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问题的分析与处理

摘 要：我国相关法律对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合时何种权利优先的问题规定不够全面且笼统，只规定先设定动产抵押后再成立留置权时留置权优先。但两者竞合的情形多样，应根据两者设定的前后顺序、设定的原因等多方因素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确定两者的优先次序。

关键词：动产抵押权；留置权；竞合处理

中图分类号：D9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078-02

我国2008年实施的《物权法》首次确立了动产抵押制度，因其具有不转移抵押物的占有等特点，其必然会发生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合的情形。虽然《物权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只是对抵押权设立在先留置权设立在后的情形做了规定，但未规定留置权在先抵押权设立在后的情形如何处理，显得不够全面具体，不足以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本文在对动产抵押制度与留置制度做一般解释的基础上，对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时的清偿顺位做一探讨，旨在更好地理解与处理两者的竞合问题。

一、动产抵押权及留置权概述

“动产抵押权者，乃指以动产为标的物所设定之抵押权，其与普通抵押权之主要不同即在标的物为动产，故亦为特殊抵押权之一种。”[1]动产抵押制度，能使动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实现分离，促进物尽其用与资金融通。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及英美法系国家相继都规定动产抵押制度，我国《物权法》规定动产抵押的客体是只能是特定的动产，主要是设备、原料、产品、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等，相对于质权动产抵押最大的特点就是抵押人仍占有动产并能以利用，动产抵押权的取得并不以移转占有与登记为要件。

留置权是一种法定的担保物权，当债务人未按照合同期限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直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的动产，并以该动产折价、拍卖、变卖后的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留置权具有从属性与不可分性，债权为利，留置权为从权利，其效力就全部债权的及于留置物的全部。留置权一般发生在运输、修理加工、仓储保管等劳务合同中。

二、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的分析与处理

在动产上设定抵押权时因抵押人仍占有被抵押物，当抵押人把抵押物交给第三人保管、加工、修理、运输等，如抵押人不能支付费用抵押物就有可能被第三人留置。也有可能动产被送去加工、修理、服务、运输、保管等，因抵押人对该动产仍享有所有权，抵押人仍可在该抵押物上再设定抵押权，后因为未能支付相关费用被留置。也有可能留置权人对留置物事实有的占有，留置权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再在该留置物上设定动产抵押，实际中发生动产抵押权与留置权竞合的情形多种多样。

当动产抵押权和留置权发生竞合时何种权利优先的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哪种权利成立在先就哪种权利优先。也有观点认为，哪种权利实现在先就哪种权利具有优先受偿。第三种观点认为留置权绝对优先受偿，因为留置权产生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无需约定，而抵押是因契约产生，法定的担保物权自然优先于约定的物权[2]。我国《物权法》第239条规定和《担保法司法解释》第79条都规定先设定动产抵押后再被留置时留置权优先，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基本上采用了第三种观点。两者发生竞合的情形复杂，但《物权法》只规定了抵押权设定在先留置权在后时的处理方式，所以笔者认为，应根据两者设定的前后顺序、设定的原因、实行的先后等多方因素进行分析，才能正确确定两者的优先次序。

（一）设定抵押权后再成立先留置权时的处理

同一动产上设定抵押权后再成立先留置权时何种权利优先受偿的问题，《物权法》与《担保法司法解释》都规定留置权受偿优先，因为留置权是具有法定担保特权的本质特性，如此规定充分体现留置权法律功能与现实作用。但如果在留置前留置权人已知道该动产上已设定了抵押权，即单方恶意的留置权是否仍享有优先性呢？对此《物权法》及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只有“正常业务过程”留置动产，且留置权人在“不了解其交易侵犯了第三人所有权或担保权益的情况下”，留置权才可优先于在先设定的抵押权。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担保交易法》第25条也规定“抵押权人依本条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3]我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也曾要求只有善意的留置权人才能对抗对被留置动产享有动产抵押权的权利人[4]。

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的规定是否受留置权人的主观上善意或恶意的影响，学界与审判中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物权法》对此也未做规定，笔者认为，留置权人的主观因素不影响其优先性，理由在于以下分析。

首先，就两种权利产生的原因即各自的成本付出的性质上来看，因与两权利相关的主合同一般都是双务合同，动产抵押合同的主合同一般都是借贷融资等合同，抵押权人是债权人，主合同中总要向抵押人为一定给付行为，如借贷合同中出借人或其他主体都要向抵押人做出给付资金的行为。留置权人的成本付出一般是对动产所做的加工修理付出的材料费、运输保管等所产生的劳动或服务费。从两者相比，各自的成本付出的性质完全不同，抵押权人的成本付出的性质属一般债权利益，如借款本息，但留置权人的成本付出具有工资或劳动报酬的性质，甚至在加工或修理情形下与动产所有人对该动产形成共有关系的性质。因权利产生的原因即各自的成本付出的法律属性上的差异，就当导致立法政策上的照顾与倾斜，“工资具有绝对神圣性，必须特予保护，始足实现社会正义。”[5]并且，“依劳工法之发展趋势而言，凡处于从属地位为他人服务者，就其工资及类似之债权，于雇主破产时均享有最优先之受偿权。”[6]再者，在加工修理情形下，如规定抵押权优先于留置权，就相当于留置权人作为共有人就共有物一并被设定了抵押，使留置权人连带承担了毫无法律依据的责任，这显然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侵权了留置权人对共物的所有权。因而，就两种权利产生的原因即各自的付出成本的法律属性上来看，在先的动产抵押权不能优于留置权。

