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产业发展的引资环境与政策优化

改革开放28年以来，外商投资我国东部地区的“一边倒”情况一直没有改变，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优化和政策调整对外商投资还缺乏吸引力。现在，国家商务部已经提出并实施“万商西进”工程，即推动境外和东部地区上万家企业投资中部，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虽然当前国内外的引资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如果不能加快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和引资政策，也很难有大的改变。因此，湖北省要搞好新时期的招商引资，要真正做到以优化引资结构来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必须花大力气优化湖北的投资环境及其政策措施，以强化湖北引资的吸引力。

一、湖北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

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越来越明显。湖北的崛起，湖北经济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已经主要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或优化。实施“万商西进”工程，应该说为湖北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提供了外部推动力。但是，湖北产业结构如何调整？按照怎样的发展目标调整？这显然有一个产业发展目标定位的问题。

按照传统的惯性思维，产业发展目标定位应该是在现有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选择目标。比如按三次产业划分，应该是先发展农业、工业，再发展服务业；又如工业发展中，应该是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继而发展低成本的轻工业，再发展资源、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等等。其实，这种传统产业发展目标的梯次选择理论，现在已经过时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存在循序渐进的规则，而往往会呈现出超越性发展的特征。

比如，1980年，印度的工业比重只占GDP的24.2%，服务业比重占到37.2%，经过20年增长后，工业比重并没有什么增加，而农业比重的下降却都被服务业吸收，服务业比重已占到50%左右。再比如，爱尔兰是一个不足500万人口的农业小国，20多年前，爱尔兰还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乞丐”，整个国家徘徊在破产的边缘，到1987年，爱尔兰人均GDP只有欧盟平均水平的69%，而如今人均GDP已经超过法国、德国和英国，人均净产值超过美国。爱尔兰人创造的经济奇迹，靠的是以发展软件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拉动，而产生这种拉动力是因为它抓住全球软件服务外包的机遇。

当产业优化的理论与实践都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抱着“老皇历”不放了。湖北产业发展目标的定位应该在观念与思路上与时俱进，有新思维、有前瞻性，不要总是数着湖北现在有什么资源，有什么产业，更要看到全球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如何满足湖北崛起的目标要求。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CCTV―2的《对话》节目中所说，湖北没有什么资源优势，主要优势在科技和人才方面，湖北省应该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构建产业发展制高点。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概括出今后湖北省产业发展的目标定位。

我们认为，湖北要实现率先崛起，要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必须提升湖北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展层次，必须坚持湖北主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打造产业发展制高点。简单地说，就是要在今后的产业发展中，充分体现出“三高”的产业特征，即高端、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发展取向。任何产业发展，不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存在着是追求“三高”还是固守“三低”的不同产业发展取向问题。湖北省要打造产业发展制高点，就必须压缩其低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规模，加快实现产业发展由“三低”向“三高”的跨越式转变。

二、湖北产业发展的投资环境建设

对湖北来说，要高质量地吸引外资，承接国内外的产业转移，加快引资思路和引资模式的创新固然重要，但前提条件是更要加快完善湖北的投资环境，让更多的国内外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住”。如果湖北的投资环境令人生畏，人家都不敢来，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引资创新”了。湖北近几年集中精力抓改善投资环境建设，应该说成效不小。今后还需要扎扎实实地抓好投资环境建设特别是软环境建设。具体来说，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优化湖北的投资环境：

1．法制环境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外商投资首先寻找的是一个稳定、透明和有法律保障的投资环境。我国整体的法律、法规制度虽说日趋完善，可不同地方的法制环境却存在差别。湖北省要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在高层次上去吸引外资，还必须对强化湖北的法制环境建设做出有针对性的努力：（1）要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简化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程序，坚决取消无法律、法规的行政审批，建立外商投资审批责任追究制和行政公示制，完善外商投诉机制。（2）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坚决打击各种侵权盗版行为，增强外国投资者对湖北投资和转移先进技术的信心，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要增强对湖北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执法保护。（3）在国家出台《反垄断法》和外商并购管理办法后，湖北应加快建立和完善投资竞争政策体系，规范和约束跨国公司对省内企业的恶意并购行为和推行垄断经营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正有序的市场秩序。（4）进一步完善或出台湖北地方法规，保护湖北的稀有贵重资源和生态环境免受破坏，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外资项目进入湖北境内。

