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产新闻看媒介话语的权力构成

【摘 要】住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产动态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进而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通过对房产新闻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解读媒介话语的权力构成。媒介与各方利益关系作用下滋生了媒介话语的依附性权力，媒介话语内部生成机制决定着其生产性权力，媒介作为稀缺性资源而伴随产生了媒介话语的资源性权力。而这三种权力皆可为良性，但若缺乏规制或过度规制便易产生偏向。怎样在报道的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如实报道，让媒介话语向有利于百姓福祉的话语框架中迈进，应是房产新闻报道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房产新闻 媒介话语 权力构成

随着我国住房走上商品市场化道路，房地产业成为中国当下的经济支柱，也对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做出了重大贡献。加之住房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房产动态备受社会各界人士关注，进而成为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而房产的过度市场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使房地产等经济新闻陷入了发展和投资的迷思。

对此，已有学者从树立新闻专业主义、如何辨别软新闻等角度进行探讨。①

也有学者从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入手，通过“迷思”与“反迷思”揭示新闻叙事话语本身存在着极大的“合理想象”空间。这种经过“合理想象”形成并强化的迷思往往被人们当做常识接受。经济新闻以系统化、学科化的“客观”描述把资本的权力化妆成科学规律的自然结果，房产新闻顺应了这种逻辑，暗含着发展与投资的迷思。房产新闻被纳入了发展语境，它与房产相联系生成如下隐喻：房产业能使生产力进步，随之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由各种指标性数据体现。同时，与发展类似的“开发”一词也与房产业结缘，意味着以土地为对象的劳动会将荒芜之地变成可以改善民生的富饶之所。若无特殊说明，房产新闻中的“开发商”即意指房产商。开发土地建设房屋似乎被赋予了比开发其他自然资源更能改善人们生活的魔力。这种发展和进步成为一种共同逻辑，形成人们接受文本的“前概念”。②这种对资本权力侵入媒体继而绑架人们思想意识的分析，引发我们对房产新闻话语的权力构成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乔治·格伯纳将媒介权力定义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③它所指涉的是种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权力。我们不能孤立地将它理解为恒定、单向、简化的模式。通过考察房产新闻可以看到，媒介权力是依附性权力、生产性权力、资源性权力彼此交织的产物，再由权力转化为权威并具有显在合法性。

一、从房产新闻看媒介话语的依附性权力

依附性权力是媒体依附既有政治、制度、经济、法律、文化权力而产生的权力延伸。它在媒介权力构成中占有着显著合法性地位，大多媒介权力研究重心都源自对依附性权力的分析。将媒介看作第四等级的权力来进行分析，本质上亦是将其作为依附性权力进行阐述的，这是一种受众权力的延伸。

房地产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同时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和“政绩工程”的有力工具。由此而来的“名利双收”使政府自然成为其快速发展的强力“发动机”。扩大内需、房产业带动效应、房产保值，备受经济学者们推崇。而根植于中国百姓心中的“安居才能乐业”观念，使购房有了文化根基。房产业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批经济学家、法律专家出来分析“行情走势”，曾出台的房屋限购政策以及新婚姻法关于房产归属的有关政策调整，诸如：《降低住宅买卖经纪服务收费标准影响北京房价走势？》、“媳妇要卖房买房‘求安稳’”等分析指导性文章大行其道。“开发商”、“发展商”幻化成了带动经济整体进步，给百姓带来更多实惠的的神话。

我们可以看出的是：虽然消费者意愿和要求在当下房产新闻中占有一定数量，但房产新闻的内容更容易受到政策制定者、新闻学者、经济学者、和媒体交织在一起的话语权力的控制。

二、从房产新闻看媒介话语的生产性权力

媒介是传送信息、建构真实的技术载体和特殊制度组织，它具有创造、生成的力量和能力，也应当纳入媒介话语权力考察范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当中对权力生产性的阐发，可称其为生产性权力。这是典型的非压迫性规训力量，在媒介生产的真实和真理中得以实施。随着传播学的发展，这种观点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掘和认可。它同时还能体现为媒介结构能力，即把分散而互不相干的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的“社会关系联络功能”、“社会地位赋予功能”、“社会准则促进功能”、不断生产出新的更大更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并对已成共识进行引导。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媒体与生俱来的传播规律也能够生产出媒介领导力。

