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7 09:16:21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一）翻译产业内涵
关于翻译产业的概念，目前尚未统一。朱宪超（2009）认为，广义的“翻译产业”不仅包括翻译服务、翻译培训及翻译技术，还应包括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中以纸质、网络或影音等形式为媒介的对外文化交流或对外信息内容传播等。狭义的“翻译产业”即“翻译服务产业”，以“翻译活动在社会经济中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为标准，以“译出的服务或产品”为载体，主要包括口译、笔译、手语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等；不包括对劳动者（译员）的教育与培训，对劳动工具（电子词典、翻译软件、计算机工具等）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对劳动对象（语言和文字）的分类、整理、加工及再利用等。中国翻译协会早期使用的是“翻译产业”这一术语，随着语言服务产业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拓展，该机构开始使用“语言服务行业”，在最近召开的2013年中国国际语言服务业大会上又改用“语言服务业”或“语言产业”。崔启亮（2010）认为语言服务产业包括语言文字信息内容设计与开发、文字信息内容翻译与本地化、语言技术软件开发、语言技能教育与培训、语言行业研究与咨询、语言服务行业管理等内容。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翻译产业”概念应结合“产业”的概念及翻译行业的特点来界定。在经济学领域，产业的含义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水，2010：4）。因此，“翻译产业”的概念可界定为：提供语言或文字信息转换产品和服务以及关联服务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换言之，本文所指的翻译产业包括经营或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即笔译口译服务、软件本地化、网站全球化、技术开发、语言培训或信息咨询服务的企业或机构等。
（二）我国翻译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有语言服务企业（即本文意义上的翻译企业，下同）37197家，从业人员约119万人，2011年创造产值约1576亿元。在当下经济贸易、文化传播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企业、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翻译服务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翻译产业已经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行业，企业走出去的支柱性行业，现代服务外包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崔启亮，2014）。换言之，翻译服务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产业。就翻译产业的结构而言，我国翻译产业包括翻译内容产业、翻译技术产业以及翻译能力产业。翻译内容产业是翻译产业的核心层，指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的产业，包括笔译、口译、本地化、网站国际化、翻译创意、影视字幕译制等领域。翻译技术产业是翻译产业的相关层，指研发和生产辅助翻译工具、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产业。翻译能力产业是指提供翻译培训、翻译咨询、多语信息咨询等内容为经营对象的产业，翻译能力产业是整个翻译产业的支持层。《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从事翻译内容产业经营的企业已经达到29372家，从事翻译技术产业经营的企业共54家，而从事翻译能力产业经营的企业数量为278家。从业人员约119万人，其中从事翻译内容产业的人员占53.8%；兼职人员达330多万人。过去30多年来，我国翻译行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中国服务外包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的翻译产业发展前景良好，预计“十二五”期间该行业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中国翻译协会等，2012:9）。
二、我国翻译产业发展的SCP分析
产业经济学也称作产业组织学，其研究对象为产业，具体包括产业组织、产业联系、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研究等，其目的是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SCP范式是一种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是指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相结合的研究模式。美国哈佛学派代表人物Bain（196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其著作《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SCP分析范式，具体涵义是指，特定的市场环境决定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同时，绩效、行为、结构之间也有反作用。其中，市场结构是第一位的，是决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基础，是市场关系或资源配置优劣的最终制约力量。市场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市场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SCP范式的结构如图1所示。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工具，它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从而可以对某一具体产业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日本著名产业组织理论权威植草益（1988：17）认为，SCP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框架和方法，并明确指出“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对农林、水产、服务业等任何产业进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把制造业、矿产业以及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需要也涉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尽管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以生产性企业为研究主体，但其同样也可运用于翻译产业这一新兴的服务产业的研究分析。
（一）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产业中各企业间市场联系的表现和形式，如图1所示，包括企业数量、规模、市场份额、利润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势。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进入和退出壁垒等。市场集中程度。市场集中程度指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控制程度，用市场占有额表示。集中度越高，市场支配势力越大，竞争程度越低，越容易形成规模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的主要指标是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e），是指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几家企业占整体市场或行业的份额，用以计算的数据可以是资产总额、产量、产值、销售量、销售额和雇员数量等。现阶段，我国翻译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兴服务业态，而且尚未列入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统计数据当中，精确的行业数据目前尚难以获取，《报告》提供的数据尚无法充分衡量该行业的组织状况。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翻译企业的数量多，但投资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基本上处于单兵游勇作战状态，资源比较分散。其中，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内的企业数量占到总数的75.9%，而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6%。翻译企业总体注册资金少，以小型和微型企业为主。此外，我国的翻译企业区域分布不均，主要以大城市为中心，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4省市的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前四位，占全国总量的69.8%，仅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翻译企业就占到了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55.6%），仅北京一地的翻译企业数量就达到12000余家。因此，行业整体竞争力较弱，抵抗风险能力低，面对国际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度不高，在国外设置分支机构和参与国外行业组织，获得国外语言服务行业认证的企业数量很少。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或提供的同类服务，因存在差异而导致产品间的不完全性替代。产品差异化实现了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产品的可替代性的减少，从而独立地影响价格，进而带来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以及寡占或市场垄断。我国的翻译企业业务，即产品构成为：笔译和本地化服务占71%，口译占22%，其他（包括培训、翻译工具与软件开发等）占7%。由此可见，大部分翻译企业从事的是传统的口笔译服务，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导致低端市场竞争，翻译价格低，产品质量也较低。与此相矛盾的是，高端市场领域，如中译外等领域，又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二）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联接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中介，是指企业在市场上为了获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大利润而采取的战略，包括定价、价格竞争等价格行为以及产品策略、企业组织调整等非价格行为，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产业的市场行为即翻译企业的企业行为。就价格行为而言，目前我国翻译市场十分混乱，价格竞争激烈。翻译产品与其他有形产品不同，没有明显的替代品，只在质量上有所差别。按照价格因素，可将翻译产品按照品质由低到高分成多个层次。高质量翻译产品与低质量翻译产品即互为替代品。由于我国翻译市场刚刚初步形成，消费者在对翻译产品的消费方面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对翻译服务的形态、方法等了解较少，对一般客户，较低的翻译质量即能满足其需求，无需花费较高代价购买高质量翻译产品，因此对高质量翻译产品构成了替代威胁。另外，再加上国内翻译行业进入壁垒较低，大量小公司以及不胜任的兼职翻译人员涌入翻译市场，采用掠夺性定价方法，以极低的价格抢占了能够提供高质量翻译服务的翻译公司的原有市场。如有的翻译公司声称“本公司对承接译文，只分种类不分难易程度，施行统一收费”（田传茂，2007：108）。这种做法对不少老牌翻译公司构成了很大冲击，使翻译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一些翻译公司为此不得不减少工作步骤，以降低成本。这样的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柠檬市场”的出现，使我国翻译市场存在鱼龙混杂，翻译质量低劣的情况。就非价格行为而言，我国翻译企业可分为高、中、低端三个层次。高端和中端翻译企业近年来开始注重自身产品品牌形象的塑造，加强翻译队伍建设，将翻译服务作为翻译项目分为译前、译中、译后流程进行运作，实行项目经理制度，重视知识资产管理，利用互联网等IT技术提供语言服务，实行多元经营等。在品牌推广方面，传神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地区翻译企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07年)》（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2%的翻译企业会通过报纸杂志来进行品牌推广，13%的企业通过展会活动来推广，也就是说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主动的品牌推广意识。34%的翻译企业是通过网站论坛来推广，其实这一推广是定位于接市场散单的。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品牌推广。另外，还有41%的企业不作要求。在企业重组方面，一些低端翻译企业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无法经受市场的考验而消亡。高中端翻译企业则开始注重多元化经营，2013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表明，一些企业已将产、学、研、政相结合，打造了涵盖翻译服务、职业培训、研究、信息数据交互、法律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型服务基地，呈现出翻译产业集群的雏形。
