分制政策。另一方面，新居民联谊会的理事可提出认为值得商讨的议题，在初步酝酿讨论后提交“圆桌议事”会商。比如：杜桥镇新居民联谊会从成立以来至今已经举行“圆桌议事”19次，提出并讨论议题56个，成效显著。
三议，即“圆桌议事”的三种议事方式――会议商议、网上互议和主动约议。会议商议，就是召集理事坐下来开会，商讨议题，协商沟通，交换意见，形成共识，提出处理办法。网上互议，就是利用QQ群、微博等网络平台讨论议题，让理事提出建议、献计献策，讨论协商，达成共识。主动约议，就是理事针对议题，主动邀约相关人员开展座谈交流，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会员、企业主动邀约理事，商议处理问题的办法。
三理，即“圆桌议事”建议的三种处理方式――理事分理、协商议理和直报请理。理事分理，是指根据理事职责分工，由各理事根据建议的实际情况分别予以处理。比如，有专门人员负责就医、就业、就学和维权等方面的事务。协商议理，是指对于一些涉及面广、不好处理的建议，积极邀请有关部门予以会商解决。直报请理，是指对于一些关系重大或者超出新居民联谊会能力范围的建议，及时报送当地党委政府，请求予以解决。
临海市的新居民“圆桌议事”制度建立两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一是有效促进了社会稳定。该制度成功化解了30多起涉及新居民的矛盾纠纷（其中不乏医疗事故、意外死亡等棘手案件）;所在镇（街道）的刑事发案数同比下降12%，“两抢”案件同比下降28%，外来人口街头犯罪率同比下降65%，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二是有效解决了新居民在就学、就医、就业等方面的问题。比如：杜桥镇划拨30多万元专款给当地医院，以方便新居民就医;对于不符合相关入读条件的新居民子女，积极帮助联系介绍就读学校，并要求给予一定的学费优惠。三是有效促进了“内外融合”。“圆桌议事”把“为新居民作主”变为“让新居民作主”，让新居民开始有了“家”的感觉。
三、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总体来说，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尚处于起步阶段，顶层设计不系统，基层探索不成熟。近年来，虽然一些行业和商会的协商一枝独秀，但在其他领域和社会组织中，社会组织协商的潜力远未发掘出来。这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开展协商的意识不强。有的政府部门把社会组织看作客体、被管理对象，往往存在“想协商就协商，不想协商就不协商”的问题。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尚未普遍建立与社会组织的对口协商机制，往往出现“喜欢谁就找谁来协商，不喜欢谁就不找谁来协商”的现象。有的地方的社会组织协商平台稀缺，没有制度保障，征求意见往往流于形式;即使社会组织提了意见建议，也没有得到反馈。二是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一些不足。社会组织的协商能力和水平还不够，且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社会组织在注册、运行、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面临的困难，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协商的开展。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规范社会组织发展，解决社会组织协商面临的困境。
（一）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协商的开展
1.把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国外的有些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相对抗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的社会组织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协助政府依法施政。我们既要防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非政府组织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也要克服把社会组织视为影响执政安全、行政安全、社会安全、政策安全的不良因素或不稳定因素的畏惧心理。要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协商对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利用社会组织化解社会风险。既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又要重视党组织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协商必须在各级党组织的精心组织和有效领导下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不包办、不代替、不强制命令，尊重其社会性、民间性、志愿性、公益性，使其活力和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和释放。
2.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活力。社会组织协商广泛有效开展的前提是拥有一定规模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目前，民政部门已经放开公益慈善、科技创新、社区服务和行业协商会商等4类社团的登记。要在调查研究和试点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税收优惠、人力资源建设、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不断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有效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要积极开展社会组织协商，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吸纳和反映各方面的诉求，发挥协调关系和化解矛盾的作用，推进社会组织承接政府部分职能转移。
