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童书出版的国际变迁

二战后几十年，人们对西方风格儿童书的兴趣渐浓，并在全球中产阶层发展和扩大。现在，一些儿童图书在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中国等经济文化不同的国家首次出版，版权和其他形式的交流合作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热词：儿童翻译图书 博洛尼亚儿童书展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国际儿童读物出版

二战后，童书出版在世界范围内渐受重视，以欧洲为中心，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转折。

童书出版的三个里程碑事件

1949年9月，二战结束短短四年，图书馆就为儿童图书的发展开启了首个里程碑，即在慕尼黑建成国际青少年图书馆，欲打造世界儿童图书的中央存储库。其创始人德国的吉拉・莱普曼夫人（Jella Lepman）为其目标收集和保存各种类型的儿童读物，力图为读者创建国际化的文化场所，让全球的人们有更多机会通过儿童读物增进彼此了解。

全球角度审视儿童文学可追溯到第二个里程碑事件：1953年在瑞士苏黎世，成立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简称IBBY），这是一个非营利的组织，IBBY是全世界致力于把图书和儿童联系在一起的全人类的国际网络。在某种意义上IBBY的使命，是以慕尼黑图书馆为契机，给志同道合的出版商、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和其他普通人提供机会，共同讨论和实施推进理想主义计划日程。该计划于1956年终于落实，首个安徒生奖章奖给了英国的埃利诺・法杰恩（Eleanor Farjeon），这是一个终身成就奖，专门奖给为孩子们写作品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十年后又产生了国际插画奖，前三名获奖者是来自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国的艺术家。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出生的犹太记者和社会改革家Jella Lepman，具有远见卓识的眼光，20世纪30年代她移民到英格兰，战争期间做英国外交事务和BBC工作，后来又回到德国直接为妇女和儿童教育服务，并将儿童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Lepman在她回忆录中写道：“儿童读物为世界和平的第一使者，要用儿童书籍搭建一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桥梁。”第三个里程碑标记是，1964年意大利创办国际图书博览会，这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儿童图书博览会，每年4月在博洛尼亚举行，为期4天。博洛尼亚儿童书展的开启，极大地丰富了儿童图书，并能跨越国家和文化边界去传播，填补了法兰克福书展儿童题材图书水平低留下的空白。博洛尼亚博览会，只展出儿童图书，属版权型，不对公众开放。欧美出版商在那里进行儿童图书与非儿童图书的版权交易。来自英国、法国和东道主意大利的出版商成为亮相博洛尼亚书展的核心国家，美国当时只是一个参与者。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加入书展的书商日益增加，1968年美国就有四十家出版商参加。到了1986年，参展出版商来自德国、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60个国家和地区，展出面积14500平方米。

时隔不久美国就以国际主义运动冠军的角色引领出版界。美国图书馆界国际主义者Mildred L. Batchelder，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倡导者，ALA（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翻译的最佳儿童书的奖项以她的名字命名，即Batchelder奖。Batchelder奖1966年首次设立，不久名声大振进入博洛尼亚奖项中。

若不论英国单就美国而言，当时出版商并没有把从国外进口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主要的优先事项。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世界跨文化理解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孩子们对世界各地书籍需求迅速崛起，加上拉美文化成为美国主流文化的现象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儿童图书来自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创新出版，人们似乎相信在美注定能找到愿意接受外国文化的读者，至于语种则无须考虑来自哪里：西班牙语、英语或双语版本。

童书传播中的文化禁忌和融合

所有儿童书都带有本民族的文化起源，表达往往倾向于各自的文化价值观和偏好，有的可以迎合一个国家，但未必适应另一个国家或地区。比如在墨西哥最受欢迎的图画书中，短时间内就很难找到美国出版商出版的作品；又如一图画书描绘母亲在公园哺乳自己孩子的画面，在法国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美国，由于清教主义和各种声音，有挑剔的宗教和挥之不去的遗风，这样的图画书将被标记为有问题的，并要通过并购委员会决定该书的存废；但也有勇敢的美国独立发行商、出版商，保持敏锐的警觉，尝试这微妙的变化，加上近些年美国人对许多流派相关问题的态度逐步改变，这使得更多图书在美国市场有了一席之地。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禁忌和敏感，不同的流派和文化对其寓意的理解各不相同。如美国弗雷斯诺州立大学一次会议上，一位法裔加拿大学者报道：有本《三口之家》是描写同性恋主题的图画书，两只雄企鹅在中央公园动物园，抚养一个小生命的真实故事，但该书遇到法国传统的天主教抵抗，反抗力度超过在美国。不过，这本书还是在法国出版了，第二次也是以图画书的形式，由法国作家以同样同情的观点在讲述相同的故事。