（三）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是企业在特定的市场结构中，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取得的相应经济成果，体现在产销量、成本、利润等方面，反映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及资源配置的最终成果。市场绩效受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共同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调整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评价通常由资源配置效率、产能利用率、技术进步等指标综合度量。国内目前尚无关于翻译企业营业额、成本、利润、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精细数据。《调查报告》提到，大多数翻译企业年营业额为200-499万，年营业额上千万的企业很少，超过2000万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而在技术进步方面，《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近三年（2010-2012），我国的翻译企业平均每年对翻译技术、翻译辅助软件及工具研发和购置的投入占总营业额的平均比例为14.79%。翻译辅助软件及工具的普及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些企业在使用自主开发的辅助工具和管理软件。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翻译产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需求旺盛，产业前景良好。同时，通过对其产业组织情况的分析发现，我国翻译产业行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以价格为主的低端竞争现象激烈、市场绩效低。另外，我国翻译产业的产业地位尚不明确，《国家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规定的国民经济20个门类、900余个小类中，都未将翻译产业或语言服务产业列入其中。而在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orthAmericanIndustryClassificationSystem,NAICS）中，从2002年以来就已列出了翻译与口译服务业（TranslationandInterpretationService），产业代码541930，属于职业科技服务（Professional,Scientific,andTechnicalServices）产业的范畴之下，其翻译与口译服务业具体包括以翻译与口译为主的企业以及提供手语服务的企业。基于此，我们认为，要促进中国翻译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给予政策扶持
确立产业地位，加快翻译行业产业化进程。我国的翻译市场已经部分实现了产业化。衡量其产业化的因素主要包括：（1）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2）创建并规范了翻译任务的执行模式，使得翻译市场中所产生的翻译工具经改造后几乎被所有的职业译者使用。翻译行业日趋产业化的主要标志包括翻译业务量增多、待译材料和文件的标准化、产业化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和组织形式的出现、材料处理和翻译的标准化、特殊翻译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质量管理、翻译服务业外包、翻译企业集中或分散发展等（葛代克，2011：209-211）。如前文SCP结构图所示，政策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绩效都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重视翻译产业的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主要应着力于科技扶持政策、财政税收扶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贺宏志、陈鹏，2013：92），加速翻译行业产业化，尽快将翻译产业纳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当中。
（二）提高集聚水平
促进翻译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是提升效率最为有效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集群内的企业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能够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可以树立行业品牌，并同时促进企业创新，不断刺激新服务、新产品的出现，提高效率，这种内生的优胜劣汰机制有助于推动我国翻译产业健康发展。为此，应积极建立翻译或语言服务园区。
（三）开展翻译产业状况调研
加强翻译产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报告》提出，应建立行业研究机制，深入研究国家相关领域政策，寻找行业发展机遇；深入调研行业状况，积累行业发展的数据和分析，对行业发展进行规划和指导。
（四）注重人才培养
实现持久发展。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是效率提升的关键。我国翻译行业人才，特别是高质量人才在数量、质量和培养方面远不能满足翻译市场的需求。应当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翻译服务人才培养理念的同时，关注人才培养创新，提升教育层次和水平，以实现我国翻译产业的健康持久发展。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1.建立学习小组，进行角色分工
采用自由组合、抽签等方式建立学习小组，每组以4～8人为宜，结合组员的性别、能力、个性等情况进行角色分工，包括组长、记录员、汇报员等，确保每个组员均承担一定的任务。根据实际需要，一段时间后可以对小组进行调整。
2.教师确定讨论题目，要求学生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教师提前将学习内容及教学重点和难点以思考题、案例分析等形式分解为教学目标。将思考题、案例分析题以小组分发，每组学生可根据教学大纲结合教学目标，对将要学习的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预习，明确学习目标，了解需要什么样的教学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教师可根据每组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提出相应的问题，充分了解并记录他们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能力水平；同时提业经济学习网站的网址、产业经济学期刊以及相关的参考书目录。每个学习小组可选择一类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作为本组的学习目标；课后针对所选内容及问题进行讨论，将查阅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设计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在产业结构理论的学习中，可结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讨论我国的产业结构演进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在产业关联理论的学习中，结合所学的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及应用，可选取某一地区进行简单的投入产出分析，使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在产业布局理论的学习中，可结合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分析产业集群的基本构成单位、特征、种类以及我国现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学习中，可以根据SCP框架的具体内容，即市场结构中的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与退出壁垒，市场行为中的价格行为、非价格行为、企业组织调整行为以及市场绩效中的各项指标等，选取具体某一产业讨论分析产业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发展不足，并提出相应的见解。
3.在师生相互讨论沟通的基础上形成教学方案初稿
通过师生讨论、建议书或头脑风暴等方法，学生和教师均可通过相互取长补短来修改完善个人的见解。教师需要同等看待每位学生提出的见解，让每个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阐述想法的机会。通过深入学习讨论，各小组形成解决问题的初步设想；根据设想由学习小组拿出教学方案初稿，教师对学生设计的教学方案初稿提出意见与建议，学生根据教师的意见进一步修改教学方案，并形成教学方案定稿。这一阶段要求师生间的通力协作，所设计出来的教学方案应切合学生的个性特点、遵循学生的意见与建议。比如，在学习“产业结构演进模式之雁行发展模式”时，学习小组可以首先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例介绍“雁行模式”；再联系中国实际，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类似于早期日本推行“雁行模式”时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状况“；雁行模式”在中国可以有一个创新性发展，介绍并引导学生思考“珠三角”、“泛珠三角”以及“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中，河南正面临的众多机遇和挑战。
4.要求学生登台汇报讲解，引导全体学生独立自主思考
每组派一名代表将本组的教学方案进行汇报，并对疑难问题进行着重分析讲解，启发全体学生对该组内容的思考，全体学生亦可作补充或质疑提问。教师需对关键问题及时提示，引导全体学生自主思考。各组汇报后，对于学生有价值的见解和看法，指导教师应给予相应的肯定；对于有新意但尚欠成熟的认识，教师应给予一定的鼓励与帮助；对于一些不恰当的想法，不要急于评判，更不能轻率否定，应予以尊重的基础上分析引导，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自我矫正。
5.进行考核评价与归纳总结
最后，由教师对每组的汇报内容进行点评，针对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完善建议。当然，他组同学也可以向汇报的同学提出问题，自由讨论等。最终由教师根据公平公正原则对该组汇报的内容打分，所打分数即是该组每位同学的分数。在此过程中，学生各方面能力，如团队协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均得到有效锻炼与提升，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知识的把握与理解更为牢固。
二、参与式教学模式在实践中对教师的要求
参与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应用，对授课教师的知识储备水平、课堂调控与组织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做好参与式教学的应用设计，需要教师进行积极进行角色转换和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即教师要以平等的姿态，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和与学生平等对话的参与者；同时还应以职业和专业的敏感，不断拓宽自身知识面，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了解和研究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社会热点，以保持教学内容的鲜活性。