3.明确社会组织协商的牵头指导部门，建立健全协调机制。与其他几种协商渠道不同，社会组织协商目前没有明确由哪个党政部门来牵头指导和组织协调。浙江省在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已经明确把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工作交给统战部和民政部门。近日，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印发的2015年工作计划，明确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责任单位为省委统战部和省民政厅。与此同时，浙江省委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把各市开展政党协商和基层协商的情况列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百分制，各占1分），由省委统战部负责制定具体打分指标体系，对11个市的基层协商民主开展情况进行打分。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文件还明确，省委统战部作为责任单位要“推进新居民统战工作、社会组织统战工作试点，创新工作机制，发挥作用”。
4.借鉴西方社会组织协商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中西方协商民主虽然在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方面具有重大差异，但是在基层的社会对话和公共协商方面特别是社会组织协商方面具有相通之处。西方一些学者和政客一方面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存有偏见，另一方面高度关注和肯定我国近10年来兴起的对话和恳谈式的基层协商民主。国外的社会组织协商开展得较早，我们可以借鉴其先进理念和做法。
5.以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互动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有序发展。要着重围绕以下5个问题对社会组织协商加强顶层设计。一是对“协商什么”的问题，需进一步明晰协商内容。二是对“与谁协商”的问题，需进一步扩大协商参与范围。三是对“怎样协商”的问题，需进一步规范协商基本程序。四是对“协商形式如何丰富”的问题，需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平台。五是对“协商结果如何落实”的问题，需进一步强化协商保障。要在实践探索中注重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结合。社会组织协商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突出重点、稳步推进、循序渐进。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应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重点做好如下工作。在协商主体上，以组织化程度较高、代表性较强、公益性较强的行业协会、联合型社会组织、学会、智库等社会组织为重点，重点培育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和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发挥它们在反映群众利益诉求、满足群众多样需要、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事务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协商内容上，要着眼服务全面依法治国，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立法协商。在协商形式上，要积极探索社会组织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协商。网络协商模式打破了行业界限、地区界限、党政界限、政社界限、企社界限，让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把网络协商发展好，有利于社会组织协商取得积极进展。杭州市西湖区德加社区在议事协商委员会季度议事制度中融入网络平台协商，取得了较好效果。总之，要在局部试验、重点突破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方式和时机全面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做到既积极稳妥又有序有效。
（二）社会组织要努力提升参与协商的能力和水平
社会组织的能力大小、责任意识强弱决定着社会组织协商质量的高低和成效的大小。当前，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结构不均衡、层次不齐全的情况。社会组织的发展滞后于协商民主建设的内在需要。要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为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创造条件、提供支撑。要完善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在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层面就内部事务问题充分开展协商;完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促进内部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凝聚内部成员的意志、意见，提升内部协商的广泛性、代表性和有效性，保障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发挥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要发挥社会组织领军人物在协商中的积极作用。要引导他们切实提高政治认知能力、宏观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建言献策能力和整合团队能力;引导他们加强学习，增强政治敏感性和前瞻意识;引导他们紧扣时代脉搏，始终围绕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协商;引导他们超越小我，善于吸纳和反映阶层和界别人士的意见和诉求;引导他们多做释疑解惑、沟通思想、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和促进和谐的工作，确保社会组织协商有序有效开展。
四、以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