热点问题暂不谈，单说插画，这种高度现实主义的艺术，仍然不是完全通用的语言，甚至无言的图画书，都不能被假设为相同含义，作为跨文化传达给读者。如日本久负盛名又深受人们喜爱的绘本画家艺术家，安徒生奖获得者安野光雅（Mitsumasa Anno），是用插图创建图画书，并传播给全球的观众的第一人。在完成“Anno的入门”后他分享草图，并签署了各种合作版的编辑议案，可当英国的编辑看到了天使字母A的插图，很快就反对认为，“这不是一个天使！是丘比特！”Anno反驳说，“你怎么知道的？你见过天使？”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Anno回忆说：“我的图纸，类似日本著名糕点师使用天使的商标模型。”该事件表明：图像要在不同国家文化上承载相同文化寓意是很难的。

今天的世界似乎还没有实现Jella Lepman和她的同事们所设想的和平梦想。然而，在亚洲、阿拉伯半岛、拉丁美洲和非洲不同地区，人们正在慢慢达成用西方风格图书挖掘潜在智力和情感发育，来改变孩子生活，用优质的童话图画书开启孩子的心灵之窗的共识。

童书出版繁荣渐成大势所趋

最近业内人士访问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遇到了出版商、图书馆员、教育工作者、博客和其他努力鼓励家长为孩子买书的推销者，获得不少论点。其中以扫盲为学习目的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儿童阅读问题必须是教育的、照本宣科的学习方式；而课外阅读只是娱乐，是浪费时间。新加坡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儿童书是国家图书馆网禁止的地方。当然现在反对的声音出现了，一位退休图书馆馆长发起一项活动，在每年下半年定时在新加坡举办儿童内容的亚洲节，汇集区域作家、插画家、出版商、图书馆员、教师、家长等，共同了解西方风格的儿童图画书，进而创造一个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新加坡本土儿童文学氛围。

在中国香港，“书伴我行”阅读分享是来自美国的Bring-Me-A-Book Foundation专家带来的阅读理念，2013年，“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与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共同发起了“爱阅读爱学习”计划，还赠书给弱势人群。2016年3月，“书伴我行”的活动如期开展，在香港录制“属于你自己的音乐”（Real Music Production），寻找5-10岁有潜质的“小歌手”，录制创作灵感来自4本“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多首歌曲。此活动10%的盈利会捐赠到“书伴我行”香港基金会作慈善用途。而“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意在刺激中文图画书的创作。

在美国，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美国图书馆学会创立的凯迪克大奖（The Caldecott Medal），此为美国最具权威的绘本奖，也是刺激美国人为本国儿童生产图画书。该奖获得一致推崇，主要在于其评选标准的创新，每一本得奖作品都必须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开发另一个思考空间，已有六十余年历史的凯迪克大奖，是为了纪念十九世纪英国的绘本画家伦道夫・凯迪克而设立的。

在中国台湾，上世纪70年代就有自己的儿童文学，但有人质疑这些作品的价值。台北一位博主和读写者沙琳赖，负责监督一个非常酷和受欢迎的私人图书馆，人称之为“游戏之地”，在那里有兴趣的孩子母亲不仅可以了解台湾出版的图画书，还有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新图画书。台湾的图画书艺术可谓高质量、多样性，这在其组织的展览和参观艺术家工作室可见一斑，但人们在思索为什么许多台湾画家并没有享誉国际。究其原因，这和美学或人才水准没有关系，而在于有的因为与国际惯例不同，难以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还有的缺乏对海外销售的经验或兴趣等等。

2015年2月，在台北图书博览会，人们的目光一下就被一本无字的书吸引，后来这本绘制优雅的图画小说书获得了“博洛尼亚”特别奖。可见台湾的图画书是在接受西方的风格，毕竟中国台湾儿童读物没有被忽视。

只要中产阶级崛起，并有雄心繁荣儿童图书市场，儿童读物需求上升就很有希望，外媒认为中国儿童图书出版在过去十多年的成长已经非常显著。如《亲爱的天才： 厄休拉・诺德斯特罗姆的信件》简版中文版，已经出现在北京市场上，人们意识到中国出版商渴望强大的有影响力的儿童读物，而很多被认为有导引性的图书来自美国，在中国已出版《野兽家园》《晚安月亮》《夏洛特的网》等美国经典儿童读物。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为孩子获得好书努力的人却越来越多，外界有呼声感谢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这不可逆转的趋势似乎在说，从来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机遇，出版商可以跨国界寻求创造性的方式，使儿童图书更好地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作者单位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