2．信用环境建设

我国提出重建诚信社会已有多年，湖北省几年前就明确提出“诚信就是投资环境”，应该说抓到了点子上。但迄今为止包括湖北在内的我国信用市场环境中还存在诸如逃废债务、伪劣商品、假冒商标、虚假广告、抽逃资金、合同诈骗等各种欺诈和失信行为，特别是一些地方基层政府，还存在着欠帐不还、承诺不兑现，法院判决不执行的政府失信行为。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诚信存在的社会基础，也为我们加快信用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不懈、一抓到底，要把建设湖北信用环境作为搞好湖北招商引资的头等大事来抓。一要禁止政府机构和官员在招商引资中滥承诺、不兑现的失信行为，政府失信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更会对一个地方的社会信用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二要强化湖北企业在招商引资中的守信行为，积累信用资本，要尽快建立湖北企业诚信建设评价体系和征信系统，实现企业信用互联互通，共建“诚信兴商”的市场理念。三要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长期开展“人人讲信用，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宣传活动，发展信用文化，建设“信用湖北”的社会品牌。

3．服务环境建设

在湖北吸引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的市场竞争中，即使湖北拥有包括低成本在内的很多优势，但如果不能提供规范、及时和便捷的商务服务，对引资也会产生很大的障碍，优势也会转化为劣势。因而建立和完善支持湖北产业发展的投资服务体系，是优化投资环境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这方面因为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社会服务资源，也就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政府要从多方面推进：一是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要严格限制和规范政府的直接引资行为，政府机构在招商引资中要全面实行首问服务制、服务承诺制、一次告知制、限时办结制、决策责任制，并向社会公开。二是政府要提供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重点建设项目等；健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与产业配套的保障体系；创建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人居舒适、健康与和谐的社区环境，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理想创业的重要条件。三是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包括培育投资咨询、产权评估、市场研究、技术信息服务、专利、会计服务、法律服务等中介组织；发展各要素专业市场，提供信息、金融、技术和人才服务，甚至提供“一条龙”式的投资商务服务。

4．创新环境建设

增强湖北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营造最适宜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这是改善湖北投资环境极为重要的因素。认为创新能力增强会排斥利用外资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去年，英、美两个国家吸引外商投资达3231亿美元，超过了全球总量的1/3，充分说明创新能力越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就越大。湖北要想抓住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的机会，要想在更高水平上吸引外资，必须大力推进创新环境的构建，使之成为湖北投资环境日益完善的最大亮点。构建创新环境并非易事，需要我们在很多方面进行开创性的努力：（1）充分利用湖北丰富的科、教资源，大力推广科研机构加公司体制的合作模式，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2）鼓励外国跨国公司与湖北科研机构、大学和大型企业共同兴建研发中心，加快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再创新，或共同开发新一代技术产品；（3）扶持湖北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加大科技成果的市场转让力度，鼓励风险投资，开辟专门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发展动力；（4）强化人才引进工程，尤其要进一步引进和留住创新型人才，打造创新型人才与创新型事业相结合的新平台，加快创新型人才的集聚；（5）加快武汉市“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把自主创新从科技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提升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以带动湖北经济增长的加速转型和产业升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改善投资环境，本质上是讲改善市场环境。上面我们只从改善湖北投资软环境的层面提出了四大环境建设因素，其实这些都是加快湖北市场体系建设、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可以说是一项打基础、管长远的“德绩工程”。这项工程做好了，将会对湖北未来产业发展及其引资水平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三、湖北产业发展的引资政策及措施