我国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除了少数无主管部门外，大都有一个业务指导部门。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协商作用，需要从政治上加以引领和培育。但是，民政部门和业务指导部门侧重于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目前，组织部门有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简称“两新工委”），主要做党建工作。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从社团的基本职能和社会功能来看，社会组织是各级政府整合社会资源、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得力助手，是党的群众工作必须覆盖的新阵地，是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有效载体。协商民主追求最大公约数的理念与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由统战工作部门来做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协商、培育协商能力的工作是合适的。从浙江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为社会组织参加协商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活力，而指导社会组织参与协商反过来为统战工作开拓了新的领域。应把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与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互动发展。
（一）抓队伍建设
开展社会组织统战工作要着重聚合视野之外的党外代表人士，并通过他们引领所集结群体的意志和意识。各种新的社会组织的领军人物是当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群体。该群体中的很多人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过程的评判者，在社会治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如：余姚市阳明税务师事务所承担全市75%民营企业的税务，其职业道德状况直接影响全市7000余家企业的守法诚信水平。在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中，我们必须转变传统观念，从重点做上层人士工作转向做基层群众领袖的工作。要树立分众统战理念，针对社会组织的独特个性，增强做好社会组织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协作性，重视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发现和培养党外代表人士。
（二）抓平台建设
有平台才能把各种各样的党外代表人士、各种各样的力量整合和集聚到统一战线中来。从统一战线的主题和根本任务来看，那些已经存在的社会团体（不一定都是统一战线建立的）都可以整合为统一战线平台，成为统一战线平台的延伸。要积极探寻统战工作与社会组织活动的有效结合点。要抓好平台建设，创造更多的平台，整合更多的平台，把更多的平台纳入统一战线的体制体系。要搭建各种网络、平台和活动载体，让包括统一战线成员在内的各界人士在联谊、自治中实现自我管理，让所有阶层都成为和谐社会体制内的建设者。比如：余姚市有800多个新社会组织。余姚市委统战部以新生代、新社团、新行业、新阶层等党外群体为重点，分城乡青年、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宗教信众、司法从业、市场中介、信息行业、海归人员、演艺媒体等领域，分市、镇街、部门等层面，建立属人、属业、属地相统筹的社团统战工作机制;强化16个党外新群体集聚部门的统战枢纽职能，搭建新创会、知联会、新联会、网联会、海创会、中介行业协会等12个社团统战平台。在此基础上，余姚市根据不同特点分门别类建好新社团、新阶层优秀骨干人士数据库，建立一支350人的社团骨干队伍，分众化地开展联谊交友、综合评价、政治引导和教育培训工作;组织了60余支社群公益志愿服务团队。这为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夯实了组织基础。
（三）抓载体建设
活动是发挥作用的工作载体和工作抓手。浙江台州市的新阶层人士社会服务团，湖州、嘉兴两市的知联会到农村建立的知联卫生室等，都是创新工作的载体和抓手。当前，要把参与社会组织协商作为各类社会组织不断创新工作载体和抓手的主攻方向。统一战线通过这一抓手和载体，能在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中产生更大影响，能在为党和政府排忧解难中取得更大实效，能使社会充分体认统一战线的积极作用。
（四）抓机制建设
探索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民政部门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民团体各负其责的机制体制，以做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一是依托新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发挥其在开展新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中的政治核心作用，把各项统战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二是以统战工作部门为主要工作依托，延伸和拓展统战团体的工作手臂和联系交友面，充分发挥各类统战团体对相同领域、相同性质、相同类别的新社会组织的工作辐射、指导和聚合作用。三是重视激活各人民团体在联系、宣传、服务、教育群众方面的统战功能，发挥它们对界别性、行业性、专业性、学术性新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的联系、沟通、团结、帮助、引导和维权作用。四是在一些暂无条件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新社会组织中，统战工作部门要协同组织部门和相关业务主管单位（或挂靠部门）的党组织，在新社会组织的秘书长、秘书处或专职人员中物色合适人选，聘任他们为党建联络员或统战联络员。要以制度或契约的形式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和联系方式，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 中央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逐步探索的一种协商民主形式――何谓社会组织协商[N].北京日报，2015-02-02（17）.
[2] 康晓强.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的四个关系[N].学习时报，2015-04-13（4）.
