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有身份证

中国人已经离不开身份证了，所以近日这个新闻让大家有些郁闷：由于没有任何注销措施，身份证丢失后，即使补办（挂失），原身份证仍可正常使用。大量遗失、被盗身份证正通过网络进行非法交易，并被广泛用于开办银行卡、信用卡，掩护诈骗、洗钱活动——世上可能存在另一个你……

当然，公安部回应说，将加大打击力度，采取多种措施保证身份证安全可靠。

关于身份证，前阵子朋友间特流行这么调侃：我可是有身份的人——然后补充，哦，是有身份证的人。

其实在古代，有身份证，还真有身份。

？筠 秦人的身份证——“照身帖”

在大部分时间，古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从今人的角度，来思考古人如何辨别陌生人，还真是一件有趣的事。

古代没有摄影术，后人留影，主要靠画师画像，所以后宫女子一定要讨好宫廷画师，那时皇是通过画像来看谁漂亮，王昭君当年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于是悲剧了，皇帝被毛画师给误导了，还以为随手打发了后宫一个庸脂俗粉。

对绝大多数古人而言，他们没有能力留下自己或者新人的肖像画。事实上，那时只有少数几种人才能被画下来，比如通缉犯。古装影视剧里常常可见这么一幕：城墙上张贴通缉犯的图像，挤在人群中观看的某人，就是被通缉的那位。可见古代画师凭借别人描述画像的水平不敢恭维。譬如在电影《新龙门客栈》上，千户拿一张通缉令来客栈寻人，太监们在一旁看热闹，不料被一人点了滴酒在人像额上，于是额上有痣的那个太监，就成了怀疑对象。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画像通缉，通缉令上居然是一个虬须粗豪大汉。

但古人也有类似今天身份证一类的比较完备的身份证明——“照身帖”，这也是可考的最早出现的身份证明。

“照身贴”的专利要归商鞅。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全面推行变法，第一次变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编录户籍，什伍连坐，鼓励告奸，无户籍凭证者不得上路，不得留宿客舍。这个户籍凭证，就是照身帖。在孙皓晖所著《大秦帝国》中，详细描述了照身帖的模样：

“大门拉开，一个黑色长衫者走了出来，‘客官，投宿？’

商鞅默默点头。

‘客官，请出具照身帖一观。’黑长衫边说边打着哈欠。

商鞅笑了，‘照身帖？什么物事啊？’

黑长衫骤然来神，瞪大眼睛侃侃起来，‘嘿嘿嘿，看模样你倒像个官人，如何连照身帖都毋晓得？听好了，一方竹板，粘一方皮纸，画着你的头像，写着你的职事，盖着官府方方的大印。明白了？秦国新法，没有照身帖啊，不能住店！’”

有名字、职业，还有照片和公章——“照身帖”跟今天的身份证很像了。令人佩服的是，经过商鞅的铁腕，“照身帖”深入人心。《大秦帝国》这段，写的就是商鞅因没带照身帖被拒之门外的故事。在明人余邵鱼《周朝秘史》中，还形象地写了商鞅“作法自缚”的故事：

“商鞅车马出城已百余里，忽听呐喊震天，人报朝廷发兵相追。商鞅大惊，忙跪下车，卸却衣冠，扮作隶卒逃亡。及追兵至，不见商鞅，虔谅其不能出关，且收其家属，及重金彩帛，各数十车，奇稀之宝，不可胜计，令武士押家属入咸阳，自率数百壮士追鞅。鞅走至函关，天色将昏，扮为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验之。鞅曰：‘吾无照身帖。’店主曰：‘吾邦商君之法，不许收留无帖之徒，如有受者，与无帖之人同斩，决不敢留！’商鞅叹曰：‘吾设此法，而今已及自身，所谓立法自毙耳！’又投它家，皆要验帖，俱备不收，直叩关门，关吏曰：‘商君设法，黄昏闭关，鸡鸣放关，今已至二更，决不放关。’勒复走回，正遇公子虔，即活捉囚之，宿于馆驿……”

如果回溯到两千年前，揣测商鞅的心路，他在无奈之余，或许更多的还是骄傲吧——毕竟“法”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筠 度牒与刺字

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农耕文明，在漫长的岁月中，除了战乱与灾年，农夫们基本上不会离开土地与家乡，他们生活在一个狭小地域内的熟人社会中，不需要身份证明。如果在战乱与灾年，天下尽是流民，人命贱如草，也不需要身份证明了。

