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转型中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摘 要】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培养成熟合格的公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是培养现代公民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主要手段。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但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公民教育的内容涵盖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要增强公民教育的显著地位，首先，让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区别开来，其次利用社会中的各类组织构建公民文化氛围，最后结合中国传统道德资源进行公民教育。公民教育的独立开展将极大的促进公民教育的开展和合格的公民的形成。

【关键词】公民；公民教育；道德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快速提升，人民生活水也得到了迅速的改善。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深入，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也逐渐提上了议程。时下的一些观点认为，在中国，公民意识非常缺失。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形成的封闭落后的政治文化，导致了中国人心中只有臣民、顺从、明君、父母官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五四时期中国没有完成启蒙任务，启蒙被救亡所压倒，从而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自身造就的蒙昧”。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暂且搁置不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公民意识的缺乏与当前的社会转型的要求是极不适应的。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迈向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转型进程中，需要拥有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作为基础。著名学者李慎之认为，中国现代化迟迟没有成功的首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培养出合格的公民。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提出，要在全社会“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

2001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但实际上，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一直没有得到提高，甚至有所滑坡。传统的儒家道德体系崩溃以后，中国一直没有建设成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体系。“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道德问题的大讨论，反映出公众对当前道德教育的成效性的质疑。

笔者认为，中国当前道德教育的困境的主要解决之道在于把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公民，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从而摆脱目前的“道德困境”。

所以，本文所关注的是，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通过此问题的探究，从而试提出一些将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的相关措施。

一、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概念界定

公民一词首先出现在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时代，指的是某一特定群体的个体。历经多年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与“臣民”、“奴隶”相对，借用梁启超的一句话“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尚独立。此奴隶与国民之别也。”公民主要具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上指的是自然人；法律属性上指的是以国家成员身份，从法律上承认的权利与义务。所以，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并依该国法律具有一定的权利和履行一定的义务的自然人。公民的首要立场和责任就是认清权利、义务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人们要成为真正意义上合格成熟的现代公民，常规的公民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公民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指的就是现代国家的学校教育；从狭义上讲，指的是一种协调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旨在使公民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的教育。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狭义意识上的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作为一种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涵盖了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并在两者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增强公民的公民意识，规范公民行为，从而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以及加速公民社会的形成。权利教育主要指的是让公民意识到自己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方面权利，能够主动的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义务教育意味着让公民了解自身的对于国家、集体等方面的义务，能够认真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在公民教育中将两者分裂或者分割，那公民教育就失去了本身的意义，永远也达不到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

道德是“一种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是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所维系的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一种实践精神”。人具有一种天生的寻求秩序的需要，所以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成为人们必不可少一种素质。人们要掌握一定的道德，除了日常的学习之外，更多的是经过道德教育而获得的。

道德教育，即“形成人们一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教育。道德教育的任务是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等”。在任何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中，都有着丰厚的道德教育传统。由于道德的评价标准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所以道德教育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说公民教育是近代历史的产物，那道德教育则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中，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培养顺民，压制人民的反抗思想，要求人民服从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让人民相信“君权神授”。在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让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统治，甘心忍受资产阶级无情的剥削。在社会主义时代，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从而形成人的完整道德人格。所以，道德教育重在立人，形成一个具有良好品行的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从最终结果来看，两者都是为了培养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人。一个现代化社会中的人，就必须同时具备良好的公民意识与道德意识。

二、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

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虽然在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目的上有着显著的区别，但他们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要求有一定的道德素质，也表现在公民教育必须与道德教育相配套才能发挥最佳功效。一个现代社会中的公民的培养，不仅需要公民教育的培养，还需要道德教育的熏陶。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公民教育内容涵盖了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意识，包含着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两个方面。首先，权利教育体现出了道德教育的内容。权利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公民能够意识到权利的崇高性，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当别人侵害自己的权利时，能够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当自己在实现自身的权利时，也不能妨碍他人权利的实现和侵害他人的权利。这就充分体现出了对权利本身和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所以权利教育必须包含对权利本身和对他人人格尊重等方面道德教育知识。其次，义务教育也必须包含道德教育的内容。义务教育就是让公民了解自己需要履行的义务，为民族、国家、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只有具备了一定道德的人，才能积极的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让义务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人们参与社会事务、承担社会责任，不仅要有法律层面上的强制力，还要有道德层面的促进力。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表明，公民教育的功效需要得到道德教育的支持。一位合格的现代公民，一定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现代的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公民教育无不体现出道德教育的内容。“1976年，美国的全国社会研究委员会举办公民教育会议，提出了《构建公民教育的基本原理》的公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纽曼阐述的培养公民能力的8个方面，即学术性学科、社会问题、批判性思考，价值澄清、道德发展、社区参与、学校机构改革。”英国公民教育的公民资格概念是“基于马歇尔公民资格的经典定义，将社会的和道德责任、社区参与和政治素质作为公民资格的三部分”，所以英国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社会的和道德责任、社区参与、政治素质、国家认同与社会包容五个方面”。