1.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作为一种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理念与模式，参与式教学通过教师的引导，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自觉学习的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调节和优化师生关系，形成“教”“学”共振，进而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促进师生共同进步。教师在具体设计与实施参与式教学的过程中，应摒弃传统教学方式，真正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参与问题的思考与学习的讨论。
2.具备调控课堂节奏的能力，按时完成教学任务
参与式教学过程虽以学生为主体，但并不是把课堂完全交给学生，教师不是不需要备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师在课前要充分备课，确定具体可行的课堂教学目标，提供适合教学活动的材料案例；教师在课中要恰当引导，调控教学围绕目标开展，按时完成教学任务。因此，在参与式教学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教学进度安排，在课前设计好教学过程的时间，在课中调控好课堂汇报的节奏，保障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
3.给予学生恰当的鼓励，营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参与式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应积极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做好教学的“引导者”和“协助者”，给予学生适时恰当的鼓励，同他们相互讨论、分享观点，认可他们的学习成果和学习结论，这将给予他们极大的自信。特别是当好学生讨论在最激烈、最高涨的时候，要关注学困生、不善表达和发言的学生，在保护自尊心的前提下，鼓励他们参与到小组讨论活动中。通过改变传统教学中教师“居高临下”式的空洞说教，选择恰当有效的活动形式，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和方式，营造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进而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为有效引导参与式教学模式深入实施和应用，还必须在政策上给予教师进行参与式教学模式实施的空间，进行考试方式的配套改革，建立新型考评体系，即打破传统机械记忆、闭卷考试的单一形式，变“终结性考核”为“形成型考核”。
三、总结
在教学评价上采用多元方式，注重过程考核。一方面注重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又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掌握情况的考核。比如，平时考核成绩可以占总成绩的50%，包括对平时课堂表现（考勤、作业、提问）与课堂汇报成绩两部分，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50%，主要包括知识性考核与能力性考核两部分，其中知识性考核占分30%，能力性考核占分70%，这样，学生在平时讨论和参与汇报时就会更积极主动，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1．潜在的新进入者的威胁
根据波特的定义，潜在进入者是指希望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与之相竞争者的情况。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开始扩招的几年，由于市场需求的原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取得了一个突破，但随着近年来的扩招的放缓，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基本稳定，因此，新的进入者会与现有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组织发生市场份额的竞争。
2．替代威胁
在波特看来替代威胁主要为同行业或不同行业中的其他组织或者公司所生产的与现有组织或者企业生产的可以相互替代产品，从而导致与现有组织或企业形成竞争性的行为。在此，我们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之间的替代威胁界定为除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之外的其他教育方式，包括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视频、境外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国外机构在国内注册的教育培训机构等。
3．买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的模型中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为消费者、下游组织或者企业以较低的价格来获得与其预期相应的较高的服务质量或产品，对行业中现有组织或者机构的营利产生影响的能力。在此，我们认为买方议价能力主要是指学生或者家长期望的与交付学费相适应的服务和教育教学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等。
4．卖方议价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卖方议价能力指的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为行业中的上游组织或企业通过其提高投入要素价格与降低单位价值质量，来影响行业中现有组织或企业特别是下游企业的营利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据此，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卖方议价能力是中外方办学机构利用其资源优势和独特性，对教育对象收取的服务价格(即学费)和提供的教育教学以及服务质量能力。
5．行业内竞争者现有的竞争能力
在波特模型中指的是行业中现有的各组织及企业为使得自己获得竞争优势，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的能力。
二、基于“五力分析”框架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因素分析
在上述框架基础上，我们来分析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快速发展的背景和环境。
(一)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随着我国高校规模的稳定和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正经历由规模的扩张向以提升质量的内涵发展战略转变。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态度，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更是如此。如果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优质教育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体现，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办学目标不能真正体现教育的公益性，就会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认同危机，如果这样，境外高水平教育机构与国内有关机构合作办学的诉求就会越来越强烈，就会形成潜在进入者的威胁。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目前的整体趋势来看，由于世界一流大学一直秉承历史传统和精英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在本地区进行办学，对进入中国教育市场的兴趣不大，国内的一流大学同样关注国内的优质生源，与境外的教育机构合作的兴趣也很低，因此，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主要是以合作项目为主。另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要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审核将越来越规范，条件将越来越高，因此，新增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幅度不会太大。由此可见，一方面由于现有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以合作项目为主，目前的竞争格局变化不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坚持依法办学、突出公益性和鼓励引进优质资源等，新的具有强大影响的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也难以出现，因此，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潜在进入者威胁并不严峻。
(二)替代威胁境外知名大学的教学视频
远程教育模式和境外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以及各种资格认证制度可能对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构成替代威胁。一些国外大学通过远程教育方式来对国内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教学，以此来减轻受教育者的教育成本。有的学生在国内的大学学习的同时，通过国外的免费视频教育教学资源来接受国外知名大学的教学。例如，MIT就把本校最优秀的教育教学资源进行免费共享，可以实现在家里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免费视频对学习者英语学习水平和相关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使用这种方式进行的学习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外培训机构在国内进行的培训对于经济要求较高，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可能付出的经济代价更大，这些形式相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来说，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在短时间内其替代威胁并不强。
(三)买方议价能力
买方议价能力指的是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作为新兴的教育模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广大考生和学习者的眼球，以此来招收更多的学习者参加学习。教育消费是发展人性、培养人格和改善人生的过程。在信息处于买方市场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注意力成为决定文化教育市场价值的决定性要素。人才的培养质量是教育和办学的根本所在。由于高等教育不属于完全公共产品，其消费需要学习者自己进行购买，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成本需要由学习者进行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对学费进行明确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因此，对于买方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进行议价的空间可言，更多的可能是通过缴费获得满意的教育服务。这就对办学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通过切实落实优质教育资源吸引更多学习者的关注，达到吸引更多学习者进行学习的目的。在这方面，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因为拥有其境外优质教育资源使自身具有了竞争优势。
