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委婉语文化效应分析

在社会交际中,语言应用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和必然产生的效果叫文化效应。文化效应分为正负两面,能快速、准确地传递信息并取得良好预期效果的是正面文化效应,与之相反的是负面文化效应。委婉语作为人们在交际过程中,为适应社会文化和交际主体心理需要,对那些不便或不能直说的事情,选用含蓄曲折而又能传达本意的语言形式来代替的一种语言文化现象,使用得当势必产生正面的文化效应,反之则会产生负面的文化效应。对此,本文将从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广告标语宣传等领域结合汉语委婉语应用实例,剖析汉语委婉语应用中的正负文化效应,以帮助人们在社会交际中能正确理解和使用委婉语,更好地建立起一种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

委婉语应用于日常生活领域

死亡和伤病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但也是人们最忌讳的,因此在交际中总是尽可能地使用委婉表达。如老人终寿而死为“寿终正寝”,未成年人的死是“夭折”,少女的死被喻为“香消玉殒”,贤人的死则是“玉摧兰折”,称恶人的死为“下地狱、见阎王”,为国家或正义事业而死是“光荣牺牲、为国捐躯”……不同的死亡委婉语表现了不同身份年龄的人的死,表现了死的不同原因和方式,更传达出对死者不同的感彩――或沉痛、或惋惜、或愤怒、或敬佩。出于对死亡的避讳,人们在谈及与死亡有关的事物时也要采用委婉表达。如棺材称为“长生板”,坟墓称为“土中宅”。《文汇报》曾报道:江苏省吴县有一个陈墓镇,景色优美,空气清新,适宜作为旅游点和建造疗养院,有关部门打算把它开辟成旅游风景区,于是刊登广告招商,可是却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原因是“墓”让人联想到坟墓,“陈墓”这个地名不吉利,后来改作“陈慕”再登广告,果真有许多人“慕”名而至。“慕”、“墓”的谐音委婉适应了人们趋吉避凶的心理要求,引发了人们对此镇的爱慕之情,更为此镇带来了经济效益,这正是委婉语带来的正面文化效应。在交际中交谈的一方生病了,人们总是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些或含糊些以避免对对方的刺激,如生病常被说成“身体不适、不舒服”,绝症则被说成“大病、重病”,一些羞于明言的疾病如性病、妇科病则往往被称为“暗疾、难言之隐”。至于生理上的缺陷以及伤残往往采用委婉说法以避免对相关人的刺激。如指称有智力缺陷的人用“智障、智力不全”取代“傻子、弱智”,指称眼睛失明的人用“眼睛不方便”取代“瞎子”,指称耳朵失聪的人用“耳朵不方便”取代“聋子”,等等。过去一段时间里,人们曾把有生理缺陷的人称为“残废”,有人向媒体公开声明:我们残是残了,但是并不“废”,我们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人们已把“残废”改为“残疾人”,这一委婉语既是对这类人准确的指称,又减轻了对他们的伤害,更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他们的自尊,体现了社会对他们的人文关怀。

结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事,但出于含蓄的民族传统,人们谈及此事时仍很委婉,常用“喜结连理”、“洞房花烛”来婉称。而离婚则往往被认为是极为丢人的事,常用“琴瑟失和”、“打八刀”、“镜破”加以委婉。“破镜重圆”通常是婉指夫妻失散重又团聚,或夫妻离婚后又复婚,而《文汇报》就有“人们希望马王双方能够和解,师徒之间能够不计私利,尽弃前嫌,破镜重圆”, 这里把马王师徒的和解称为“破镜重圆”,显然是滥用这一委婉语,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二人不仅是师徒关系,还有夫妻关系呢。改革开放以后,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很多夫妻因“感情破裂”而“离异”、“家庭解体”。当夫妻中的一方感情转移,与他人发生恋情或性关系时,过去被称为“通奸、有”,这些人被指责为“奸夫、”,而如今则婉称为“婚外恋、有外遇、第三者、小三”,这些词已没有明显的情感倾向,甚至有的还显示出一份理解和宽容。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们逐渐改变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许多夫妻只生一个孩子,更有一些“丁克家庭”干脆不要孩子,有些人索性婚也不结了,选择“独身”的生活方式,优哉游哉地过着“单身贵族”的生活,这些人搁在过去常被称为“光棍、老处女、半吊子”,多数人会认为他们不是生理有疾病,就是精神不正常。这些新委婉语反映出现代人崇尚爱情、崇尚自由的婚姻观念,当然人们在追求“简单爱”的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

委婉语应用于政治经济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政治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行为是“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不景气现象是“负增长、滑坡、缩水”,出现通货膨胀现象是“失控”,市场的萧条是“不景气、疲软”,涨价说成“价格调整”,涨工资说成“调工资”。近些年随着资源紧缺,生产成本增加,一些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商品如水、电、燃气等纷纷提价,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价格调整听证会,起初在听证会上还能听见人们畅所欲言,而如今许多人对它已经漠不关心了,大家逐渐明白所谓价格调整听证会其实就是涨价听证会,无论你提再多意见也挡不住其价格上涨的脚步,这样一来“价格调整”一词也逐渐失去了其委婉功能。当然某些委婉语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对民众的刺激,以缓和社会矛盾,虽然有些伪饰成分,但民众也易于接受。市场经济这根指挥棒不仅影响着政府行为,更极大地影响着机构和企业的行为,为提高效率增加效益,他们纷纷引入竞争机制,开始“减负、精简”,许多人被“优化出去、分流下来”成为“失业人员、待业人员、下岗职工”,这些“富余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的焦点。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国家越来越重视贫困家庭,称之为“低收入家庭”、“弱势群体”,给他们提供“低保”、“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这些委婉语不仅体现了国家对贫困家庭的保障政策,更体现着社会各界对这一群体的关爱,保障他们的生活,维护他们的自尊。