在古代，需要身份证明的，往往是一些需要流动的特殊群体，比如僧侣。《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取经途中每到一个新的国家，第一件事就是拿着度牒去通关。度牒就是他们的护照。

《水浒传》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中有这么一段——“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觑武松时，却是与我烘焙度牒书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两口戒刀，这串数珠。’孔明道：‘这个不须足下挂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顿端正拜还。’武行者拜谢了。”连武松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都怕丢了度牒。

度牒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在唐代也称为祠部牒，日本还藏有唐时的度牒文物，上面详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非常珍贵。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没有度牒而私自出家的僧道，称为私度。经官府发现，将会给予处罚，勒令还俗。因此，后世僧人游方挂单，必须随身携带戒牒，作为身份证明。

正因为如此，度牒是稀缺品，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在唐宋时，官府还可出售度牒，以充军政费用。史载，安史之乱时，御史崔众被委派至河东道向僧尼、道士收取度牒银。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记载：“绍兴中，军旅之兴，急於用度，度牒之出无节。上户和籴所得，减价至二、三十千。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可以推测：如果碰到到处都是和尚尼姑，那么官司府肯定是没钱了。

一直明洪武六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免费发放度牒，结束“度牒银”制度。令人感慨的是，民间传说，明建文帝被叔叔打下南京时，没有自焚于宫中，而是化妆成和尚逃走，当时他翻出了爷爷朱元璋留给他的一个密件，里面就有度牒一份。

除了度牒外，古代还有一个特殊群体，也有特殊的身份证明——囚犯，当然，他们拿来证明自己身份的，不是今天的判决书，而是面上的刺字。面上刺字，是古代惩罚犯人普遍采用的方式，既是肉体上的惩罚，更是心理上的羞辱。

对武松来说，度牒与刺字，他都有……

？筠 金龟婿的由来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也一样，要加强管理，明确身份很重要。

抗战时期，日本鬼子搞过良民证，妄图以这种形式肃清沦陷区内的抗日力量，城镇居民年满18岁都要随身佩带，出入城卡必须接受检验，城镇居民到朋友家居住，也必须向警察所申报，否则就以“窝匪”论处。当然，解放区、根据地为防范敌伪渗透，也严查身份证明，主要是“路条”，就是今天的介绍信，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的儿童团，主要任务就是在村口查陌生人的路条。笔者曾见过抗战时期沂蒙抗日根据地沂南县公安局木刻版画式通行证，非常形象：地头一角的树下倚放着一把锄头，一名肩挎长枪、头戴斗笠的便衣执勤人员正伸手去接对面来人递过的通行证。事实上，在明朝就出现过“路引”，明朝年间有这样一项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即“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

古代这种证明身份的东西很多，名称也不一样：虎符、兔符、鱼符、龟符、龙符、麟符、牙牌、腰牌等，不过这些都不属于小老百姓，而是官员的等级身份证，此即《新唐书·车服志》（卷二十四）上所谓，“以明贵贱，命。”

战国时，军官调动军队，要用虎符。“鱼符”则是唐高祖李渊的发明，用木头或金属精制而成的。其形状像鱼，分左右两片，上凿小孔，以便系佩。“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当时，凡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所用“鱼符”均以黄金铸制，显示其品位身份之高；五品以上官员的“鱼符”为银质；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则为铜质。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备有存放“鱼符”的专用袋子，称为“鱼袋”。“鱼符”的主要用途是证明官员的身份，便于出入宫门验证时所用。史载：“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命。”到武则天时，“鱼符”一度改为其形状像龟的“龟符”，用途与“鱼符”相同。

在今天，“龟”这个词不受欢迎，尤其为男人所忌讳，但在唐朝，却是个吉祥如意的字，当时很多人名字中也用此字，比如“李龟年”。龟符在历史上存在时间不长，武则天一死，就废除了，但是留下了一个流行至今的词——金龟婿。

明代官员用“牙牌”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是用象牙、兽骨、木材、金属等制成的版片，上面刻有持牌人的姓名、职务、履历以及所在的衙门，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卡片式身份证已经非常接近了。清朝官员则用帽子上的帽珠来证明，其帽珠用宝石、珊瑚、水晶、玉石、金属等制成。如果是秀才，可佩铜顶；若为一品大员，则佩大红顶子。一般百姓帽上无顶，只能用绸缎打成一个帽结。

今人都有身份证了，看似平等，但仍有不同，比如城乡差别，东西部差别，大城市小城市的差别……

即使是数字，国人也可以弄出差距来，比如0号车、小号车一类。每个有身份证的中国人都能自豪地说自己是有身份的人，这会只是一个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