(四)卖方议价能力卖方议价能力是指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过向学习者提供切合学习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来提高自身价格水平的能力。中外合作方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影响。首先，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选择的教育内容，聚焦于当前社会上的热点，设置的专业和项目都是当今社会关注的重点，同时也是最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实践性强的专业和项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当今以就业为中心的大学教育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次，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机构选择，注重双方的影响力和实力。如2006年成立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名校的选择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增色不少，使得其具有更鲜明的竞争优势。最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师资选择，注重引进世界优秀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工作，以保障其人才培养质量。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按照世界知名大学标准面向全球选聘教师，80%为外籍教师;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引进国际优质教师资源为核心。正因为在教师引进、教育内容和合作机构的选择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做到了价值的提升，因而拥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
(五)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
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竞争的对手主要来自于国内外知名大学。由于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必须设立在国内，人们认为在国内并不能真正感受到国外的文化，也就不能真正感受国外的高等教育，而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学费也不低，因此，家庭有条件的家长可能更多考虑送孩子直接到国外接受教育。另外就是国内的一些进行双语教学的大学，开设的一些专业课聘请国外著名教师用英语授课，而学费相对要低得多，因此，也会给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竞争压力。特别是随着大学教育国际化的进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快，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竞争也就更加激烈。
三、启示对照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
反思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面临的环境和发展要素，我们认为，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切实树立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人才
为根本目的的国际化教育理念。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论基于何种考虑，最终都应落实到以培养高质量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上。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者都应围绕质量提高，根据国际化教育的思路，在生源质量保障、优质教育资源的配置、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设计以及质量监控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质量保障。如在教育培养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高等工程教育CDIO模式的先进理念，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质疑精神。
(二)遵循共同治理的理念建构
适应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规律的有效的治理结构。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应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但同时因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引入了包括外方教育机构在内的众多利益相关者，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存在差异，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具有不同国内高等教育的一些特征。在办学过程中，需要根据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和共赢的思路和理念，建构与之适应的共同治理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以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观与质量观
切实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必须在思想观念、发展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彻底的变革，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开展国际合作办学，引入资金和先进的教育机制，了解、吸取国际上通行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质量保证等方面的经验，这是尽快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对于外方教育机构，在办学过程中遵循可持续发展观和质量观，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提升其国际声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利益最大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学 引文分析 CSSCI 出版社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78-08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经济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和诸多的研究范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在各个研究领域产生了形式各样的研究成果。图书是传承知识和记载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统计数据，在CSSCI的论文引用文献中，图书(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被引比重高达60％左右，而在经济学领域，图书的被引数量仅仅低于期刊论文的被引数量，大大超过其他类型文献的引用数量。图书(包含汇编文献)总被引频次占所有文献被引频次的38.52％。这说明图书文献是经济学领域中较为重要的学术资源，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30年来，国内出版业发展迅速，2007年全国五百多家出版社出版图书十三万余种，码洋600多亿元人民币。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学术著作的出版；社会评价更多是用定性方法研究出版社的学术影响机制和影响深度。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学者对出版社的学术评价研究正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变为定量分析。苏新宁等基于CSSCI的引文数据对高校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雷二庆基于期刊引文计量分析对中文科技图书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估，进而分析各专业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孙宇、武士华应用h指数评价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方法简单，但效果良好。本文采用引文分析法，以CSSCI(2000-2007)的引文频次作为原始数据，统计图书的被引情况，进而得到所属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从中选取被引频次前100名的国内出版社进行分析，最终对国内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影响进行评价，并为学者出版及选择经济学研究资料提供参考。
1 样本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基于CSSCI的引用数据，对2000-2007年间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各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和分布特征，从而选取被引频次排位前100的我国大陆出版社进行详细介绍，同时列出被引较多的18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31家国外出版社。
在统计经济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数据时，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出版社存在中英文两种著录格式，同一国内出版社有多个中文著录名称，同一国外出版社存在多个出版地点。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对部分出版社的图书被引数据进行数据合并，一是将具有不同外文名称和中文翻译的同一出版社合并，例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牛津大学出版社；二是将具有不同出版社的同一出版社进行合并，例如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和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三是根据出版社更名和合并的情况，对更名和合并的出版社数据进行合并，例如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数据进行合并；四是对一些出版机构不做合并，例如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视做三个不同的出版单位。
经过数据处理，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定为国内外的4430家，总被引频次296334次。
2 经济学论文被引出版社概况
被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涉及4430家出版机构，其中内地(特指中国大陆地区)1786家，占40.32％，排位第二，但是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分别为256480次和143.61次，都大大超过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位居第一；国外出版社在出版社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一共有2467家，占总数55.68％，大大超过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其被引总数和平均被引频次为38908次和15.77次，这两项指标均排位第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位第三，分别为177次、946次和5.34次。
从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一是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是国内出版社，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包括国外学者著作的译本，另一方面是因为对国内经济的研究占据我国经济研究的主流地位；二是由于国内学者对中国港澳台地区图书的获取渠道存在一定问题，所以出版社数目、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都只排位第三；三是我国经济学学者越来越注重对国外经济学成果的学习，尤其注重对英文文献的获取，所以国外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
3 国内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被引图书的1786家国内出版机构中，被引频次超过100次(包含100次)的有209家，我们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从中选取排位前100的国内出版社，如表2所示。
