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澳日(1931―1941)关系

摘 要： 在澳日关系史上，1931―1941年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两国从和平的经贸伙伴走向了战争中的对手。影响这一时期澳日关系的因素很多，其中地缘安全和经贸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英国对日政策及国际局势的变化也推动着澳日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 澳大利亚 日本 澳日关系

澳大利亚自建国至二战爆发前，对日本这个与其同在西太平洋、迅速崛起的东方强国始终予以密切关注。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快速发展的经济贸易，以及其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使澳大利亚意识到加强与日本的联系，促进友好合作，对其国家安全和经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出于地缘战略和经贸利益的考虑，除美国外，澳大利亚亚太外交的重点是日本。

一

澳大利亚是一个贸易立国的国家，对外贸易对其经济极为重要。诚如戴德曼（Dedman）所言：“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只有通过这个媒介，我们很多工业才能保持运动，人民生活水准才能得到改善。”①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对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给予了沉重打击，澳大利亚也未能幸免于难。当时的澳大利亚仍是一个农牧业和矿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而其主要农牧产品和矿产品主要外销国际市场，因此，它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上述出口产品数量锐减，从而造成对外贸易逆差过大。1929年的开始几个月，羊毛和小麦价格猛跌，澳大利亚出口总值几乎下跌了50%。接着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长期疲软。②

经济危机期间，日本是澳大利亚获益最多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出口到日本的羊毛从1928的49，000吨上升到1933年的103，000吨。同期，小麦出口也显著增长。到1931年，日本已成为除英国之外的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1932年澳大利亚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最低潮。而在同年，日本几乎购买了澳大利亚1/4的羊毛，日本向澳进口值等于其对澳出口值的3.5倍。③1933―1934年度，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出口贸易额占澳总出口的11.2%。可见，日本对澳大利亚初级工业品的生产者至关重要。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政府极不愿冒犯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际联盟讨论制裁日本的问题上，澳大利亚出于一己之利反对国联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4年，澳大利亚政府首次派出以外长约翰・拉萨姆为首的代表团出访亚洲诸国。拉萨姆将日本作为其访问的第一站，希望由此和日本等国建立稳固的政治关系。日方向拉萨姆表示，愿意和澳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使团。次年，日本派出了以出渊胜次为首的代表团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友好回访。1935年，为促进双边经贸发展，进一步开拓本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场，澳大利亚政府向东京派驻了一名商务代表。这是澳大利亚当时仅有的几名驻外代表之一。④

这一时期，澳日两国关系得到了平稳的发展。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的接触也已启动。虽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引起了澳大利亚对其南下的担忧，但由于没有对其造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及日本进一步扩张，澳日关系日益紧张起来。

二

1936年5月，鉴于在对美、日贸易中出现的收支逆差问题，澳大利亚宣布实行“贸易转移政策”，对日本等国的商品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日本的纺织品也在限制之列，并对日本的货物课以高额关税。这一举措引发了澳日之间的贸易战。日本随即作出反应，宣布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羊毛、面粉和小麦，并对澳大利亚的其他进口物品征收高额关税。后来，双方都作出了让步，这场贸易战才算平息下去。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对日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拟建立驻日公使馆。1936年7月，澳大利亚内阁作出决定，向英国驻东京和华盛顿的大使馆派驻澳大利亚参赞。但由于英国反对，澳大利亚政府被迫决定推迟向东京的英国大使馆派驻参赞。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此，澳大利亚政府保持沉默，以观局势的变化，以及英美等大国的反应。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要求国联根据盟约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制裁时，澳大利亚政府竟无视中国的正当权益，在国联会议上阻止有关制裁议案的通过。澳大利亚对日采取绥靖政策除了与这一时期英国的东西方绥靖政策保持一致外，还是出于对经贸利益的考虑。由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同日本的市场联系很大，因此，澳大利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始终未采取公开的批评和谴责。但日本的扩张也让澳大利亚感到担忧。早在1927年，澳大利亚就被日本列为“待征服地区”。1936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曾在一个大阪工业家会议上演说，表示：“日本的经济发展必须直向南进，以台湾或南洋委托统治地作为一个根据地。日本舰队的巡航范围，于此必须急速扩展，远及新几内亚、婆罗洲和西里伯。”一个日本船业巨头更是断然指出：“日本的南进政策可以解决放在国家面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⑤随着日本在亚太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澳大利亚感受到了来自北方越来越大的压力。