另一方面，道德教育是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对公民教育具有基础性地位。道德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人，他（她）不仅有着独立的人格，也能尊重他人的人格，这正是公民教育的基础和前提。梁启超早在《新民说》中指出，中国“关于私德者，发挥几无余蕴，于养成私人之资格，庶乎备矣”，“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所以，现代中国开展公民教育，就必须首先培育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第一，具备了完整的人格，才可能真正地重视他人的权利与义务。道德教育的开展，不仅会提高公民对自己权利与义务的关注度，更会注意到他人的权利与义务。做到对他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尊重，是道德教育基本目标之一。第二，具备了完整的人格，才可能真正地具备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是以“道德人”为前提的。只有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一员，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最后，具备了完整的人格，才可能成为真正地公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一定是“完人”，但必须是具备一定道德素质的人。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道德素质，这为公民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公民教育是作为一国公民应该基本做到的，体现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要求，而道德教育的要求是比较完美的境界，是“圣人”教育，公民教育的核心是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正如杨东平教授在《中小学新公民教育读本》中论述到：“公民道德要求公民应当遵守基本的道德，而不追求先进性的、完美的道德。以合法性、合理性为基础。公民教育是一种面向所有人、更为普适的教育。”在当今的学校教育中，只有把两者切实地结合起来，才能让两者的功效发挥到最大。比如新加坡在学校实施公民教育时，就特别注重培养公民道德素质，为新加坡迅速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奠定了基础。

三、增强公民教育的独特地位

在理论上分析了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为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怎样将两者结合起来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从1986年以来开展的几次公民法律教育，都只强调守法教育，即对法律条文、注释的遵守，忽视了培养和塑造现代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律意识。”笔者看来，在当前的公民教育过于注重道德教育，而轻视甚至忽视了公民教育的其他方面，如法律教育、国民意识教育。目前党和国家关于公民教育的政策，还主要集中于道德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当代学生培养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敬业奉献的人。“中小学生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在学校教育中，要将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具体来说，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公民教育不能划并到道德教育之中，必须让公民教育独立出来。在中国，公民教育和道德教育主要由思想品德课承担，这就表明了现在的学校教育突出了道德性教育，存在公民教育道德化的倾向。比如在中小学教学中，突出强调的是公民的热爱祖国、尊敬师长等方面的责任与义务，而忽视了师生平等等方面内容。这与中国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不敢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着莫大的关系。目前中国公民教育的成效不显著，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将公民教育简化为道德教育，或者将公民教育视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过分强调公民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忽视了公民的权利，使得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没有树立起来。鉴于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应该在学校中开设公民教育课，让学生接受公民教育，从而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只有将学生系统的学习公民教育的内容，接受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学生才能真正地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培养出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从而产生社会主人翁观念。

第二，利用社会主导向模式，通过社会中的各类组织，构建公民文化氛围，推进公民文化建设。也就是公民在公民社会的组织（如宗教团体、联合会、环境组织、慈善机构）习得义务感、责任感。这些在公民社会中自发组织起来的团体，都是基于公民自己的意愿，共同协商制定而形成的。这些团体中的成员虽然违背了相关规则或者没有履行相关义务，不会受到法律上的惩罚，但会受到朋友、亲人等各方面的谴责的压力。通过这种方式习得的责任感可能比由法律规定而来的法律感更具有意义。在这些活动中，公民享有了自己的权利，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从而将权利与义务观念内化于心，自然形成公民意识。正如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所提出的，“只有民主的社会、民主的活动、民主的公共生活才能造就民主的公民”。陶行知曾提出“生活即教育”，通过生活中的相关活动的开展，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往往比书本上学习的知识更多。全社会的公民文化的构建，对公民教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对社会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公民意识才会真正的融入到人的“血液”中。西方社会中，公民教育的主要媒介就是社会组织及其组织的活动。通过这些媒介，培养了合格成熟的现代公民。

最后，利用中国丰厚的传统道德资源，我国的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两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在目标和内容上保持一致，从而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整合。具体来说，首先在课程标准上，两者要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其次在课程方案上，两者要在逻辑上内在一致、观念的相互支撑；最后，在教学内容上，两者都可以利用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伦理价值观。公民教育主要是为民族国家培养合格的成员，这种合格的成员包括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合格成员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所以我国的公民教育必须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家道德体系中的精华成分为载体，进行公民教育。在吸收传统道德资源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引进西方的道德知识，从而真正地实现“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较高的道德情操同时兼具全球视野的公民。中国的公民教育，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中学《公民与道德》课的内容，不仅包括了民主的内容，涉及公民权的概念、公民责任，还“大力弘扬东方传统价值观，确立以儒家思想道德为基础的共同价值”。

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自从世界上出现立宪的概念，或者近一点说，自从美国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二百多年以来，可以总结出一条经验，就是任何国家要有一部可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先决条件是其国民（至少是其代表）必须有健全的公民意识。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即使有了一部好宪法，如果人民没有健全的公民意识，那么有了好宪法也是枉然。应该说这一点正是中国在世界上落后最甚的地方。因此，1997年11月2日我在《改革》杂志的座谈会上说过：‘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利用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公民，对我国现代化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资中筠.资中筠自选集感时忧世[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李春秋主编.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编伦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4] 唐克军.比较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5] 高峰.当前我国推行公民教育有待解决的若干问题探讨[J].教学与研究，2006（11）.

[6] 邢春晖.论公民教育[M].教育教学研究，2008（12）.

[7]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J].战略与管理，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