为了便于讨论国内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笔者从两个方面对国内出版社进行分类。按照出版社的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为综合类、财经类、高校类、人民类、其他类，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科技类、教育类、法制类、翻译类、古籍类等出版社的入选数量较少，所以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按照出版社的所属地区划分，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广东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分类过程中遇到分类的标准问题，部分出版社存在多类别属性的状况，例如高校类出版社。要想清晰地从各个角度把握不同类别性质的出版社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分类也是必需的。由于国内出版社均由国家统一管理，出版范围相对固定，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开，但总体上说，知名出版社主要专业范围变化不大。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所属的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专门设立人民类进行讨论。
3.1 专业属性分类
入选的100家国内出版社，按专业属性进行分类，分类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从表3可以看出，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最大，该类出版社入选数量和总被引频次都排位第一，财经类出版社由于其专业特性，对经济学研究也产生特殊影响，其平均被引频次排位第一，高校类出版社和人民类出版社的数量和被引频次都超过15％，说明这两类出版社在经济学研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3.1.1 综合类出版社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中，有27家综合类出版社，被引频次66537次，在所有类别中排位第一，其平均被引频次2464.33次，仅次于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二，综合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研
究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被引频次在3000次以上的有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上海三联书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3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之间的有7家，被引频次500次以下的有6家。下文具体介绍被引频次较多的几家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被引频次14387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一，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二，是国内对经济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出版社。该社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改造传统农业》《城市地理学》《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高级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工业区位论》《经济解释》《产业聚集论》等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大量引用，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上海三联书店被经济学论文引用9602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五。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审计独立性的提高与审计市场的背离》《演化经济学》《社会秩序的经济分析导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集体活动的逻辑》《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产权的经济分析》等图书受到经济学领域学者的较多引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被经济学论文引用6130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三，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九。学者们较多引用该出版社出版的《新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国金融理论前沿》《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网络产业：规制与竞争理论》《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等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5918次，在综合类出版社中排位第四。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原理》《正义论》《经济增长》《公共选择理论》《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治理机制》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中华书局被引频次4267次，是国内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之一，出版物百科兼收，古今俱备，享誉海内外，特别以出版经典史籍闻名。该社出版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宋史》《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明史》《旧唐书》在经济学领域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著名出版社，它的前身是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该出版社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产权、政府与信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乡土中国》《信息、信任与法律》在经济学论文中被引较多。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学》《竞争战略》《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等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
3.1.2 财经类出版社
入选百家出版社的财经类出版社有15家，虽然在各类别出版社中排位第四，但是其平均被引频次为3323.93次，排位第一，足见财经类出版社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术影响。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5000次的有4家，分别是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被引频次在1000-5000次的有4家，被引频次在500-1000次的有5家，被引频次500以下的有两家。以下对被引频次较多的出版社进行介绍。
经济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创建于1983年，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类出版社之一，其被引频次12294次，是被引频次最多的财经类出版社，排在百家出版社第三位。该社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计量经济分析》《区域经济学》《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契约经济学》《公共财政纲论》《产业经济学与组织》《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发展的型式(1950-1970)》等图书争相被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学习和借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被引9460次，在入选的15家财经类出版社中排位第二，该社以统计出版社的准确、翔实、全面、及时、权威而著名。经济学领域较多引用该社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与EVI―EWS应用》《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多元统计分析》均为该社出版。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被引频次8511次，在财经类出版社排位第三，在百家出版社中排位第七。经济学学者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中国：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理念转变、政策分析和相关安排》《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中国金融出版社是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中国唯一的金融专业出版社。该社出版的金融类图书在经济学领域被多次引用，尤其是《中国金融年鉴》和《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两本图书引用频率较高，在经济学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影响。
3.1.3 高校类出版社
高校类有2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被引频次41419，平均被引频次1972.33次，分别排位第三和第四。从被引频次来看，超过5000次的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两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更是以11279次被引遥遥领先其他高校类出版社，而被引频次不到2000次的出版社15家，这说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高校类出版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同时也反映出高校类出版社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该社被引频次11279次，远远高于其他高校出版社，并是四家被引超过万次的出版社之一。该社出版了大量经济学著作，例如《货币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以自由看待发展》《财政学》《计量经济学》。这些图书在经济学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影响，被引频次较多。
北京大学出版社依靠北京大学的雄厚资源，出版了许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著作，其被引频次5918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二位。该社出版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现代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受到学界的较多引用。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76次，排在高校出版社第三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会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小企业融资与银行》《风险投资理论与实践》等图书。
清华大学出版社被引频次3669，排在高校出版社
第四位。《技术创新学》《高等计量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机制》《计量经济学：方法和应用》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这些书均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3.1.4 人民类出版社
