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的创作

纪录片是高品位的影视形态。电视纪录片创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以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的观点看，纪录片通过多种纪实手段可以深刻地达到解释历史、分析现在、导向未来的作用。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被赋予更多的历史使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纪录片和专题片的审视再现了华夏社会的各个方面，它无疑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传播手段。

文献纪录片可以说是中国的特殊产物，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让中国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发掘和表现。这里有沧桑变换的历史事件，也有风流倜傥的风云人物。可以说，最好的、最真实的“故事”就是历史。因此文献纪录片的诞生和发展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的。

中国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引领了中国主流纪录片的创作浪潮，纵观中国纪录片史，每一次前进的步伐大都是由文献纪录片作为先驱。《话说长江》、《望长城》等大型文献纪录片，耗资巨大，气贯长虹，历时一年甚至数年。《话说长江》主持人直接面对观众，公开承担纪录片主题思想的传播，决定了作品所担当的思想使命和价值取向。无论是文献纪录片和大型电视纪录片，必须具备三个先决条件：重大题材；高手云集的创作班子；雄厚的资金。也许正因为如此，我国的文献纪录片不仅能在电视屏幕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和不朽的保存价值。

伴随着摄像器材的大幅度降价和画质清晰指标的不断提高，纪录片创作领域出现了一种“个性化”的创作趋势，他们拿起这种普通家庭都能接受的DV摄像机，开始深入底层，自选题材，有的甚至自掏腰包，拍出了一批Dv纪录片，个别作品还屡屡获奖。这些DV纪录片往往时间不长，几分钟、十几分钟，摄制时间跨度也很短，一般就是十几天或者几个月。题材大多聚焦在平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有的也展示特殊人群视角下的众生。比如说《北京故事》，就是一部介绍了非典时期人们的生活和人们对待非典的态度。DV纪录片的吸引人之处，并不是其社会教育意义和某种结论，而是里面充溢的好看的“民间纪实故事”。

传统纪录片一般涉及较为严肃的人物和事件，显得深沉、凝重。微型纪录片和Dv纪录片则使普通观众能看到比较轻松的一面。在片子的结尾处理上，传统纪录片的结尾多半是发人深省的。而微型纪录片和Dv纪录片大都轻松明快，观众满足于大概的了解和一个比较开放性的结论，不求弄个水滴石穿。

在我国，涉及政治、历史的纪录片通常带有较为浓厚的主观色彩，随之产生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形式――专题片。关于专题片与纪录片的界定问题，在国内纪录片界有很多争论，但大致统一于一个相对较为通俗的概念，即专题片是一种主题先行的纪录片形式。而广义上的纪录片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相对客观的记录。

在主题先行的情况下，国内纪录片的制作者在创作前就已经为整个纪录片定下某种情感基调。这些感彩使节目在选取题材、撰写解说词等方面具有某些倾向性。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依恋的专题类纪录片。应该指出的是，源于西方的以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为拍摄对象的纪录片，一度被我国影视界演变为科教片，被赋予了纯粹科学的观念。然而，自然影片并不是单纯地推介某种科学观念，而是对于自然界和动物本身给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因此，这类节目也应该是地道的纪录片。

在汉语写作中，“凤头”“豹尾”是作者的普遍追求。古诗词文化也被引用到解说词创作中。如在《长白山四季》这部电视散文体的纪录片中作者用“几处早莺争暖树”和“叶底莺鹂一两声”的诗句来描述早春季节悦耳动听的鸟叫声。

纪录片作者说到底是电视符号的生产、加工者，纪录片是产品，受众才是纪录片的归宿。如今，纪录片的风格在悄然变化着，创作者们已经普遍感到：受众接受这些影片赋予的观念是潜移默化的，不需要作品去说教、去灌输，应该尊重受众的独立思考权。从电视解说的变化来看，也趋于平和，不仅是文字上的亲和力，也追求解说配音的亲切平和。

“纪录片故事化”也是全球关注的社会、人文、自然等三大类纪录片类型的创作中普遍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在社会类纪录片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创作者将人们生活中的故事用影视艺术的手法真实再现；在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中，由于使用了“故事化”表述手法，使原本过去了的历史故事、历史知识、历史文献变得不再乏味而生动有趣，使消逝了的文明重新再现耀眼的光芒。简单地说，“情景再现”就是让电视纪录片在面对历史题材的时候也能够坚持“让画面说话”。运用“情景再现”不仅弥补了影像资料的不足，更是为了强化作品的故事性。

总之，纪录片的故事化使原本真实的故事更生动、更典型、更具说服力和影响力，这种创作倾向将纪录片的知识、资讯、教育、传播等功能与大众娱乐功能相结合，从而真正达到“寓教于乐”和提高纪录片观众收视率的效果，这也是解决纪录片生存与发展的有效方式。

（作者单位：营口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