其次，每一种权利都或多或少地存不能实现的风险，抵押物或留置物有可能毁损和灭失，抵押权与留置权人都要承担权利不能实现的风险，为此我国法律规定了两者不同的保障其权利实现的救济方法。《物权法》、《担保法》都规定了抵押权具有不可分性和物上代位性，即抵押权分割、毁损和灭失时，抵押权仍及于每分割物和其代位赔偿物上，如此抵押权人的风险就可降到最低。但留置权人一旦失去了对留置物的实际控制，留置权就无法实现，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留置权具有物上代位性，留置权成立必须要对动产有实际上的占有控制，如果留置物灭失、毁损或丧失就失去了追及性，留置权消失。从权利的实现风险上来看，留置权远高于动产抵押权，为弥补对留置权法律救济的不足，以缩减其风险成本，在两者并存时，理应赋予留置权优先地位[7]398。两者竞合时，若法律规定抵押权优先受偿，留置权人的权利实现风险增大，留置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降低权利实现风险，发现动产已设定抵押或可能已设定或将要设定抵押，担心损失，从而拒绝签订加工修理承揽、仓储保管等合同，立法者一定不想有这样的立法结果，因结果明显悖于“鼓励经济价值的创造和保持”这个现代立法的经济价值目标，也会导致留置权制度功能的减弱或丧失[7]399。因此，即使在留置权人主观上恶意时，法律也应规定留置权优先于动产抵押权。

再有，此处所说的留置权人的“恶意”，是指留置权人的单方恶意，不是指恶意的串通行为，现实中常有抵押人已在其某一动产上为他人设定了抵押权，因不能履行主合同债务，又担心抵押物被抵押权人查封变卖，又与第三人（其亲戚朋友）合谋，假装将抵押物交于该第三人处加工、维修或保管，再让该第三人将该动产进行留置，使抵押权人的抵押权落空。这种行为本质上不能理解为本文所讨论的单方恶意留置，《民法通则》第58条第4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的、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民事行为无效，串通恶意的“留置权人”不是真正的留置权人，无留置权优先性可言。那么如何判断为非恶意串通呢？笔者认为，《美国统一商法》第9―310条所规定的“依商业常规”的标准可以借鉴，也就是说，留置权产生的原因，从商业常规来看如是合情合理而发生的，那么该留置权才是正当的，与抵押权相竞合时才具有优先受偿性。

（二）成立留置权后再设定抵押权时的处理

成立留置权后再设定抵押权时又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动产成留置物后，留置物又被其所有人设定抵押，此时抵押权与留置权发生竞合。因留置权成立在先，不管抵押权人是否知晓该动产已被他人留置，即使该抵押权已在登记机关登记，在前的留置权的效力都当然优于后设定的抵押权。此种情形下有可能动产抵押人为了借款等目的，但又不想抵押物被查封变卖，与他人串通先将该动产留置，在不告之该动产被留置的情况下仍在该动产上为出借人设立抵押权，该行为应认定为串通的恶意留置，是严重损害抵押权人的利益的行为，当然不应赋予留置权以优先性，此时抵押权优先。

二是留置权人为自己的债务将已被自己留置的动产抵押给第三人，在此情形下，因为留置权人非为该动产所有人，抵押应为无效，不发生抵押权与留置权的竞合。但因为动产所有权是以占有为公示方式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动产是留置物，且有理由相信留置权人享有处分权，则第三人为善意取动产抵押权，第三人享有抵押权。经动产所有权人许可的情形下留置权人为自己的债务设定抵押权的，抵押权当然有效，此时都发生两权的竞合。留置权人是抵押所担保债权的债务人，债权人的权利当然地高于相对债务人的权利，在抵押权人的债权尚未实现前，留置权人当然不能主张优先行使留置权。此情形下，抵押权优先于留置权。

参考文献：

[1]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16.

[2]王利明.抵押权若干问题的探讨[J].法学，2000（11）：37.

[3]郑玉波.民商法问题研究（一）[M].台北：三民书局，1980：394.

[4]中国物权法研究课题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条文・说明・理由与参考立法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60.

[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2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5l.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515.

[7]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3卷[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