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及其解决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对制造业大国、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我国来说，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保障。然而，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可能面临一个尖锐的现实性矛盾――“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兼顾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两大目标。例如，一些沿海地区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转移出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但产业升级和转移可能造成“技工荒”，同时大量低技能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而如果不加速推进产业升级，在外需大幅波动、劳动力成本提升等压力下，许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盈利空间将越来越狭窄，甚至面临生存危机。又如，一些地区在加速推进产业升级的一段时期内，劳动就业率没有同步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如何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成为各级政府、各类企业和理论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的形成机理

(一)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存在“结构性转换效应”

产业升级是指一个区域内的产业依托科学技术，由较低的附加值阶段向较高的附加值阶段转化演进，从低技术和低资本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企业发展的过程，包括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深化发展。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的影响集中表现为“结构性转换效应”，即：产业升级在减少低层次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高层次劳动力的就业。

首先，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资本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表现为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的“结构性减少效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中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客观因素的量的相对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能像以前假设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的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既定的资本额形成对劳动较少的需求；另一方面，增加的资本投入也形成相对减少的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使资本竞争力日益增强，大量个体农户和手工业者破产，使再就业人口数量增加；尤其是在机器设备代替手工工具后，产业升级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结构性减少”的现象更为突出，这在工业化发展前期的表现最明显。“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指出：“技术变革过程生来就是不规则和不平衡的。那些革命性的新技术可以掀起‘创造性毁灭飓风’；在这种飓风中，新产品和新工艺投资的增加，以及新市场的开辟，会把一些老的行业、技术、工艺和就业机会一扫而光。

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的规模扩张能促进就业增长，表现为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的“结构性增加效应”。一方面，产业深化发展使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品成本及价格明显下降，可扩大产业规模，吸收更多劳动力。18世纪中叶，第一次产业革命中的技术发明来源于工场手工业中有生产经验的工匠。这些技术进步只是在原有行业发挥了作用，而不是像第二、三次技术革命那样创造了许多新产业。那时机器对人力的大规模替代，并未造成大量失业：1770到1840年，英国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平均提高20倍；1750年到1851年，英国的人口从650万猛增到2766.6万，增加了2.5倍。假定这一时期没有产业规模扩大吸收更多劳动，那么产业革命后，原先在工厂工作的每20个工人中将有19个工人失业。实际上，在工业革命期间机器的大规模应用，不但没有排挤原来的工人，反而吸收了大量被“圈地运动”赶出的农民和新增劳动力。“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令人不安和不快，它却……为工厂提供劳动力”，因为产业深化发展迅速扩大了产业规模，引致了持续扩张的劳动需求。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开辟新的就业增长源而促进就业增长。一个产业的技术进步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能性。国民经济系统中各产业的高度相关性决定了，一个产业的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一是通过对相关产业的供需来影响。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采矿、炼铁、交通都取得了极大发展。二是通过技术外溢来影响。许多技术尤其是通用技术在原有产业实现突破后，必定外溢到其他产业并与其生产结合，提高其他产业的生产效率。“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应用，银行怎样才能将网点在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全面铺开……技术进步对相关产业的积极效应，在促进这些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必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例如，汽车制造业是技术、资本密集的行业，发展汽车制造业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岗位，但催生了汽车销售、汽车装潢、清洗等服务业发展，产生出大量就业岗位。同时，拥有私家车后，带动了家庭旅游业发展，促进了有车族的消费，带动出对社会产品的需求，又推动了相关企业的兴起，进而滚动式创造就业岗位。

(二)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存在“外部性效应”

就业增长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外部环境，可能为产业升级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也可能导致政府和企业缺乏推进产业升级的积极性，从而延缓产业升级。

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高、就业较充分的时期，产业升级需考虑对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减少效应”的影响程度较小，是主动自主创新推进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期，表现为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正外部性效应”。而就业增长率高、就业较充分的时期，也可能让政府和企业安于满足现状或盲目乐观，缺乏自主创新和主动推进产业升级的动力，表现为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负外部性效应”。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产生“正外部性效应”还是“负外部性效应”，主要在于各经济主体是否乐意和能否主动在就业形势较好的时期着力自主创新，不断推进产业深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盈利空间和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低、就业形势严峻的时期，产业升级需考虑的对劳动力就业的“结构性减少效应”的影响程度很大，产业升级的社会阻力相对较大。但在经济和就业形势不好的时期，如果不推进产业升级，企业很难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空间，经济很难走出低水平徘徊的陷阱，因而其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压力也越大，动力也可能越大。对企业来说，如果没有能力在转折时期主动推进技术升级、拓展盈利空间，企业会被淘汰。如果该压力在适度、可承受的范围内，企业有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负外部性效应”就会转化为“正外部性效应”。

(三)“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

能性悖论”的形成

当产业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增加效应”大于“结构性减少效应”、或者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正外部性效应”大于“负外部性效应”时，就可能出现“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即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兼顾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两大目标。

三、“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可能性悖论”的解决路径

能否充分发挥产业升级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增加效应”、有效控制和降低其“结构性减少效应”，能否在就业增长率较高和就业形势较好的时期、充分发挥和利用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正外部性效应”，能否在就业增长率不高、就业形势不好的时期，及时有效地将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负外部性效应”就会转化为“正外部性效应”，不仅取决于政府和各经济主体的观念和意愿，也取决于其发展战略，特别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和采取正确的对策。