入选的百家出版社中，人民类出版社共有18家，在出版社数量上排位第三，其总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在第四位和第三位，但是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仅有4家：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尤其是人民出版社，以被引频次18644次位列所有出版社第一，这充分说明人民出版社对经济学的重大学术影响，而其余14家出版社均在41名以后，这说明人民类出版社对经济学的总体影响力还有待提高。
人民出版社始建于1921年9月1日，重建于1950年12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重要的党和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科学社会综合性出版社，先后出版图书20000多种。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8644次，排在所有出版社第一位，该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邓小平文选》《列宁全集》《文集》《文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剩余价值理论》《循环经济导论》《中国当代税收要论》《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等书，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被学者们广泛学习和引用。
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家出版各学科各专业的综合性图书出版机构，被引6703次，排在人民类出版社第二位。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图书均为该社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被引1133次，该社出版的图书中，被引频次较多的有《中国金融改革》《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该社得以入选百家出版社的主要原因是其被引用的图书种类较多，被引的绝对量较高。
浙江人民出版社被引频次1055次，该社出版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生态经济学》《中国发展前景》等图书被引用较多。
3.1.5 其他类出版社
在入选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还有教育、法制、翻译、科技、古籍等类出版社，由于这些类别出版社数量较少，我们将这些出版社统一归入其他类出版社进行讨论。
有3家教育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百家国内出版社，其被引频次4109次，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被引频次最高，达到3343次，占该类出版社被引频次的81.36％。该社出版的《旅游经济学》《城市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现代地理学中的数学方法》《区域分析与规划》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在高等经济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和旅游教育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10次和358次。
有3家法制类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分别为法律出版社、中国物资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其中法律出版社被引频次最多，为2236次。该社出版的《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物权法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等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中国物资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365次和364次。
科技类出版社一共有两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其中科学出版社被引频次为5287次，经济学论文常可见对该社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中国沿海城镇密集地壳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等图书的引用，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被引频次为447次。
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是入选百家国内出版社的两家翻译类出版社，被引频次分别为1209次和100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国际一体化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比较现代化》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纵论》等书被引用较多。
在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有两家是古籍类出版社，分别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该类出版社的总被引频次为1031次，这说明古籍类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较为有限。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续资治通鉴长编》《唐要会》等图书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大生系统企业史》《苏州手工业史》《张謇全集》被引用较多。
除了上面所述的各类出版社外，还有气象类、农业类、旅游类、林业类、建筑类、化工类和百科全书类出版社，分别各有1家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
中国农业出版社被引2377次，该社出版的《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经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科技投资经济》等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被引较多。中国旅游出版社被引1477次，经济学论文较多引用该社出版的《区域旅游规划原理》《中国西部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基础旅游学》《全球旅游新论》被引用较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被引976次，该社出版的《西部大开发》《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人居环境科学导论》被引用和借鉴较多。中国林业出版社被引848次，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中国森林资源核算研究》《面向21世纪的林业发展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均为该社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被引610次，该社被引图书主要集中在《法律的经济分析》和《法律、立法与自由》等。气象出版社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被引频次分别为439次和398次，分别排百家出版社的85位和90位。
3.2 地区分类
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国内百家出版社中，共涉及19个省市，其中北京共有59家出版社入选，被引频次达到165010次，占入选的百家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75.99％，这充分说明北京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政治经济中心，具有无可比拟的研究资源优势。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金融中心，上海也有11家出版社入选对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这说明经济发展建设对经济学研究有着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从而对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表4给出了入选3家及以上国内出版社的地区分布统计表。
4 我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及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
图书是由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出版，根据经济学最有学术影响的出版社分析基准数据显示，这些图书总共涉及177家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和2467家国外出版社。
4.1 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根据CSSCI(2000-2007年)的数据显示，有177家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被经济学论文引用，在这些出版社中，被引超过50次的仅有两家，分别为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超过20次的有6家，超过10次的有18家，如表6所示。
表5中18家出版社的被引总频次466次，占中国港澳台地区出版社总被引频次的49.26％，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4.2 国外出版社的学术影响
在2000-2007年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中，部分图书是由2467家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在这2467家出版社中，被引频次超过1000次的有5家，超过500次的有14家，超过200次的有31家，超过100次的有49家。
表6中列出了被引频次200次以上的31家国外出版社，被引频次共计21001次，占国外出版社被引总数的53.98％，其中排位前五的国外出版社中有4家是高校出版社，且均为世界知名大学的出版社，这充分说明国外知名大学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和学术著作对我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学研究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指导作用。
5 结语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通过对2006年～2011年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上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化程度和方法运用不足；以产业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新媒体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研究影响较小；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为研究主体；研究受到了较多资助。
关键词：
传媒经济学 内容分析 研究回顾
一、研究缘起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媒经济学在较长的时间里受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忽视。在国外，较早对传媒经济展开研究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如科斯对无线频率分配、广播电视管制的研究等。即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从事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仍然很有限，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方面也较为薄弱。但自20世纪80年代始，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者不再是经济学家，而是新闻传播学者。美国学者莱西对1988年到1992年的《传媒经济学杂志》和《新闻学季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在两家杂志发表的70余篇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中，64篇来自新闻传播学者，只有9篇来自经济学家。同时，传媒经济研究在理论的发展和运用方面也有所提升，莱西发现在样本中有3篇文章发展理论、48篇文章检验理论，15篇为前理论，10篇属于评论。