1938年，国际局势更趋紧张。德国吞并奥地利，胁迫英法签订《慕尼黑协定》，并对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提出领土要求，欧战的暴风雨即将来临。在东亚，日本把侵略中国的魔爪从华北伸向了华南，更有南下入侵东南亚的意向。当时，主要西方大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考虑，一旦日本南下，澳大利亚以何应之。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澳大利亚各政党和政府都在考虑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和国防政策。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在考虑这两个问题时是以两个事实为根据的：首先，澳大利亚是一个有外交和国防自的国家；其次，它还是英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在武器、市场，以至在许多重大对外关系上还得听从英国的决策。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的国防不能同英国分割开来，澳大利亚的安全同英国的安全是血肉相联的。⑥基于和英国的传统关系，澳大利亚当时还无独立的外交政策可言。因此，当英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时，澳大利亚表示理解和支持。

不过，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澳大利亚政府对日本的防范趋于积极，其重要举措表现在：其一，在经济方面，于1938年禁止铁矿石对日出口。其二，在舆论方面，1939年4月26日，孟席斯总理在他任职后的第一次广播讲话中宣称，澳大利亚“在太平洋负有责任，承担着风险”，“澳大利亚必须加强必要的防务，使这块大陆武装起来，并做好准备，让潜在的敌人在决定向我们攻击时，犹豫不决”。⑦其三，在外交及防务方面，开始在统一的英国安排下，寻求更大的主动。二战爆发后，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已自顾不暇，澳大利亚对日本的南下极为担心。为了及时掌握日本的对外政策动向，1939年澳大利亚莱昂斯政府摆脱种种阻力，决定同日本等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⑧

二战爆发后，英法忙于在欧洲对付德意，欧洲成了大国关注的焦点，这给日本南下东南亚以可乘之机。澳大利亚对日本可能的南下极为担忧，希望英国不要激怒日本，自身也避免采取过激的行动刺激日本，因为一旦战火点燃，澳大利亚必将在劫难逃。澳大利亚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单凭自身一己之力无法抗衡强大的日本，必须依靠英国的力量才有可能遏制日本的侵略。因此，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政策就是相信统一的英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有效性，避免采取单独的冒险的行动。为此，澳大利亚积极支持新加坡基地的建设。1940年，澳大利亚政府派遣部队进驻马来亚，预防日本可能的南侵。

为了及时掌握日本的政策动向，澳大利亚政府于1940年6月19日决定在东京建立公使馆，希望这一步骤在缓和英帝国和日本关系危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6月26日，前外长、著名政治家拉萨姆被委任为驻日大使。这是当时澳大利亚向亚洲派出的第一个大使。但澳日关系的建立并不能改变日本既定的侵略方针。英法在欧洲的惨败，刺激了日本南下的欲望。1941年，日本的侵略势力已经扩大到法属印度支那和暹罗，并有继续南扩之势。澳大利亚利用驻日公使馆，加强与日本的联系，试图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并在对日贸易方面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以抵制日本的南下计划。8月初，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对日实行进口许可证制度。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足以改变日本既定的对外方针，西南太平洋的风暴即将来临。

1941年下半年，澳日关系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澳大利亚无力改变日本的南下方针，只能寄希望于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的保护，同时集中精力发展国内军火生产，以增强抵御日本的进攻力量。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发动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人感到一阵轻松。因为他们相信，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就是美国将站在他们一边与日本作战。⑨珍珠港事件两天后，柯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对日宣战，澳日成为战争中的敌对国，直至战争结束。

