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富国的博弈

6月在德国举行的G8＋5峰会，为过去一年来已经变得炙手可热的气候变化议题再添政治推力，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即将进入关键期。这场被认为是继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谈判，本质上是事关国家利益的经济战。欧盟试图在气候变化这个将重新制定全球经济发展规则的问题上重建其全球领导权。

气候：从边缘到主流

过去一年来，气候变暖议题陡然升温，成为重要国际会议上几乎是逢会必谈的主要话题。

今年1月底，当全球企业领袖赶到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参加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雪的达沃斯，于是与会者通过举手表决，临时把气候变化改为那次企业家峰会的首要话题。

6月在德国举行的G8＋5峰会上，首要议题同样是气候变化。

今年9月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中心议题也确定为气候变化。

美国由于不愿承担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已退出《京都议定书》。可是现在掌控的国会两院也开始热炒气候变化，对布什政府施压，有时一天就有三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听证会，前去作证的还包括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硅谷的风险投资商们对那些自称能设计出能源新技术的企业趋之若鹜。各大投资银行则纷纷推出报告，指导企业如何重定战略和投资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雷曼兄弟公司还在今年2月特别成立了气候变化全球委员会，以研究和推动企业的应对策略。

在联合国体系内，除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专门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法定的谈判平台外，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07年4月17日首次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问题。尽管这种安排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对，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欧洲国家急切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把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与国家安全问题同等高度的愿望。5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把气候变化作为其主要的议题展开辩论和谈判。

气候变化问题炙手可热，一是由于气候变暖的影响更加显而易见，比如去年冬天全世界普遍出现的暖冬现象。同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研究报告也再次警告，如果人类不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控制气候变暖，地球将陷入灾难。

更关键的是，各国政府间关于气候变化的角力，是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后的新一轮谈判预热。这轮谈判的核心内容是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量化的减排义务，这是推动保护全球气候进程的核心内容。

后《京都议定书》谈判已于去年5月正式开始，但由于美国的继续缺席而进展缓慢。今年12月份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很可能将实质性地启动新一轮谈判。

目前，减排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都是以一定的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2012年后气候变化体制的国际谈判将为各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增长重新制定国际规则。

富国角力G8

在G8峰会上，德国和美国就未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主导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

会前，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了一项协议，希望发达国家执行强制减排额度，让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至少50%，将未来40年全球温度的上升幅度限制在2摄氏度。默克尔的这项提议在峰会前已经得到了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的支持。

德国希望这份提议能为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谈判确定基调，并借此重新确立欧盟的全球领导权，同时为德国和欧盟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环保技术产业争夺市场空间。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的环保技术产业有望在2020年赶超传统的汽车及机械制造业，成为德国的主导产业。

而美国总统布什――正是由于2001年在能源等大企业的游说下，他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从而逃避了协议中规定的7%的减排义务――则在前往德国前3天，倡议今年秋天就实现气候变化目标重新启动一轮谈判，谈判必须纳入中国、印度等排放大国。他同时强调了美国在这一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反对制定他认为武断的目标和时间表。

经过默克尔紧张的外交努力后，6月7日，八国终于达成了一个妥协的协议。美国将“认真考虑”由欧盟、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的到2050年温室气体比1990年至少减半的提议，同时各方同意在2008年年底前所有大排放国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以便2009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签署后2012年新协议。

乐观者认为，这是布什政府第一次同意要参与在2009年年前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新的全球协议的谈判，因此将对谈判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悲观者则认为，美国只是表示会“认真考虑”强制减排义务，这意味着美国还是不接受这个建议。此外从时间表看，布什只不过把皮球踢给了继任者，因为2008年美国将要选出新总统。

“我认为这个G8协议有很多积极因素，因为协议的论调是朝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目标在走。”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说。这位代表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十多年的谈判专家同时也认识到该协议存在的两个问题：首先，G8协议没有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以区别，而“共同但有区别”原则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基石；另外，政治上没有明确的意愿信号，这将使未来工作层面的谈判非常不易。（摘自2007年6月14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