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警示录

“我们很危险,但明天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

2009的11月19日,REDSTAR 35.创意园区2号楼的9层有了一次当代摄影展。很大的展厅,上下两层,墙上是8位摄影师的作品。许多人来了,除了爱好者,还包括批评界和收藏界人士,还有一些艺术机构方和相当多的媒体。人们走动着,谈论着,驻足观看着,但是在这样大的展厅里,还是显得人气稀疏。天太冷了。

投影仪播放着阿斗的《沙马拉达》,郁结的配乐与极度浓郁的灰黑像素一点一点地稀释了现场的氧气,如果你在那里,你很难不被打动。

这次当代摄影展之所以用“纵目――寻找存在的意义”作为名字和由头,召集人何明说,这实际上是在表达8个成都本土视觉艺术家通过他们的观察来把握世界的愿望,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次成都视觉艺术家的集体发声。“本土”和“发声”两个词是极其引人注意的,特别是对于媒体。

展出当天,我和几位摄影师都有过简单的聊天。在对话中,我质疑了李俊的《无常时》,“好似讨巧,谁想到了都能做。”他的淡定却是有力的还击,“可是别人没有做过。”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十分具有投机和讨巧嫌疑的中国当代艺术,以至于长期以来,媒体在看到一幅作品时,总是考虑它的技术成分,它的市场,而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看看作品本身。

8个在路上的人

成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城市。

一年四季大多数时候都是雾蒙蒙的,像混沌在一团棉花糖里,很幸福,但只有极少人明确自己的归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并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只要你乐意,肯定能够过得甜蜜。少数派的存在也属于必然,他们不愿意就这样继续下去,对真相充满好奇的、不安的、跃跃欲试的心使他们跳出这“安逸”。于是,供职于政府的冯立、当了5年出租车司机的刘珂、长期混迹成都媒体的木格与李俊以及其他4人拿起了相机。

冯立说:“我相信真实一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被现实隔离在某个不为所知的地方。而我就像是拿针在现实的纸上戳了一些小孔,从里面我窥见了真实。”

于是他们启程,要去看看那些隐蔽的真实。

一列绿皮的老式旅客列车缓慢地驶出成都南站,阿斗坐在背窗的一个座位,脚下的背包里放着他1980元买的一台二手MAMIYA RB67-S相机,他的目的地是400公里之外的凉山州;

骆丹则是在318国道上辗转,又于2008年起,开始耗时数月的南北穿行,终于在中国的版图上走出了一个十字架;

刘珂、杨怡、木格3人开始不停地往返于重庆三峡一代,去看这时代的场景怎么变,去缅怀自己的家乡记忆,或试图搁置那无处安放的乡愁;

冯立和李俊没有出走成都。冯立说,他的心和生活就在这里,于是他要在他以为再熟悉不过的城市里探索得更深。李俊则用灰尘代言思想,和灰尘相处一年有余,然后用图像来悼念“这最后的美好时光”……

这漫长的、对真实的探索与自省一定是痛苦的,你越走得深,这痛越明显。但幸好,他们认识了彼此。“你总会遇到自我怀疑、挣扎的时候,然后你发现你身边有个人和你的想法一样,你并不是一个人。”8个人自我鼓励产生的能量远远多于外界的认可。刘珂始终将他们8人的历程看成是一场修行。修行者们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他们的乐土了,他们去找,可能经历风暴,可能没有回岸的余地,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乐土在哪里。骆丹也经常强调他们是一群在路上的人。“纵目”8人联展其实已经酝酿了两年,过程中他们还在考量,思考用怎样一种形式,但不管怎样,这次展出于他们而言是彼此间相互给予的机会。

被误解的影像和被蒙蔽的观众

在一个很偏僻的小茶馆里,我又见到了冯立、刘珂、陈春林、木格和李俊。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们,除了刘珂将长头发扎了起来,其他人都没有变。最年轻的木格坐在对面摆弄他新购进的波拉相机――在陈春林的指导下,迅速消耗了两张相纸――共计人民币24元。刘珂也随身带着一个小相机,遇到有感觉的事物就很快地按下快门,然后收起相机。