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传媒集团的组建和传媒市场竞争的加剧，传媒经济迅速成为新闻传播学的热点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开始对国内传媒经济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如章平对1996年～2005年间的两家新闻传播学期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媒介组织和媒介管理是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传媒经济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强月新对20世纪80年代到2003年的传媒经济量化研究进行回顾，认为传媒经济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量化研究方法不断增加。丁汉青对1998年～2007年内地传媒经济学术圈进行引文分析，认为这一领域研究既缺乏核心作者群，也缺乏核心信息源，传媒经济学根植于新闻传播学。
尽管以上学者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作出了较好的回顾和总结，但这些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这些研究发表的时间较早，因此大多是对2006年之前的传媒经济研究作回顾，而对近几年传媒经济研究的回顾和总结尚不多见。另外，随着新媒体在整个传媒市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传媒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变化。在这些新环境下传媒经济研究出现了哪些新的趋势，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二、研究方法
通过对2006年～2011年发表于《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4家期刊上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论文进行内容分析，考察近几年国内传媒经济研究的总体状况。
1.研究样本
之所以用2006年-2011年发表于上述4刊上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为样本，出于以下考虑：从研究时间上讲，先前研究大多对2006年之前的传媒经济研究进行回顾，本文要对2006年之后的研究进行回顾，故以2006年作为起点。从期刊选择上讲，这4家期刊的主办单位在国内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领域影响较大，4家期刊的学术性较强，以这4家期刊为研究对象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2.分析类目
文章目的。莱西认为，文章目的分为4类：理论发展类，以创建新理论或模型为目的，这需要一系列系统的假设和理论化定义；理论检验类，属于经验研究文章，是对已有理论、模型的检验和发展；非理论类，不涉及理论和模型。评论类，对媒介经济的观点进行评论，或对相关概念定义进行解释讨论。
在莱西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将文章目的分为三类，（1）提出理论类；（2）检验理论类；（3）非理论类。前两类的定义与菜西的定义相同，而将评论类文章纳入非理论类。
理论类型。（1）新古典主义经济学；（2）管理学；（3）制度经济学；（4）传媒经济学；（5）新闻传播学。
作者情况。（1）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2）高校科研院所经济管理学研究人员；（3）传媒机构、公司研究人员；（4）其他。
研究对象。（1）报纸；（2）广播；（3）电视；（4）网络；（5）杂志图书；（6）传媒产业（指文章不对具体一类或几类传媒进行研究，而是对整个传媒行业进行分析）；（7）其他。
研究方法。（1）调查研究；（2）内容分析；（3）实验研究；（4）案例研究；（5）经济模型；（6）无明确方法。
研究主题。（1）媒体生产、媒体产品、广告、发行；（2）媒体组织、媒体管理、媒体营销、媒体战略；（3）消费者行为；（4）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绩效；（5）媒体所有权、政府规制；（6）传媒经济本质、定义。
资助情况。（1）获得资助；（2）未获资助。
3.研究信度
本研究的编码工作由两位新闻学研究生共同完成，在4家期刊6年间发表的328篇传媒经济论文中随机抽取了10%，即33篇文章进行编码员一致度检验和信度检验，检验采用了霍斯蒂的检验公式：
编码员相互同意度=2M/（N1+N2）
其中：M表示编码员一致的数目
N1表示第一位编码员的同意数
N2表示第二位编码员的同意数
信度=[N×平均相互同意度]/{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其中：N表示编码员数目
根据以上公式计算得到编码员一致度为0.82，信度为0.90，属于可接受范围。
三、研究结果
1.文章总数基本稳定，各刊比例差别较大
近6年来，除2008年和2011年外，4家刊物发表的传媒经济学论文的总数大体稳定。《现代传播》6年间发表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最多，总计138篇；《国际新闻界》次之，为88篇；《新闻大学》发表72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最少，为30篇。只考察4家刊物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数量是不够的，因为4家刊物的刊期不同，每年发表的论文总数不同。要观察4家刊物上传媒经济学论文的数量多寡，应计算传媒经济论文在4家刊物6年间总论文中的比重。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上传媒经济论文占论文总数量的6.21%。其中，《新闻大学》上传媒经济研究论文占该刊6年间论文总数的12.29%；《新闻与传播研究》上传媒经济论文占该刊6年问论文总数的6.42%；《现代传播》上传媒经济论文占6.31%；《国际新闻界》上传媒经济论文占4.32%。
2.研究的理论化程度不足
2006年～2011年发表于4家刊物的传媒经济论文中，提出理论和检验理论的论文数量一直没有超过25%，近8成的论文属于非理论性论文，这说明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化水平还不高。美国学者莱西对1988年～1992年刊登在《传媒经济学杂志》和《新闻学季刊》的传媒经济论文研究发现，74%的文章具有理论基础，26%的文章不具备理论基础。我国传媒经济研究还需要提高理论化程度。
3.传媒经济学理论是主要理论来源
在4家刊物发表的具有理论基础的传媒经济论文中，传媒经济学理论是这些文章的主要理论来源。说明尽管传媒经济学的理论化程度还不够，但传媒经济学已拥有了自己的理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会自觉地运用这些理论进行研究。同时，虽然传媒经济学和新闻传播学有很深的渊源，但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理论研究的影响并不大，新闻传播学理论很少成为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传媒经济学研究更多借助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在经济学界具有较大影响的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对传媒经济研究的影响也不大。
4.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是研究主体
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的传媒经济研究论文中，作者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为主体。2006年高校科研院所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占88.89%，2007年这一数字为85.25%，2008年为88.24%，2009年为84.13%，2010年为89.71%，2011年为89.74%。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人员很少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章平考察了1996年-2005年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的传媒经济学论文发现，这10年间两家期刊上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学、管理学学者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仅占1.7%。本次研究的发现与先前研究基本一致，在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上由高校和科研院所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人员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只占2.56%。同时，由媒体、公司等机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比例也从1996年～2005年的22.4%下降到11.28%。这说明传媒经济研究的主体更多由高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者承担。
5.宏观的传媒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传媒产业的宏观研究是4家刊物的主要研究对象，学者们非常关注传媒产业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传媒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更容易引起学者的注意。具体到各类媒体而言，对电视媒体的研究最多，其次为报纸。章平先前的研究发现以报纸为主题的研究最多，其次为大众传媒，接下来是电视。排名的变化意味着学者们的研究视点发生了转移，传媒产业的宏观经济发展是学者关注的重心，报纸不再是传媒经济研究者们最关注的媒体，取而代之的是电视媒体。网络媒体尽管受到了关注，但关注度并不高。
6.缺乏研究方法
对2006年～2011年4家刊物的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文章缺乏明确的研究方法。2006年～2011年，无明确研究方法的文章比例分别为95.24%、85.24%、85.29%、90.48%、97.06%、84.62%。研究方法的缺席和较低的理论化程度，是影响传媒经济研究走向深入的两大因素。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调查研究法和经济模型分析使用较多，内容分析和案例研究使用较少，而实验研究则为空白。
7.主要议题集中于媒体管理、媒体营销和媒体战略
2006年～2011年，4家期刊上传媒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为媒体管理、组织、营销、战略问题。媒体生产、产品、广告、发行问题和媒体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市场绩效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可以看出，传媒经济研究的应用性很强，多数研究以解决传媒组织现实的经营管理问题为目标，属于对策性研究。另外，传媒作为兼具经营创收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组织，政府规制问题和媒体所有权问题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2006年-2011年，尽管仍有学者对媒介经济的定义、本质提出了新的见解，但对媒介经济的本质及媒介经济定义的研究已经慢慢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8.资助比例得到提高
先前的研究发现1996年～2005年只有1篇传媒经济论文获得资助，但2006年开始，传媒经济研究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资助，2011年获资助的研究达到了46.15%，传媒经济研究以其强烈的应用导向得到了更多的研究资助。
结语
通过对4家刊物2006年～2011年发表的传媒经济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可得以下几个结论：
1.传媒经济研究缺乏研究方法，理论化程度不高。通过对2006年-2011年4家刊物传媒经济论文的内容分析发现，传媒经济研究中研究方法普遍缺席，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很多文章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法，文章的论点缺乏理论基础。由于较多关注传媒业实际运行中的现实问题，并以解决传媒运作中的实际问题为研究重点，这使得传媒经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理论构建和理论发展，对策式的研究也使得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无用武之地。虽然传媒经济学研究要与媒体实践相结合，但传媒经济学的研究目标应是构建理论、检验和发展理论。