改革开放后，国家就对东部地区实行引资优惠政策倾斜，到目前为止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方面实际获得的诸多优惠仍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现在，国家要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要推进“万商西进”工程，目的是要扩大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缩小中部与东部的发展差距，为此，国家需要而且必须调整过去那种向东部倾斜的区域性差别引资政策。一方面，国家对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应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限制一般性外资项目进入；另一方面，对到中部地区投资的境外企业和东部企业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扩大其利用外资的产业领域和范围，放宽外资进入条件，并在土地、信贷、财政贴息和税收政策上对重点产业给予倾斜或扶持。

毫无疑问，国家对中部地区的引资政策会有所调整，会鼓励和促进中部地区大幅度提高吸引外资比重。但作为地处中部的湖北省，我们在期待国家政策援助上，既要坚持“不等、不靠、不浮躁”的指导思想，又要把握好国家引资政策调整的趋势，强化自身对引资政策的调整力度。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政策措施，把湖北产业结构调整与引资政策调整结合起来，积极引导外资、内资为促进湖北产业结构升级服务。概括来说，我们需要结合湖北现实的引资状况，对湖北产业发展的引资政策和做法进行以下八个方面的调整、改进，努力实现引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第一，对跨国公司不愿转让、又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些具有前瞻性、带动性和公益性的产业技术，如高端农业、信息技术、先进能源、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市场需求量大、开发成本低的优势，采用专项优惠政策，鼓励与国外高新技术对接，争取引资项目落户湖北，并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技术合作，加速湖北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升级。

第二，对于国内市场需要大量进口、市场集中度较高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如通讯设备、集成电路设备、轿车生产设备、高效发电设备等，在购进设备和引进设备项目投资时，应重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合理控制这些领域的外商独资项目进入，也不能轻易让外资控股，防止出现国外装备的市场垄断，以增强湖北先进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使之成为湖北的支柱产业。

第三，对于跨国公司急于进入我国市场又拥有技术垄断优势的产业，如通讯、化工、冶金、汽车、机械等，跨国公司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或为了占有全球更大市场份额，或为了加快产业链的调整升级，一般愿意将其高新技术甚至核心技术逐步转让给国内企业。湖北要遵循“双赢”的原则，要采取积极的引资政策，鼓励跨国公司对本省国有企业的收购兼并，鼓励建立技术开发中心，以加快这些传统产业领域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升级。

第四，对于东部沿海急于向内地转移的加工贸易产业，湖北要采取有选择的引资政策，凡是市场饱和、产能过剩，又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内资、外资项目，要一律禁止引进；凡是与东部企业合作共建，能够提升产品档次或竞争力的项目，可以适当引起，并采用集群化生产模式。对于湖北来说，应该主要引进那些成本相对较低、吸纳就业较多、依赖航空运输的IT类加工贸易产业。

第五，对于我国吸引外商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又亟待开放与发展的现代服务产业，特别是包括软件开发、数据服务、业务流程服务等服务外包业，我们要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措施，应研究海关、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延长所得税减免期，享受鼓励类外资企业待遇；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把武汉市列为部级服务业外包基地城市，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力争使湖北服务业领域利用外资走在全国前列。

第六，对于湖北的任何引资领域，我们都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采取优惠政策，大力引进节能、减耗和环保技术。要设立外资进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标准，达不到要求的投资项目，绝对不能进入；要鼓励外商向清洁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生态农业开发、废弃物处理和综合利用，以及省内高污染产业和企业的技术改造等领域投资，加快发展湖北循环经济。

第七，对于落户湖北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为外商提供加工贸易生产的企业，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倡导外商通过合法经营，改善生产条件，保护企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包括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劳动时间、工资标准、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等方面，都要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有条件地推行SA8000社会标准，以建立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和对生产者的权益保障制度。

第八，对于改进湖北招商引资的体制与做法，也应有更多新的政策举措。要切实推行以企业为主体的招商模式，切实纠正层层压指标的引资做法，特别是杜绝地方政府在给予外商优惠政策方面的相互攀比行为。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引资中的服务意识，为外商提供更公正、透明和高效的服务，要真正做到亲商、安商、富商，最大限度地调动外商投资湖北的积极性。

总之，湖北省的产业调整和招商引资都面临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引资结构，促进湖北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在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中，实现后来居上，率先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