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与元叙事:詹姆逊与利奥塔之争

摘 要：主要对詹姆逊与利奥塔就后现代问题的差异做了理论探讨。利奥塔开启了哲学界关于后现代问题争论的理论之门，提出后现代即元叙事合法性的质疑，并且对大叙事与总体性持一种拒斥的态度。詹姆逊不认同利奥塔的观点，坚持必须把后现代主义置于历史语境范围内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理论框架是后现代主义得以理论化的基础。通过与利奥塔的分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詹姆逊对元叙事和总体性观念的积极肯定。

关键词：总体性；大叙事；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30-02

美国当代著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在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理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划分，即市场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垄断的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列宁当时所指的帝国主义阶段）和多国化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时期）。以此为基础，他进一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文化特质做了总体性揭示，提出了后现代主义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单纯的文化风格，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文化上的显现，詹姆逊谓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通过这一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蕴的重要论断，詹姆逊构建了富有特色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对后现代主义展开了文化批判，从而从众多的后现论当中脱颖而出。可以说，拒绝放弃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理论，并且坚持了历史分析的总体性观念，这是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根本差别。在关于总体性问题的争论中，利奥塔对元叙事的批判与詹姆逊对总体性的颂扬形成了后现论论争中的一道奇丽的风景线。

众所周知，1979年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的面世掀起了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大幕，自此开始，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的论争开始变得如火如荼。正如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指出的：“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1]2其原因即在于利奥塔在此书中表达了对元叙事和总体性原则的批判。

首先，利奥塔对元叙事进行了批判，其表现即对叙事知识（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科学知识（即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质疑。利奥塔认为，话语活动是人文学科的知识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而这些话语活动往往是参照某种不需要进一步加以证明的普遍的共识（即“大叙事”）而构建起一套自圆其说的元话语，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的思辨传统即为其代表：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的“大叙事”，注重人文精神的独立解放、富于激进的政治性，；德国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关于思辨理性的“大叙事”则注重总体性的思维模式。但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至的是知识日益专业化，不同学科之间已经难以找到普遍的共识。那么以叙事为基础的人文学科的知识日益显现出无序性和非连续性，从而失去了可信性，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利奥塔把这种对大叙事的质疑称为“后现代”，并且指出，如果说“现代”的特征就是相信“元叙事”的正确性和真实性，那么“后现代”的特征就是对一切“元叙事”的怀疑。

其次，利奥塔还对总体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总体性观念依据的是一种普遍性尺度，而现论正是以这样的一般理论来解释社会的所有方面，因而必然是不可靠的。因为不同语言游戏具有不同的规则（如科学与艺术之间），这种迥异和多元性特征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被统一在某一具体叙事之下，所以能够支配所有领域的总体性叙事原则并不存在。总体性叙事的图谋只不过是力图向人们提供元叙事。事实上，人类已经在追求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概念与感觉的一致的过程中付出了代价。那么当前就应该向总体性开战、激活差异，追求知识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而不是共识和同一性。因为“一致的共识是一条永远无法抵达的地平线”[2]82。

除了对元叙事和总体性的批判之外，利奥塔也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后现代就是指元叙事的合法性危机，这种危机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矛盾与危机的一种表现，所以可以说，对元叙事的质疑可以看作是对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质疑。这种合法性危机发生在现代性进程中，它是现代性的一部分，所以“后现代”概念并不是“现代”概念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它是对现代性困境的一种描述，是对现代疑难的再思考，所以，后现代只是现代的一个必经阶段，简单说，后现代居于现代之前。

詹姆逊在为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英译本所撰写的前言中，肯定了利奥塔对当代社会的文化现象提出质疑的重要性，但詹姆逊并不认同利奥塔对总体性和大叙事的批判。

首先，詹姆逊反对利奥塔对总体性的极端态度，他明确表示总体性是研究后现代主义不可或缺的理论视野。在詹姆逊看来，利奥塔凸显了后现代知识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但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单纯地强调差异性、独特性和异质性，将会导致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可能会产生一种混淆视听的虚构使单一性、特异性实物化，另一方面又可能将人们关注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转移，从而忽略大规模生产消费、大众媒体宣传、社会一致性以及全球性市场关系产生的雷同、无个性、统一制式。詹姆逊始终认为，对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化首先要求建立一个能将其置放在更广的历史语境范围内，并能对其进行阶段性划分的叙事框架，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