在政治领域中,委婉语可以称得上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使政治家或国家在人际关系或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获得优势地位,反之则使政治家或国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劣势。如我国2005年3月通过的《反国家分裂法》第八项条款规定:如果“分裂主义势力造成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事实”,或者如果“和平统一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北京就会诉诸“非和平的手段”。这里用“非和平手段”,委婉温和地表达了采取武力措施的含义,既回避了“武力”这个敏感的词语,又表达了党和政府主张和平统一,打击“”分裂的决心,同时还充分考虑了海峡两岸中国人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但有些政治委婉语其目的是掩盖事实,若伪善的面纱被揭开,其负面文化效应必将显露。如《参考消息》记载:“战后,日本的各级教科书中,某些别有含义的汉字使用问题,经常引起他国的质疑,如‘侵略’一词改为‘进出’,‘偷袭’则以‘奇袭’代替。”日本政府的委婉用词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企图通过文字手段篡改历史事实,掩盖侵略罪行,推卸战争责任,但是日本法西斯在二战中的侵略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当局用这些词语婉称当年的侵略行为,不仅不能掩盖历史事实,反而彰显了自己美化侵略、推卸罪责的心理,这样做不仅蒙蔽了日本国民,使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更严重伤害了曾经饱受的国家人民的感情,从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公开谴责。再如“躲猫猫”本是一种儿童游戏,但是经2009年2月12日云南省普宁县警方用它来解释李乔明的死亡原因之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词语。这里警方用“躲猫猫”来掩盖李乔明的死亡真相,明显有搪塞、包庇之意,执法者原本想伪饰一番以规避法律责任,但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执法机构的声誉也就荡然无存,民众对公权机关的信任也岌岌可危。

委婉语应用于广告标语等宣传领域

商业广告是商家推销商品扩大市场的一种宣传工具。为了吸引消费者,激发他们的购买欲,商家特别注重广告语言中委婉语的使用。一种表现是美化自己的产品而对其危害避而不谈,如香烟广告:中华――爱我中华,苏烟――中国苏烟尊贵经典,利群――永远利益群众,双喜――人人欢喜,这些香烟广告没有一个提示了香烟对健康的危害,通过夸大事实的宣传麻痹大众的神经,更让瘾君子们无法自拔,商家当然能从中获利了。一种表现是委婉含蓄地宣传产品以达到避俗求雅的目的,如洁尔阴洗液――难言之隐一洗了之、痛经舒颗粒――那个不痛月月轻松,这里用“难言之隐”和“那个”回避了女性生殖器及其疾病的话语,避免了直言的粗俗和尴尬,显得含蓄文雅,考虑了女性朋友的羞怯心理便于她们接受。再如某痔疮药的广告语“炉火之上岂能安坐”,深入患者的内心世界表达了痔疮给病人带来的难以启齿坐立不安,仿佛置身于“炉火之上”的痛苦,既生动形象又婉转含蓄,从而更能引起患者的认同感。至于那些用以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虚假广告,如某些明星代言的药品、美容保健品的广告,不论其语言多么优美多么动情,从长远来看都无法取得正面文化效应,因为它不仅挫伤了公众对明星的感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进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标语是“为了特定的目标,用简短的语言来达到宣传鼓动目的”的宣传用语。它往往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具有浓重的时代特色。长期以来生冷、低俗、粗暴的标语屡见不鲜。如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屋牵牛”,宣传义务教育的“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子女不读书,父母受惩罚”。这样的标语有损百姓人格、有损政府的形象,疏远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令人反感。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某区政府前的道路两旁,挂了几十条横幅,其中“抢劫拒捕当场击毙”、“抢劫可以判死刑”等标语异常刺目。从法律上讲,警察虽然可以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武器,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其虽然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却留下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人们对执法人员会产生畏惧不亲近之感,甚至会对他们的执法是否公正合法产生质疑,再者“当场击毙”、“死刑”等暴力字眼用在宣传标语中,和我们提倡的法治社会、和谐社会严重背离。好在如今像这种冷冰冰、硬邦邦的训斥标语已不多见,代之而起的是重情感、重激励、诙谐幽默、优雅含蓄的标语口号,我们称它们为委婉宣传语。如用“家庭的希望在孩子,孩子的希望在教育”取代“义务教育是父母的责任”;用“司机一滴酒,亲人千行泪”取代“酒后驾车=车祸”;用“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取代了“禁止浪费每一粒粮食”;用“小草在微笑,请不要伤害它”取代了“严禁践踏草坪”。这些委婉宣传语的惩戒味少了,激励味多了,说教味淡了,人情味浓了,自然亲切的语言引起人们的共鸣,同时措辞优雅,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让人在受到德的启迪时还得到了美的熏陶,这正是委婉语在宣传用语中体现出来的正面文化效应。

语言总是和社会紧密地联系着,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委婉语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它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生活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地发展和被取代。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委婉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对委婉语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对委婉语应用可能带来的文化效应有所判断,对影响委婉语应用的文化因素有所考虑,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并恰当地使用委婉语,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使用价值。[本文为井冈山大学校级科研课题《审美观照下汉语委婉语文化效应分析》(JR0908)的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2.刘凤玲、戴仲平:《社会语用艺术》,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7页。

3.钱春梅、傅友相:《汉语委婉语的语用阐释》,《贺州学院学报》,2009(3)。

(周冬梅为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李春玉为吉安师范学校教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