2.新闻传播学学者是研究主体，传媒经济理论是主要理论来源。传媒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群体是高校科研院所的新闻传播学学者，传媒经济研究没有受到经济学管理学学者的太多关注，这一结果与美国学者莱西的结论相同。在理论来源方面，传媒经济研究主要以传媒经济学理论作为理论来源，相比较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传媒经济理论的影响，新闻传播学理论对传媒经济研究的辐射力并不大。
3.宏观产业研究是主要研究对象，新媒体的关注度并不高。传媒经济研究主要以关注传媒产业的普遍性问题为主，如传媒的体制问题、改制问题、经营管理问题等。具体到各类媒体，学者们对电视的关注度超过了报纸。虽然新媒体在整个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得到了高度关注，但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学者们对新媒体的关注度并不高。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园区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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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林慧岳.基于循环经济区域创新活动[J].辩证法研究，2006，（2）．
[2]于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J].天津科技，2004，（6）．
[3]许江萍.循环经济：从理念到实践[J].科技投资，2006，（8）．
[4]江翔.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J].华东经济管理，2005，（3）．
[5]王晶日.实现循环的探讨[J].环境保护，2004，(1)．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
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产业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格物致知与正心诚意
儒家对人的成功，有一套步骤安排，首先是学习和价值观形成的阶段，即我们常说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郭树清在22岁的格物致知年代碰到了天赐良机，他于1978年考上了南开大学。而他的前任尚福林，也是在这一年走入北京财贸学院的教室的。但两人的教育背景和专业基础相距甚远。
尚福林读的是金融专业，早年一直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可谓正经的科班出身。而郭树清本科学的是哲学，研究生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马列系”。相对于尚福林的专业性，郭树清投身金融界，有点半路出家的味道。但半路出家者也能荣为行业的泰山北斗，这也是常理。
2011年12月1日，刚刚履新才10天的郭树清，在南都深圳参加全国中小企业融资论坛大会时，谦虚地表示，“刚刚从间接融资领域转岗到直接融资战线，对资本市场并没有多少成熟的想法。”这其实既是郭树清的一种“正心诚意”的态度，也间接说明了他“转岗”的“频繁”。
在任职证监会之前，郭树清有六年的商业银行从业经历，即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但早年，他都以一个学者的形象和身份供职于原国家体改委。曾在尚福林之前，长期担任证监会主席的现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差不多同时与郭树清一道，在体改委工作。从这一点上看，郭与周小川的学养和出身更为接近一些。
从郭树清的哲学、马列主义教育背景和体改委的工作历练来讲，他的确是一个“大文科”方面的学者，而非金融领域的专家和专才。任职建行期间，郭树清有一篇在业内流传甚广的宏观经济学论文《关于中国经济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杂志上。这篇文章延续其在体改委工作时宏观与体制的全局眼光，从战略和全面的角度，立体分析了经济规律的共同性和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复杂与纠结的关系。
与其说这篇文章是一篇专业的经济学论文，毋宁说是一篇有关中国宏观战略发展的大众文章。但是，通俗易懂的背后，却是深刻、具体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剖析。
的确如此。在体改委十余年的工作生涯中，郭树清与吴敬琏、周小川等人全程见证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攻坚的整个九十年代。他成了最高层领导的经济政策顾问和幕后推手，并被誉为“整体改革派”在政界的代表人物。
当年，作为体改委系统的宏观经济学者，同时作为智囊和笔杆子，郭树清有更多的时间下基层，与底层的民众有过广泛的接触。如他谈到在贵州与北京密云的调研，使他认识到中国低收入状况形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于是，他强调，“在向学问家请教的同时，也要向最普通的劳动者学习，他们往往懂得另一些最深刻的道理”。
郭树清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一个部级贫困旗县的农村，从基层做起，向普通劳动者学习，大抵是他一贯的价值取向和治学方法。所谓的“正心诚意”，作为一个学者型官员来说，大抵不过如此。
他早年受教育阶段的“格物致知”，虽然更多涉及到思想意识和哲学的“大问题”，但参加工作之后，他“转岗”到宏观经济领域――国家体改委；十年之后，他又转岗到贵州任地方大员；三年后，再转岗到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年过去，他转岗到商业银行――建行；现在他有了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转岗，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舞台。
不管如何“转岗”，学者“正心诚意”的良知和从基层做起的“格物致知”，想必他一定会继续在新的岗位上践行。
学术修身与金融治国
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郭树清就以中国经济问题专著《体制转轨与宏观调控》享誉海内。直到今天，其中关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城镇化滞后、要素市场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依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主要矛盾，回顾起来，依然令人振聋发聩。
2001年，郭树清担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之后，其思考开始从宏观经济过渡到更为细化的投资融资领域。他在一篇文章中观点鲜明地提出，投融资机制是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几个决定性因素之一。
诚如他所言，“我国总储蓄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却处于落后国家的水平，这造成了巨额社会资金的闲置与浪费”。从九十年代初中国建立资本市场，以及九十年代末大力推进金融业改革以来，中国高储蓄，但储蓄转化为投资能力低下的融资局面，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观。整整过去十年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已十年。在郭树清为中国投融资市场呐喊十年之后，他也从间接投融资的金融领域――中国建行银行，走上了直接融资的大舞台――证券监管行业。
委实，如郭树清在深圳表示的，他对资本市场并没有多少成熟的想法。这虽有自谦，但的确也是部分事实。在履新之前，郭树清主要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战略，这与他在体改委时代“整体改革”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不过，整体改革也是经济领域各个部门改革的总和，而如今在经济生活中愈发重要的股票证券市场，无疑也是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郭树清面对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对于他来说全新的行业，除了会把过去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一些涉及宏观经济的基本规律继续实践下去之外，也相信他会以一个学者的独到和睿智来推动中国证券业的健康发展。
2011年4月29日，时任建行董事长的郭树清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对建行本年度第一季度取得骄人业绩之外的其他方面，如资本市场，重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最佳时机，国外机构企业在中国发行债券和股票，完全可以加快步伐。这应该算是他在主政证监会之前，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主要看法，无意中，也可当成是他入主证监会的前奏曲。
对于中国庞大甚至令人质疑的外汇储备，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郭树清，对此当然有着自己长久的思索。也正因此，在担任证监会主席之后第一次在国际经济、金融界亮相时，他就表示，可以把中国近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四分之一，甚至一半，用来直接投资。郭树清的此番演讲，也还是没有更多地直接谈到证券业。作为一个学者官员来说，进入一个与以往虽有关联，但的确特殊性很强的行业，这也是应有的审慎和理性。
但不管如何，银行业也好，证券业也罢，都是金融业；金融业也好，宏观经济也罢，都是中国经济全局的组成部分。郭树清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全面、细致的认知，以及丰富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修身”素养，定能使他直接融资的金融业――证券业上，实现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构想。
资本市场平天下
新官上任要点三把火，古今中国皆然。去年11月初，证监会猛然在通气会上宣布，要求上市公司逐步明确分红规划，不得随意变更，并从新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公司开始。而且，政策即刻在之日起实施。11月底，深交所就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此前两年，有关其退市制度一直都处于难产过程中。而郭树清本人直接现身说法，给人印象颇深的还是在本月初的深圳。他发表主旨演讲，重申中国证监会内幕交易和证券期货犯罪的“零容忍”态度。
虽然如此，但郭树清的三把火依然掩盖不了他的低调。
究其原因，第一，从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路子，转岗到证券监管行业，必须有一个过程，或许对郭来说，还很漫长。其实，中国金融监管行业的高管相互对调和人事上的关联性，从周小川和尚福林时代，就是如此，郭树清也不算太例外。无论如何，他在央行和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管理者经历，在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从人事变动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多大的“转岗”的意味，他还在“圈子里”。只不过，关键是郭本人是学者出身，他的低调主要是源于学术的“转岗”，而不是人事职位变动所带来的。
第二，他的低调更多的是对现实股市的反应，即宁可说这是他的一种谦虚，毋宁说这是市场行情对他的一种压迫，他是“被谦虚”。2011年10月30日，是郭树清履新之日。当天是一个周末，上证综指是2473点，在此之前，出现了被市场戏称为“郭树清底”的2307点。可是，仅仅四十天之后的12月9日，上证综指再次跌破“郭树清底”，创出年内新低，最后收盘为2315点。算一下，自郭树清上任以来，上证综指下挫六个百分点。而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自去年七月底大跳水以来，也没见多大的起色。欧洲经济差点被希腊、意大利的债务危机拖入深渊。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的违规犯罪行为早已非一日之寒。2011年12月9日，证监会刚刚通报了被称为中国涉案金额最大的内幕交易――广东中恒信公司案，以及殷保华的大规模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案。
如此“低调”的中国股市和世界经济大环境，郭树清又怎能不低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