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西安事变

【摘 要】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进行抗日过程中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壮大了革命力量。它的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共的智慧，也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而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以及方方面面的努力，才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本文先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的背景、原因以及提出后的影响出发，借此引出西安事变，再通过详述西安事变的起源、策划和实施以及和平解决等善后处理工作，来说明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

【关键词】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互作用；中国共产党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它要求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则是这一历史长河中最为光辉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它将昔日两个怒目相视的仇敌变成了战场上互帮互助、里应外合的盟友，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展了全民族抗战，最终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当时所处的背景和局势的必然选择。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罪恶地开启了霸占中国领土的征程，随着在东北发起战争的次数愈加频繁，日本的野心也愈加膨胀。而在国内，各嫡系制造军阀战争，压迫群众的反帝斗争，用各种武断的宣传来控制一部分群众，以及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疯狂地进攻苏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急迫的进攻，只能无条件地接受投降，失掉热河、蒙古与华北的一些地区，甚至愿意放弃平津。在这民族危机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共产党人尽弃前嫌，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都一笔勾销，发动全国国民的力量，并力谋与团结，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成见，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共存”，否则只会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下场。本着保卫国家危亡的原则，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提到：“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就这样，建立全民族抗日这条战线便被广泛号召。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峻，他们组织人民群众，号召人们及各种武装部队起来作反卖国的战争，不许这样干下去，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许这些强盗们侵犯中国，进一步推动建立真正的统一战线。他们知道，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力量胜利的保证。与此同时，全国还掀起了爱国将领和官兵领导的反日游击运动，将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掀向高潮。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华北乃至全国民众遭受空前的蹂躏与屠杀时，却正在接受日本所提的一切条件，完全采取一贯的不抵抗政策。为掩饰其出卖平津的罪恶，利用一切反动报纸散布种种欺骗与武断宣传，来蒙蔽和愚弄群众，甚至还把一切军队派去进攻苏区，去围剿已经铲除帝国主义统治并已对日宣战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甘心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

面对一方面不惜用任何牺牲和代价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派大批坦克与飞机，用炸弹、毒瓦斯去屠杀、轰炸中国民众，中国共产党把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抗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这也是有其实际上的可能性。在同红军的作战中，这两支部队屡屡受挫。在与共产党作战的同时，却是任由异族的入侵、家园的沦陷，严重打击了部队的士气，使张学良、杨虎城思想上出现动摇，为共产党的争取提供了时机。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许多口号，进一步取得其信任，团结这支重要力量。而更关键的一步是，共产党对俘虏的宽大处理，向他们传达一致抗日的决心，使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诚意。

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所感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欣然接受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里面也蕴含着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张学良、杨虎城率领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这两支杂牌军，长期被各嫡系刻薄地对待，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自然与的矛盾也十分尖锐。其次，日本发动侵华战争，野蛮地侵占了东北大片土地，把东北牢牢掌控在自己的魔爪下，张学良也就眼睁睁看着家园的沦陷，无奈地另迁他地。而1928年被日本军人炸死，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再次，仍然不思悔改，一如既往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阻止全国人民的抗日进程。而且，他还多次调遣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根据地，但官兵们厌内战情绪高涨，结果损失惨重，张、杨二人意识到照这样下去，自身都很难保全，还谈何收复失地，图报父仇？最后，在这危急之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一二·九运动更是将抗日运动掀向高潮。因而失去东北宝地而备受国人唾骂的张学良，面对此番局势，发誓再也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像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为集中全国力量共同御侮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抗日，并非是想分裂他们，更不是去瓦解他们，而是将其变为共同抗日的友好盟军，并将红军的抗日纲领内化为自己的纲领，使东北军和西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力量。张、杨二人也多次向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想法，恳请以民族前途和国家利益为重，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却被断然拒绝。在苦谏、泪谏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兵谏，扣押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面对复杂的局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个选择：其一是对实行讨伐，借此发动内战；其二则是在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立即释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案，也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新的内战爆发，严重牵制了双边军力，削弱抗日力量，阻碍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另一种情况是共产党借此机会，集中全部兵力大举剿杀，结束内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然而，中国共产党是负责任、自始至终都以维护民族利益为重的政党，无论从历史任务还是现实情况来看，共产党都不会在此时趁火打劫。况且如果此时对实行讨伐，交由大众公审，不但不利于团结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从而实现联合对日作战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且还为亲日派提供了对张、杨发动军事讨伐的机会，使日本帝国主义乘虚而入，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避免新的内战的爆发，以便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中站稳脚跟，并推动全民族抗日情绪的高涨。

而张学良、杨虎城也并没有将置于死地的想法。当时，东北军报告一时找不到时，张学良曾情绪激动地对左右说：“若是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是如此，我张某便成了千古罪人”。可见张学良想尽己全力促使事变朝和平方向发展。但此时此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却完全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不顾，置中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想着自己的好处，一方面强烈声讨武力解决，并表示“须以极速极大的军事力量，克服西安”，“指挥必须统一，步伐必须整齐”。另一方面联系在意大利养病的赶快回国，密谋着一场军事。千钧一发之际，宋子文和宋美龄代表的亲英美派看到共产党人和张、杨二人渴望共同抗日、保家卫国的诚意，也为了维护在南京的统治，积极主动地劝导，也从自身考虑，不甘心自己领导的南京政府权力遭到削弱，为尽快回到南京，也就基本答应了张、杨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既然答应了抗战，按理说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获释回南京了。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复杂形势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许多将领一致认为除非在抗日协议上签字，并将中央军调离陕西，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同意释蒋。在西安与南京剑拔弩张之际，张学良害怕再出现任何闪失，造成无法挽救的局面，况且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了提出的条件，也就实现了张学良等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再而如果迫使在协议上签字画押，不利于维护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尊严，使他丢了面子，自然就会影响到之后的抗日合作。因而张学良认为应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于是在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自送离开西安，表明了张学良的诚意，也表现出他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勇于牺牲自我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意义重大，正如郭冠英说过，“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制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在中共面对一波波“剿杀”浪潮，欲北上抗日却有心无力，只能无奈看着自己兵力徒然耗费的严峻形势下，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无疑为中共注入了一剂定心针，使共产党得以喘息和调整。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使共产党掌握了一定的主动权，取得了与面对面谈判的机会，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其次，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不得不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客观上争取到了的抗日承诺，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向广大人民群众展现了中共的威信，极大地笼络了人心，其迸发出的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掀起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壮大统一战线力量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由此看出，无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都是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刺激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而西安事变也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性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统筹协调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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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唐德刚等.张学良的今生今世[M].团结出版社，2011年.

作者简介：路顺，西南交大人文社科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