(一)辩证认识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坚持推进产业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

一方面，我国就业增长面临最大的制约是企业盈利水平，就业增长依赖于产业的升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是由大规模投资特别是引进外资来推动的，而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并不多。在国际分工中，中国承接的工业生产链条是低附加值的环节，即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而处于价值链两端的部分(研究发展、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金融服务等)比例较低，企业盈利空间狭小，阻碍了就业水平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形势严峻，要求我们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把产业升级与扩大就业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对吸纳劳动力较多的行业、企业，既不能为保住岗位而保护落后生产力、降低经济扩张的后续动力和国家的竞争优势，也不能因为片面追求产业升级而忽略就业问题、导致失业、贫困和社会不稳定因素陡增，而要坚持推进结构升级和扶持就业创业相协调，寻找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最佳平衡点，不断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和吸纳就业能力。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主动适应产业升级对就业增长的“结构性转换效应”的要求

我国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的总量矛盾正让位于产业升级、低端劳动力过剩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如果把劳动力市场分为高级专业劳动力市场、熟练技术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劳动力市场三类，前两类在我国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第三类则供过于求。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内在压力，要求产业不断升级、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依赖，这必然导致传统经济模式的就业空间萎缩，并贯彻于经济转型的长期过程。2008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实力相对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许多企业被转移出东莞、深圳等地，大量农民工失去就业机会，成为产业升级进程中首先被挤出的对象。从发展的角度看，政府需促进产业升级，但产业升级必须有人力资本支撑，否则可能出现“技工荒”而大量低技能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这就要求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尽快使我国从劳动力资源大国转化为人力资本大国。首先，要建立和完善人力资本的私人收益得到承认的人力资本投资制度，激发劳动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其次，政府应积极采取一系列参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分担人力资本投资者的投资成本，例如提供农村青年培训、组建政府夜校、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等。再次，要鼓励企业采取外包、技术合作等方式建立产业链、价值链、资本链、品牌链、商业链，整合具备不同能力的人力资本，使附加值高的企业可通过外包生产等环节降低成本，而附加值低的企业可通过嵌入大公司的链条获得生产优质产品的机会，低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则可通过与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合作的机会了解市场动态、积累知识和技术。

(三)选择好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时机，充分发挥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正外部性效应”

首先，以服务业、中小企业和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为重点，拓宽产业升级下的就业增长新路。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看，进入工业化中期后，服务业逐步成为就业增长的主渠道。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是以零售业、餐饮、食品、理发等传统产业为主。而从现实需要看，低端服务业已趋于饱和，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推进服务业进一步发展、提高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来带动经济发展，依靠传统服务业特别是低端服务业难有作为。相比之下，房地产、咨询、设计、信息、广告等中介行业刚刚起步，体育、文化产业严重滞后，仲裁、管理、投资、证券、展贸尚在开发中，法律、建筑师、医师、税务、审计等事务所亟待发展。因此，各地政府和企业、尤其是东部地区应着力探索发展中高端服务业的有效路径，找准发展中高端服务业的优势领域，创造发展高端服务业的有利条件。同时，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创造条件，增强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条件和能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形成产业优化升级与就业增长的统一。从企业规模的角度看，中小企业是就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必须不断健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服务体系，例如加快制定关于中小企业的单项法律、适当放宽中小企业的经营范围、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和信贷支持等。其次，产业升级需要正确的时机。以珠三角的外贸加工型企业为例，企业经济效益好时，企业积累的资金大部分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意味着利润的增加，企业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而随着国外市场饱和，这些企业的利润在被外方压得很低，维持生存都成问题，自然缺乏自主创新及转型能力，会面临“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就等于找死”的窘境。这启示我们：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应该取决于其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应选择和把握正确的时机，因地制宜，逐步推进。政府和企业不仅要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难度较大的时期“被迫”谋划产业升级战略，更要在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形势向好的时期，把握产业升级机遇期，充分利用就业增长对产业升级的“正外部性效应”。

(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

一是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产业升级成功会让全社会得到好处，而产业升级失败，企业要承担损失，所以政府要对产业升级中的外部性进行补偿，包括政府用公共资金让科研机构来做研究、在产业技术创新方面给予企业大量补贴、允许和鼓励企业申请专利等。二是破除不合理的行业准入壁垒。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快、就业比重低，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进入存在体制壁垒，许多服务行业及业务领域存在管理和行政垄断。例如，我国金融业就业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金融服务市场需求前景大，应该有序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推动村镇银行、小额信贷组织、农村合作银行等多种所有制、多种经营方式的金融企业发展，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提升金融业就业水平。三是要深化劳动就业制度改革，革除非正规就业的职业歧视政策，鼓励劳动者自由流动。如果把我国各类劳动力市场的社会保障体系、职业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利益表达与诉求体系建设得更合理，劳动者自主创业的热情就可能被充分激发起来，周期性、总量性和结构性就业矛盾被大大缓解，国民经济就能在全民福祉基础上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四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动有效需求，保证有跟得上产业升级步伐的需求增长，从而进一步带动就业增长，促进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