社会组织范文第9篇
与政府组织相比，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社会组织植根于社会，贴近社区，反应迅速，机制灵活，能够为公众提供个性化、专业化、多样化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政府不便做、做不了、做不好的领域，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更为突出，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同时，社会组织通过承接政府职能，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地促进了社会权力的回归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在许多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已经成为常态，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其经济功能日益显现，尤其是在吸纳社会就业等方面更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创造的就业机会已占非农就业岗位总量的10%（浙江省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2%）。今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大量社会服务不再由政府直接提供，社会组织将为社会创造出大量就业空间。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分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出现。从当前社会管理的实践来看，广大社会组织正积极从事减贫济困、救灾防灾、安老抚幼、扶弱助孤、助学助医等公益活动，弘扬了尊老爱幼、团结互助、关心他人的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了社会和谐。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之后，社会组织累计募集款物356亿元，动员志愿者500多万人，为灾区人民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成为抗震救灾的生力军。
社会问题主要是一个协调问题，是个人的共同情感的培育问题。为防止我们的社会变得平庸浅薄、矫饰做作，就必须重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这是使现代社会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而社会组织的建立能满足个体的情感需求，也可以通过加强个体对集体的依存关系的紧密程度完成民众的社会化归位问题。
社会组织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阶层，成为扩大公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成为培养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的土壤。通过社会组织的引导，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意愿表达纳入法制化、有序化的轨道。因此，从未来发展看，随着社会公众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意识的逐步觉醒，以及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意识意愿的逐步增强，越来越多的具有公民意识、公益精神、公共责任的社会公众将加入到社会组织中来，具有非营利、非政府和志愿特征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将成为我国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十二五”时期，浙江人均GDP将进入7500―10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转型发展将是这一时期的最大特征。地方政府应充分认识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并为其发展创造有利环境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当前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建议政府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纳入总体布局，在政府专项规划中突出社会组织的内容，研究制定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规划，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综观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态度及其法规政策体系，一个共同的趋势，是从重视“入口”管理逐步转向重视“过程”管理，从“静态”管理逐步转向“动态”管理，从“单一”管理逐步转向“分类”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为放开限制。因此，我们要在简化和放松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程序同时，加强对其组织运作的动态过程和在各个领域的活动监督管理。包括：实行统一的登记和注销管理制度，撤销严格而繁琐的审批手续，实行便捷的申请登记制度，允许社会组织以合法的方式在社会中活动。实行分类管理制，对社会组织实行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即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属人管辖与属地管辖相结合；实行激励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税收激励、资金激励、人才激励等。
社会组织范文第10篇
《财经》特约作者 左林
3月1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结束向社会公开的意见征集。其中第24条规定:申请在示范区设立协会、自然科学类的研究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公益性非公募基金会等社会组织的,除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以外,申请人可以直接向市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根据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数据,园区内各类社会组织40余家,基本以行业协会、商会为主。
在此之前,深圳市和北京市东城区也分别尝试了类似改革。这些地方试点的改革方向,均与由来已久的“双重管理体制”有关。
深圳先行先试
2007年以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被统称为“民间组织”。它们分别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管理。
1998年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
按照条例,各级民政部门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各级政府部门及其授权组织,是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主要负责社会团体的成立、变更、注销、年检等,业务主管单位则主要负责社会团体登记前的审查、日常监督等工作,二者对社会团体实行“双重管理”。