房产新闻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经常在议程设置中编排于醒目的位置或设有房产专栏。房产类经济新闻话语，将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房产建设，如：房产带动发展的必然话语和购房投资保值等经济话语。“股市大幅震荡楼市再度兴旺”、“跳水盘”，房产动态或被建构成符合经济学知识和经济规律的事件，或被建构为符合公众长远利益的事件。

在新闻话语中房产已经成了投资性话语。而金融学话语一般都是在缺乏主词的情况下使用的纯技术性话语，如“推移”、“上升”、“下降”等。在这个被简化的前提下，处于价格和商品数量外的社会存在消失了，模糊了背后控制的行为者，模糊了最本质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而投资性话语却在为房产投资主体制造着充分的合法性。据民意调查显示，居民自住消费性需求大于投资性需求，名词化的“需求”充斥着金融学的“学科”话语，构建了房产投资的合理性。使原本供给人们生计的住房，被约化为投资品种。令人产生联想：炒房虽使房价上涨，却是合理且符合价值规律的。

三、从房产新闻看媒介话语的资源性权力

资源性权力是另一种重要的媒介权力的构成，它产生于媒介稀缺价值的交换、投资和积累之中。其中资本资源可以阐释为某种资源因具有的高价值，成为争夺对象并且发挥“社会权力关系”功能。中国媒体在双重属性的协商和牵拉中自身已经发展成了实力巨大的“媒体产业”。政府、广告商以及受众都想利用这种产业的巨大实力为自己的话语做扩大和延伸，中国媒体显然已经具备了这种资本性。

而作为经济类新闻的房产新闻有着自身的特点，媒体向受众权威性的预测，人们由此预见可能的经济趋势，进而采取相应行动。可见，媒体在向受众预测信息，改变了用于预测信息的存量，很可能预测未来而改变了未来。社会各界在利用媒介传达房产信息时，不仅对新闻会产生人们熟知的舆论宣传效果，更甚者会由此改变房产经济格局，成就或改造预言。

政策部门抢占主流媒体，报道“房产新政”，通过各界权威人士分析，这些刚刚的自上而下的新政策，将对参与市场的主题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俨然把房产业推向人们关注的制高点。《淡季不淡楼市进入全民营销时代》、《“疯狂”楼市中谁在买房？没人认为会赔钱》，这种对形势的分析，对房市走向的预期，无疑刺激着受众的神经，对房价的疯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刚颁布一线城市房屋限购令，就有《环北京楼市限购前夜现疯狂燕郊楼盘成交增数倍》、《业界称新规对房价和成交量影响有限百姓盼拐点》等文章，拿出事实、提出分析、给出期待，“成交量倍增”、“影响有限”等实证和分析，不难看出将会给受众带来怎么样的暗示。或许又将成为新一轮的预言构造。

可见，媒介与各方利益关系滋生了媒介话语的依附性权力，媒介话语内部生成机制决定了生产性权力，媒介作为稀缺性资源而伴随产生了媒介话语的资源性权力。上述三种媒体话语权力皆可为良性，但若缺乏规制或过度规制便易产生偏向。怎样在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力求客观公正，如实报道，让媒介话语向有利于百姓福祉的话语框架中迈进，应是房产新闻报道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①崔佳，《报纸媒体房地产报道的框架分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郝洪，《当报纸沦为房产中介——新闻媒体对购房者行为的影响分析》，《传媒观察》，2008（5）

②胡春阳、王昀，《中国经济新闻的话语迷思——以房产新闻为例》，《新闻大学》2011（1）

③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

（作者：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