冯立用烟斗抽雪茄,这样的悠闲与缓慢让我很难将他和决绝、凌厉的《隔离》联系起来。“作品就是我的内心。”现实被看在他的眼里,然后他将感受印在了相里。在被问及一个作品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告诉你他的观念,甚至他怎么表现,可是在冯立这里没有。他的关键词是“内心”。刘珂也说,这不是表达,而是探索。他用了3年的时间行走三峡,记录下那些平静的像落定的尘埃一样的画面,这就是《平湖》,惘然的、灰蒙蒙的一段生活。所以,评论说“8位摄影师的作品都有非常强烈的外向性,你很难去看到一些本土的符号”确是一场误会,作品只是生活的附属。大家开起李俊的玩笑来。“到李俊的家,东西是不能随便碰的,他干什么你干什么。不然就碰坏了他的生活。”

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被关注是由于外界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瞩目,这里的当代艺术主要是指绘画艺术。而影像的发展才刚刚开始,亦没有形成系统。在还未被市场充分承认的时候,它对内心的关照是更多的。今天的影像艺术虽然是借用了摄影的技术手段和媒介,但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摄影。随着创作实践的开展,当代影像越来越与传统摄影拉开距离,属于一种非纪实、非“艺术摄影”的观念艺术。在西方的著述中,是用“作为艺术的摄影”(photography as art)来指称这些“当代影像”,很显然,“艺术”在这里指向了特殊的观念性表达。

陈春林的《一日之鉴》在国外的展出上通常都会有比较高的关注度。“他们认为这是有意思的东西,会认为这就是中国,而且是他们没有了解到的中国。”由于摄影的纪实性是绘画无法取代的,所以外界可能会将这些作品看成中国的样本。李俊认为,“他们很喜欢建立档案,梳理脉络。他们认为掌握了历史就是掌握了未来。”

看来中国的观众多少让几位摄影师有些失望,因为他们会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审视作品。他们会研究技术,研究市场,至于是什么样的现实或真相陈列在他们面前,他们不去关心。“我们需要判断力,需要责任与自信。”

“我们很危险,但明天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

展出期间,阿斗和冯立他们在网络上吵了一架,阿斗说:“你们变了。”这当然只是场误会。阿斗说的“变”,是变得不纯粹。我们看了太多当代绘画艺术的例子,于是怀疑那些画作,怀疑一副作品的拍卖价格。甚至据我所知,有不少艺术家为了参展而赶工创作。不知道这个泡沫泛滥的阶段是否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必经之路。

8位摄影师的作品,在国外受到的关注度是远远高于国内的。国外有了一些藏家,而且对他们艺术成就方面的评价也甚高。昨天,他们可能在为生计发愁,但是今天,却可能是为着维持创作本身的纯粹。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刘珂沉吟了一句:“我们很危险,但明天会怎样,我们也不知道……”

冯立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喻为一颗螺丝钉,当时代的机器不停加快运转的时候,你很难不被绕得晕头转向。他们也需要物质,而且不排除贪恋的可能,但他们还是努力能够成为“稍许坏朽的那几颗”,慢下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看看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明天依然是未知,令人既恐惧又向往。

虽然说,摄影的过程本身也许不被认为是一种艺术的创作。但作品一旦展出,与作者的关系又变得复杂了一点。每一个观者都会去衡量它的美,它之于当代中国和历史的价值。阿斗的作品在国外已经可以卖到3万美元甚至更高,他在《沙马达拉》之后会不会有一次更好的创作超越?超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连州个展开展当天,刘珂逗留到很晚,直到展厅变得越来越空旷,最终只剩他一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图像由于玻璃的反光已经沉入了画框背后,只剩下他自己的影子。他与自己对视,被自己打动。明天怎么样似乎也不太重要了。

假以时日,也许他们成为大师,到国外做展览;或许为生活所累,迷失了自我;又或许他们落入商业的陷阱……

那么他们今天的价值何在?我想正如骆丹的所说:我用自己的方式收集着细节和片段,我希望从这些细节和片段中,能够显现出这个巨变的时代。大多数平凡的中国人,被忽视的中国人呈现出的普遍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存在,他们被割断的历史,和并不清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