对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注册、管理方法,与之相仿。
2006年10月,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民间组织”的提法首次变为“社会组织”。但“双重管理体制”并未变化。在此模式下,一些社会组织因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而难以注册。
这一管理体制下部分社会组织异化为“二政府”,代为行使政府职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对《财经》记者说,目前一些行业协会承接了大量政府职能,政府部门不便收的钱由协会收,又回流到政府部门,从全国性社团到地方性社团均有此类情况发生。中纪委已把行业协会作为治理腐败的重点领域。
深圳市对社会组织登记方法的改革,就是从行业协会开始。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向《财经》记者介绍,改革分为三步走。
2004年,深圳市行业协会服务署成立。它直属于深圳市政府,统一行使行业协会业务主管单位的职责。
同年,深圳市委组织部下发文件,要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所有公职人员退出行业协会中的兼职。这一工作在2004年年底完成,共有200多人退出。同时行业协会资产从主管单位剥离,逐一划清、建立独立账号。
全市行业协会的人、财、物与政府部门脱钩后,行业协会真正拥有了独立的社团法人地位。马宏对《财经》记者说,“这是最难的一步。”
2006年底,行业协会服务署撤销,其职能和权力全部转移给民政局新成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
至此,深圳市各行业协会实现了在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查的转变。
2008年,深圳市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深圳市社会组织的意见》,社会组织可直接登记的范围,从行业协会扩大至工商经济、社会福利、公益慈善三类。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的“双重管理体制”在深圳被局部突破。
“深圳改革是民政部的一个观察点。”杨岳对《财经》记者说。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肯定深圳的改革方向,明确要深圳继续先行先试,全面探索直接登记的管理体制。
“我们也鼓励各地多涌现类似的探索。”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巡视员廖鸿表示。
北京市东城区政府着手改革方案,是在2007年十七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组织之后。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告诉《财经》记者,一步到位的改革方案被放弃,转向折衷:在区民政局之下,成立东城区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而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可将其作为业务主管单位。
比照深圳的三步改革,北京市东城区迈出了第一步。
有限试点
从深圳到中关村园区,改革涉及的社会组织类型,大多集中在工商经济、公益慈善等当地社会经济急需发展,或政府职能力所难及、需社会组织力量补充的领域。
“政府管不过来,也无法包办,必须着力培育社会组织。”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对《财经》记者说。
目前的改革仅是简化了社会组织的注册手续,并不意味着政府之手从中抽离。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庄园告诉《财经》记者,从去年8月至今,“投靠”该中心的社会组织只有三家,另有三家接洽中。
“NPP新公益伙伴”是一家为公益基金寻找项目的组织,庄园将中心与NPP的关系定义为合作关系,中心负责在东城区寻找项目,NPP负责联系公益基金,至于哪些项目是社会急需,则由中心判断。
庄园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引导是很重要的,否则叫什么业务主管单位?”
而试点之外的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依旧。
以深圳为例,2008年至今,宝安区登记了十家维权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起人均为居委会、社区工作站负责人,组织活动范围限定在本社区内,所在街道办是其业务主管单位。
宝安区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主任温海莹向《财经》记者介绍,培育这十家维权类社会组织,主要目的是为打击“黑律师”(无律师执业资格的代为劳务工讨薪者)。
根据温海莹的说法,对这十家维权类社会组织的首要要求就是“正确引导社区矛盾,及时排除外来务工人员纠纷”。
在宝安区,公益慈善类和社区维权类民间组织在成立初期,可向政府申请1万元至3万元的启动资金;已登记的这两类组织,按照章程开展活动获较好社会反响的,或承接政府购买项目的,可申请2万元至5万元活动资助。
目前,上述这十家维权组织共获得资助36万元。
修法年内有望
除鼓励试点之外,民政部一直在推动对上位法的修订。管理社会组织的三部条例的修订,被列入民政部今年立法工作重点。修订草案已上报国务院法制办,其中,《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修订,2004年就已启动,六年之后仍未出台。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杨岳向《财经》记者透露,修订草案中,民政部增加了境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内容。
目前,除了基金会,法律对境外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国内登记未作规定,数千家境外社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
她表示,境外社会组织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也应该可以进行登记。至于具体条件如何,杨岳并未透露。
此外,“双重管理体制的改革一直是修订的焦点。”修订草案对双重管理体制的设计是,按照社会组织类型、功能的不同,进行分类设计。对从事经济、公益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政府认为需要积极培育,很可能取消双重管理体制,可以无主管登记。但其他领域的双重管理体制仍作保留。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现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不予以批准筹备。民政部提交的修订草案,冀望废除此条规定,“只有适度竞争,才能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选择。”杨岳表示。
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巡视员廖鸿认为,今年最有希望出台的是《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其他两部均已修订过一次,只有这部还是暂行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