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综述

摘要：　大理洞经音乐作为大理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正是以学界对大理地区洞经音乐的研究成果为对象，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今后对该地区洞经音乐的研究方向理清思路。

关键词：　大理地区 洞经音乐 研究综述

一、引言

在大理，洞经音乐作为地方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历经百年沧桑，形成了高雅、古朴、博大与包容的气质，受到众多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层次的人们的喜爱。并且大理洞经音乐的记述与研究历史悠久。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从明朝开始至今从未间断、成果丰硕。本文将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二、古代文献中有关大理洞经音乐的记载

文献典籍对大理洞经音乐文化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明朝时期。主要集中在下关天威径镇抚使、千户长李浩所著的《三迤随笔》，李浩之孙李以恒所著的《淮城夜语》及张继白所著的《叶榆稗史》等三部野史中。除了以上的典籍，关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史料还大量遗存于各种经谱、曲谱的序、跋之中，如明初陈玄亮谱《三十九章经赞》、《大有妙谈经》等，清苦竹道人《玉清无极文昌大洞仙经全谈谱》等。

清代和民国时期，大理洞经音乐迎来了一次高潮，期间关于洞经音乐的各种新经典、新曲目不断涌现。这些史料多见于洞经会的会史簿中，其中最具参考价值的有下关三元社（感应会）的《意旨簿》，大理洪仁会的《意旨簿洪仁会纪略》（1926年大理周仁撰）等。以上的文献珍贵地保存了自明朝以来与大理洞经音乐的相关的资料，成为研究大理洞经音乐乃至云南洞经音乐不可多得的典籍资料。

三、中国外学者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状况与著述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到80年代起，大理洞经音乐受到了从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到民族音乐学等学科方向学者的高度关注与持续深入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与著作。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洞经音乐的源流、现状、功能、组织、社会属性，从本体研究出发对曲目文本、表演形式的研究，以及洞经音乐的美学研究等等，形成多角度多学科视角的研究态势。这些研究成果的呈现对于加深人们对洞经音乐的了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料性的内容叙述或论据材料性的研究

主要是在对有包含大理在内的大区域中的民族、民间、宗教音乐文化等方面调查研究时，大理洞经音乐相关材料作为论据性质出现，或者作为一种现象进行概述，还包括大理新撰写的史志中民族文化部分也出现了洞经音乐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出现在以下成果中：专著有尹懋铨张启龙的《云南洞经音乐》、袁炳昌冯光钰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田联韬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张兴荣的《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符合性》等，论文有曹汝群等人写作的《洞经音乐调查记》、李海伦的《云南洞经会的危机和前景》、丁煜伦与胡银波的《论云南洞经音乐的社会属性》、邓小染的《从洞经音乐的嬗变看音乐的社会功能》、侯冲与杨净麟的《洞经与儒、释、道教之关系辨析》、黄林与吴学源《论云南洞经音乐组织的社会属性》、杨田华的《云南洞经音乐的文化生态浅析》、雷宏安的《略论洞经音乐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等。大理洞经音乐在这些学术专著、论文以及地方史志中作为资料性或论据材料，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大理洞经音乐的关注。

（二）洞经音乐源流与流变研究中的重要观察点

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洞经音乐和云南洞经音乐起源、传播与流变等内容时，将大理洞经音乐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给予高度的关注，他们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结论成为其成果的重要支撑部分。论文有沙马拉毅、侯光的《中国洞经音乐的源和流》、雷宏安的《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其流变》、杨田华的《云南洞经音乐起源及其发展阶段考释》、吴学源的《云南洞经音乐述略》、张宝庆的《云南“洞经音乐”发微》等。这些学术研究专著和论文在对整个中国洞经音乐或者云南洞经音乐的源流与传播研究时，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成为他们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为进一步研究大理洞经音乐的源流、传播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的成果，同时也让人们对大理洞经音乐在云南洞经音乐史甚至中国洞经音乐史上所处的位置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三）以大理白族音乐或大理洞经音乐为主体对象进行的研究

对大理白族音乐中洞经音乐部分或者直接以洞经音乐为主体对象进行的研究成果中以笔者目前所见资料，专著伍国栋的《白族音乐志》、下关文化馆编辑的曲谱集《大理洞经古乐》、何显耀用“民族学‘记录文化’研究”的成果《古乐遗韵——云南大理洞经音乐揭秘》，论文有赵铨的《对大理洞经音乐的一些粗浅认识》、王峰的《漫谈大理洞经音乐》、菡芳的《洞经音乐与大理古乐》、张晖的《古音雅韵——大理洞经音乐》、何显耀的《中国古代白族音乐活化石——大理洞经古乐》、施立卓的《大理是云南洞经古乐之源》、杨知秋的《大理洞经源流探》、王举贤的《汉唐音乐在大理的传入的影响》、李晴海的《刍议大理洞经音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走向》、张文的《略谈白族洞经音乐继承与发展》、杨政业的《论大理洞经文化的特点及社会功能》、赵向军的《浅谈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孙聪的《对南诏古乐学会的个案研究》等。这些论文从大理洞经音乐的源流、传播、现状研究、保护挖掘、功能、乐器与曲牌等方面的研究，全面展现了大理洞经音乐文化的内涵及他们对大理洞经音乐的思考，为大理洞经音乐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打下了基础。

四、成果综述

纵观上述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有如下方面的拓展：

（一）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的史料发掘以及对现有史料的研究

在我国的传统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里对史料的发掘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领域，并且研究成果卓著。目前，在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中，对于其历史文本资料问题关注得非常少，特别是史料的发掘考证方面，笔者在研究时深切体会到文献史料匮乏（当然也有其他因素）、现有的史料没有丰富的考证研究成果（主要是对《大理古佚书钞》的考证）。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的话，相信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会带来新的思路与成果。

（二）对大理洞经音乐文本基础性的研究

大理洞经音乐在传承过程中除了“口传心授”的模式之外，还有文本的传承，这些文本既有遗存下的工尺谱又有对活态音乐的记录文本。对这两种文本的整理、校对及研究其存在的缺失。

（三）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现状的研究

大理洞经音乐和大理的其他音乐文化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正进行发展变迁。那么，大理洞经音乐在发展的大环境下，它有着怎样的生存发展状态，它今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大理洞经音乐哪些方面正体现着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大理洞经音乐所面临的这些发展现状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去关注、去研究的。

（四）对于大理洞经音乐组织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研究

体现大理洞经音乐发展最重要表现是洞经音乐的组织形态，组织形态的变化体现了发展模式的变化。从对大理洞经音乐研究的成果来看，至今还没有人从组织形态和发展模式方面对大理洞经音乐进行研究。

五、结语

从笔者所掌握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经历了明朝的萌芽期，清末民初的研究“小高潮期”，建国初期的平淡期，八十年代新时期研究的起步期、直到二十一世纪对大理洞经音乐研究形式的多元化、成果的多样化迎来了大理洞经音乐研究的真正高潮。三十多年来，许多前辈学者们在大理音乐文化这片沃土上，以对洞经音乐的痴爱与辛勤耕耘，将对大理洞经音乐的研究提升到新的高度，为我辈后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传统洞经音乐文化迅速流逝的今天，我们不得不更加努力、更加勤奋地扎根田野，以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强烈的责任感对大理洞经音乐进行保护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罗明辉.道教音乐研究综述［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03）：34.

［2］大理市下关文化馆.大理洞经古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释道三教的符合性［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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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懋铨，张启龙.云南洞经音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6］孙聪.对南诏古乐学会的个案研究［J］.民族音乐，2008（0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