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菊与刀》看中日“耻感文化”的差异性

【摘 要】“耻感文化”简称“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耻感文化”以“耻”为核心，并被纳入道德范畴之内。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耻感文化的阐释不尽相同，本文以《菊与刀》为切入点，选取中日两个民族为典型代表，着重分析中日“耻感文化”在起源发展、表现形式、内涵意义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

【关键词】耻感文化；耻文化；民族；差异性

一、鲁思·本尼迪克特与“耻感文化”的提出

提到“耻感文化”，大多数学者都会想到美国著名女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那本蜚声中外用以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著作《菊与刀》当中，本尼迪克特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内核分为以罪恶为基调的“罪恶文化”和以耻辱为基调的“耻感文化”，在论述当中，本尼迪克特基于大量的史实材料和亲身搜集的一手资料，创造性的提出日本偏重于耻感文化这一结论。在她看来，其典型表现便是“耻是德的根本，日本人将耻辱作为他们原动力”。关于中国文化是侧重于“耻感文化”还是“罪恶文化”，学界争议颇多。日本学者森三树三郎曾指出，与日本相比较，中国“耻的文化”倾向更强一些，“耻的文化”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中国。i

二、中日“耻感文化”起源背景的差异性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耻感文化起源于先秦，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得到丰富与发展，经后世各流派学者的阐释补充日臻完善。在《说文》当中，“耻”被解释为“辱也。从耳，心声。”。《六书总要》对这一含义进行了更具体的论述，指出“耻，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耻”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道德约束力，是一种由内而发的以“耻辱感”为内核的自觉性与自律意识。早在尧舜时期，统治者便注重利用人们的“耻辱之心”来制定各种耻辱刑，管理社会，约束民众，《尚书大传》里便有关于耻辱刑的记载。中华民族道德体系中所蕴含的“耻辱之心”古来有之，这种“以之为耻”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各个阶层人们的头脑之中，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文化因子。

与中国耻感文化土生土长的特性相比，日本民族性格中所蕴含的耻感文化则带上了浓重的“舶来”色彩。作为一个狭隘的岛国，由于受地理环境、资源人口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日本并未创造出完整独立的文化体系。作为“汉文化圈”中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日本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很多方面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然而，日本复制的，终究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而非内容。“本尼迪克特笔下的日本‘耻感文化’的形成历程，是通过汲取外来形式而形成逐渐适应自身内涵的本土化的制度规范，进而促进自身内涵突变性的系统化，原初的、世俗的、零散的内涵飞跃为升华了的、学术锤炼了的、系统化的内容，形成‘耻感文化’。” ii与中国耻感文化相比，日本耻感文化更像是附加在其民族性之上的一种外来因素。

三、中日“耻感文化”内涵意义的差异性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对“耻”的论述可谓俯拾皆是。“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意义一直受到各学术流派的极高重视。而对“耻文化”内核论述最多、最精、最完整的，当属儒家。“孔子对耻感文化的论述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个人心理感受、道德修养、人们的社会行为及其评价、国家的政治活动、对人民的教育等各个方面，并通过慎独、内省、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等修养功夫的配合，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 iii。“不耻下问”“知耻而后勇”“行己有耻”等是其代表性论断。另一方面，耻感文化也是孔子“仁政”和“以德为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孔子看来，与其用禁令和刑罚来约束百姓，不如用靠道德和礼制来教化百姓，让他们更懂得羞耻之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思想不仅是儒家关于“耻感文化”论述的核心，亦是我国整个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感文化内核所在，它强调的是一种自觉的道德约束。孟子发扬了孔子关于耻文化的论述，更振聋发聩的提出“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iv。《陆九渊集·人不可以》中则记录了宋代著名理学家对耻感文化的精彩论述：“夫人之大患，莫大乎。人而，果何以为人哉？”

与中国耻感文化所包含的自觉的道德约束意识不同，日本耻感文化更多的与“名誉”等词联系在一起。作为耻感文化的典型代表，日本人很在意社会上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本尼迪克特指出，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耻辱感占有最高地位。谨慎计划、“三思而后行”、尽可能避免别人的非议，是赢得名誉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日本，一个人只有被家族之外的其他社会集团认可，才会得到家族及他人的尊重。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名誉遭受损坏，他不仅会感到极深的耻辱，更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境地。因而，与名誉直接挂钩的“耻辱”，是一种很有分量的外在强制力，“耻辱”的威胁将使得日本人战战兢兢的计划好每一步以避免差错，耻辱的含义更多的侧重于他人的非议所导致的名誉的损失，而并非内心自觉的羞耻意识。日本人在采取行动时，并不以内心的善恶是非标准为评判标准，他们更愿意遵循一种自上而下灌输给他们的行为准则，耻感文化便与这一类准则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在日本耻感文化与个体内心的道德意识无关，它只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制力而存在，它是一种类似于法令的东西，是机械的。