三

这一时期，影响澳日关系的因素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家安全是首要因素。一国对外战略的最高目标就是维护国家安全。日本的南下战略威胁到了澳大利亚的安全，澳日交战更使双边关系断绝，日本要对这一时期双边关系的恶化、中断负责。

其次，经贸利益是双边关系的纽带。30年代前期，澳日关系的发展得益于双边经贸的扩大。澳大利亚在30年代对日本的侵略扩张低调处理，除了自身安全的考虑、追随英国对日绥靖之外，主要是出于经贸利益的顾虑。

再次，英国对日政策及英日关系是影响澳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通过，澳大利亚在内政独立的基础上取得了独立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利。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并不急于行使这项权利，出于对母国的依恋和相信统一的英国对外政策的有效性，澳大利亚采取继续追随英国外交的政策。30年代，澳大利亚对英国在东西方的绥靖政策表示理解和支持，自己也在东方对日绥靖。1936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决定向英国驻东京大使馆派驻澳大利亚参赞，由于英国反对，澳大利亚政府被迫推迟派遣驻日参赞。40年代初，澳日建交后，澳大利亚积极促使英国与日本关系的缓和。然而，所有的努力都因日本南下入侵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而付诸东流，澳大利亚与母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对日作战。

最后，国际局势的演变也促使了澳日关系的变化。30年代前期，由于日本在东亚推行有限扩张政策，亚太局势相对稳定，澳日关系也得以平稳发展。30年代中后期，德意法西斯在欧洲采取战争政策，英法等大国关注于欧洲，日本趁机在东亚扩大侵略，南下西南太平洋的意图逐渐明显。亚太局势急剧恶化，澳日关系也随之紧张。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亚太战火全面点燃。9日，澳大利亚政府对日宣战，双边关系中断。

纵观这一时期的澳日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双方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利益和安全认同上的错位。经贸关系的发展，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不能消除两国在地缘方面的警惕心理。20世纪30年代前期，由于日本实行的是有限扩张，对澳大利亚并没有构成直接威胁，这一时期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较快。3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澳大利亚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大大影响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双边关系更是断绝。

因此，不难看出，这一时期正是由于日本奉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澳日双边关系无法正常发展。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双边关系日趋紧张，最后走向战争。两国都因双边关系的恶化、敌对而蒙受重大损失。以和平手段而非战争手段去谋求自身的正当权益，才能促使本国与外国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并从中各获其利。

注释：

①Parliamentary Debates（Hansard），House of Representative，Session 1957，Vol.16.from the 27th Aug.1957 to the 4th Dec.1957［Z］.转引自：汪诗明.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史学月刊，2008，（5）.

②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7，第一版：275.

③Andrews，E.D.Australia and China：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Melbourne Press，1985：64-65.转引自：沈永兴等编著.澳大利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第一版.

④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第一版：75-76.

⑤林庆元，杨开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第一版：400.

⑥张天.澳洲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7，第一版：295.

⑦Neals，R.G.（ed）DAFP1937―1949，Vol，2，AGPS，1976：98.

⑧张天.从单元到多元的澳大利亚外交.世界历史，1995，（1）.

⑨Camilleri，J.A.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 Foreign Policy（4th edition）The Jacaranda Press：45.

参考文献：

［1］汪诗明.1957年《澳日贸易协定》签订的历史背景［J］.史学月刊，2008，（5）.

［2］张天.澳洲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7.

［3］沈永兴等.澳大利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1.

［4］汪诗明.20世纪澳大利亚外交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

［5］林庆元，杨开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1.

［6］R.G.Neals（ed），DAFP1937―1949，Vol，2，AGPS，1976.

［7］张天.从单元到多元的澳大利亚外交［J］.世界历史，1995，（1）.

［8］Camilleri，J.A.An Introduction to Australia Foreign Policy（4th edition）The Jacaranda Press.

（作者系苏州科技学院2007届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