为了解决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性与总体化的矛盾，詹姆逊试图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詹姆逊指出，在商品逻辑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文化逻辑和生产方式的问题，正如同现实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一样，后现代主义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而且它是一种更高级和更纯粹阶段的商品化的主导性文化。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在强调后现代主义形式的断裂性特征的同时，包含对此前形式在逻辑上的延伸的推论，这既是他对总体性立场的坚守，同时也是针对利奥塔对总体性质疑所做出的直接回应。

其次，詹姆逊也不认同利奥塔抗拒元叙事的观点。詹姆逊指出：“真正对叙事的拒绝和否认会引起一种被压制的向叙事的回归，并可能不顾它自身而以另一种叙事来证实它的反叙事立场，论证在体面地掩饰另一种叙事中得到种种利益。”[3]18詹姆逊力图以方法论的形式重塑元叙事，力图在看似非叙事的概念中，找出被掩盖的意识形态的叙事。詹姆逊认为主导叙事或总体性叙事不但没有从人们的视界中消失，而且还在暗中以寓言的形式成长着，并以一种寓言的形式继续构建着人们的意识，它甚至已经进入到了无意识领域，形成了“政治无意识”，悄然地产生着无法抵消的作用，所以提出了“文学文本的政治阐释仍然是一切阅读与阐释的绝对视域”[4]17。利奥塔通过对元叙事的拒斥，并不能够彻底消除过去对当下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理论文本始终不可能缺少总体性与元叙事，否则只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碎片。

再次，詹姆逊也不认同利奥塔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关系的观点。同时，詹姆逊也认为利奥塔关于“后现代主义并非在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现代主义之前，并且它为曾经是新潮的高级现代艺术的重现和为某种新的历史的出人意料的兴盛做准备”[5]110的主张是傲慢的。詹姆逊视后现代主义为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在文化上的集中表现，而现代主义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阶段）的主导文化，所以，在历史发展的整个序列中，后现代主义必然居于现代主义之后。

从总体上看，詹姆逊的总体化理论比较令人信服地回应了以利奥塔为代表的后现论家对元叙事和总体性的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任何一位后现论家如果始终坚持对总体性理论原则或元叙事的否定认识，将无法再进行他的后现代语言游戏。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那样，“谴责历史叙事（及其‘萎缩的矮子’或目的论）比在没有历史叙事的情况下做事更容易一些。……利奥塔的‘宏大叙事’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另一种‘宏大叙事’。”[3]17承认后现代状态存在的理论都必须面对此前的存在，对“前”与“后”的历史叙事本身就预设了某种总体性叙事、总体性的历史阶段划分以及历史的连续性的思想。利奥塔对总体性、大叙事的攻击会使他陷入困境，就像詹姆逊所说的其理论本身即是另一种大叙事。从某种意义上讲，詹姆逊对总体化理论的坚持可以避免这种困境。

詹姆逊与其他后现代思想家不同，他是同时以后现代思想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思想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可以说，这是与其他后现代思想家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点。一方面，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他认为后现代社会已经到来，传统的体系文化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单一的语言、概念和术语系统已经不合时宜，所以，他也反对绝对主义和元叙事；另一方面，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对其他后现代思想家排斥总体性叙事的做法持反对意见。但他既没有局限于话语层面讨论后现代叙事问题，也没有局限于理论层面“纯粹地”讨论后现代文化问题。相反，他从文化、话语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着眼，认为探讨后现代文化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论，把后现论与社会形态相联系，把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与前此文化形态不同的、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变革相适应的主导性的文化形态，并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著名论断。正是由于詹姆逊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这既打破了把后现论仅仅看作是一般性地反对现代性的理论观点，也阻碍了在后现代社会仍力图在现代主义文化基础上恢复现代性的任何图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后现论产生的实际意义，而且有利于我们明辨当代一些在现代性问题上对峙的思想家们的后现代身份。同其他后现代学者相比，詹姆逊对后现代问题的研究确实更具理论深度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1]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on Knowledge[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3]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M].王逢振，王丽亚，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4]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as a So-

cially Symbolic Act[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5]詹姆逊.文化转向[M].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