四、中日“耻感文化”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概括而言，中日两国耻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内省”式与“外辱”式的差别，“自觉性”与“强制性”的差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耻”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耻辱感”，是一种带有自律意识的个人内心道德底线。而在日本文化体系中，“耻”则是社会或他人的不好评价、非议等给自身带来的困扰，与道德无关。因而，中国耻感文化衍生出了以“忠、孝、仁、义”为代表的道德观念体系，它教导人们以耻辱之心为基础，通过内省的方式强化个人道德修养。《论语·学而》中所记载的“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是古人对自身“内省式思考”的典型思想，孔子曾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耻”在孔子眼中，业已由“修身”上升到“治国齐家平天下”的高度。“内省式”的耻感文化之所以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大行其道，主要原因便是因为在古人眼中，人人皆应有羞耻之心。

日本虽然也有自己的“忠孝仁义”观念，然而，“忠”是对天皇和上级的绝对忠诚，“孝”是以“负债”为基础的计算分明的“报恩”行为，“仁”则一直徘徊于日本道德体系的边缘，“义”更多时候与“忠”相对立，带有贬义色彩。根据本尼迪克特的描述，日本国民是一个“极端自尊，在乎名誉，害怕失败、被辱和讥笑”的民族，“别人的评价”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他们眼中的人生存在价值完全依赖他人对自己的承认。“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 v而这种因惧怕“名誉败坏”而产生的羞耻之心在中国士人看来则是可耻的，在中国文化当中，修身是为了养性，而决计不是为了赢得世人的赞许和名利。

五、中日耻感文化社会功能的差异

社会功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日耻感文化对政治及社会管理的不同效应。在中国，将“耻”引入政治及社会管理领域肇始于尧舜时期的“耻辱刑”。作为古代刑罚中级别较轻的刑罚，耻辱刑之所以被持久重视并广泛采用，原因便在于它成功利用了人们的羞耻之心，从而在社会大众间制造了一种无形的道德约束力。前文中提到的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是将“耻辱”嵌入到社会管理之中的典范之语。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吕氏春秋·顺民》中所记载的“越王苦，会稽之耻”。和平时期，“耻”是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动乱时期，“耻”则是“报仇雪恨”的不竭动力。战国初年，魏惠王“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惠王会对孟子说：“寡人耻之”。司马迁宫刑之后的奋笔挥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复国之行，直至21世纪“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均体现了“耻”在激励人们不断奋斗上进方面独一无二的功能。

而在日本，与“名誉”和“地位”紧密相连的“耻”，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专制制度。为了避免“耻辱”，将“忠”奉为第一要义的日本人可以为了国家和天皇“死不旋踵”，牺牲自己的一切。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当中曾别具意味的指出“日本人在自己的战争宣传手册中无不强调‘全世界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日本海军宪兵最著名也最令人费解的一条诫令便是：“在遭到鱼雷攻击而不得不弃舰时，也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被世人所耻笑。”，对于他们而言，战败便会身败名裂，屈服便会遭受到社会嘲讽。然而，当天皇受降诏书下达的时候，这些发誓要血战到底的日本士兵却可以立刻放下武器投降，天皇的命令便是圣典一般，违背了它将是另一种耻辱。耻感文化对于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强化人们对于等级制度的忠诚之心和对于天皇的绝对效忠与奉献，个人善恶好恶是被摒弃在外的。中国传统中，“耻”不仅是普通民众心中的道德标准，亦是统治阶层要着重考虑的因素，而在日本，“耻”则是下级对上级忠诚的表现形式。理解这一点，对我们认识耻感文化和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i 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_中国_日本_欧洲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5月28日。

ii 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9月15日。

iii 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载《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iv 出自《孟子·尽心上》

v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第一版，第118—119页。

【参考文献】

[1]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18-119.

[2]孙庆忠，丁若沙.东方传统耻文化下的中日差异[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

[3]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1997年2月23日。

[4]森三树三郎.名与耻的文化——中国、日本、欧洲文化比较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1995（2）.

[5]许兰，郝长墀.论语中“耻”字小议——兼论原始儒家重耻观念的现代意义[J].伦理学研究，2006（01）.

[6]尉琳.中国古代耻辱刑与传统耻感文化[N].光明日报，2007-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