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推进

摘 要: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大成绩的取得，是与成功实现从“国家革命的逻辑”向“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历史转折分不开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内在地包含着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关系这两个问题的不断探索与回答，因而在逻辑上决定并制约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渐次展开与整体推进。

关键词：改革开放；发展逻辑；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 A84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6-0151-05

收稿日期：2008－1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财富理论的哲学意蕴与现实意义”（项目编号：07BZX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1.杨端茹（1973－），女，陕西大荔人，法学硕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2.刘荣军（1970－），陕西澄城人，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与社会历史理论。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十七大报告关于改革开放所实现的两个“伟大历史转折”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1](P9）的观点为参照，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犯了两个大的错误：一是从内部“挖除了”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二是从外部“割断了”与世界市场（包括资本主义）的联系。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实现的从“国家革命的逻辑”到“社会发展的逻辑”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一、改革开放：从“国家革命”到“社会发展”

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2](P237）我们觉得，对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错误，可以从互为表里的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首先，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前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失误，都与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所采取的“国家革命的逻辑”直接相关。直白地说，这种“国家革命的逻辑”其实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折射与延续，因而实际地体现为由我国革命的历史遗产与历史经验所决定并制约的建设过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革命成功之后必然面临着“用什么方式来建设”的难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在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先革命后发展”的历史道路，因此其革命过程中通过先行变革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的成功经验必然被移植到建设过程中来用以“发展生产力”。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始终面临着“如何从国家革命的状态进入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状态”的价值选择问题。一当国家领导人发现原有经验与其设想不一样或者不能满足经济建设与快速发展的目的时，价值选择将重新进行，由此“不断革命”的逻辑也将被继续延用。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路径的困境已经隐藏于其革命路径的成功之中了。正如布哈林曾经说过的：无产阶级容易取得胜利的原因，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辩证地转变成产生巨大困难的根源了”［3］。这也正好说明了时期“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停不下来”的深层原因，说明了他为什么要通过“”与化运动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方式和“”这种变革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发展生产力的深层原因。我们平常所说的“抓革命，促生产”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际上就是这种革命逻辑在建设时期被误置、被延用的典型表现。对此，作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有体会。他说：“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2](P116）“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更走到了极端。”［2](P141）

其次，正因为“国家革命的逻辑”被误置并被延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然不可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2](P116）这是极其朴实无华的文字，然而却是振聋发聩的省思，因为它从根本上揭示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激情与悲情相互交织的原因所在。

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沉痛的。正因为长时期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怎样才能摆脱中国的贫穷和落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到底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实质上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继续探索。这正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之所在。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心点”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2](P269）

由此看来，问题也就非常明确了：在我们这个经历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长时期的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强国之路，首先就必须实现从“国家革命的逻辑”向“社会发展的逻辑”的历史性转变，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绩和进步，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取得的。

二、改革逻辑的展开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从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无非是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即与市场经济本质相关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关系、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即伴随着世界历史而出现的全球化）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性历史难题的不断探索与回答的过程。就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来说，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探索与回答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推进的主要内容。

在经历了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场“思想动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动员”后，改革开放在最初近十年的发展中的最大收获无疑是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的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基本方位的正确把握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与传统的苏联模式区别开来，又与空想的社会主义界划开来，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逻辑的与历史的双重起点。更为深入地说，这两个发展方位的正确把握其实也是对产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诸多失误与挫折的理论“盲点”的扫除，它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克服并避免经验主义（拿来主义）的“照抄照搬”和教条主义（空想主义）的“超越阶段”这两种形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及其危害，既要立足本国实际搞建设，也要在创新实践中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