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谈判转向

2011年德班气候变化大会落下帷幕，它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法律安排等方面取得了成果。从表面上看，德班会议从形式上保住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2017年之前继续“双轨制”，达到了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主要预期目标。

但实际上，2011年德班会议成果显示，京都议定书模式走到了尽头。新兴发展中大国最终接受了在2020年之后实施量化减排的协议，对于处在经济快速增长期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来说，实施量化减排，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冲击，因此2012年开始的2020年全球减排路线图建设至关重要。

南北矛盾弱化

德班会议出现了三个出乎意料的地方。首先，发展中小国、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站在欧盟的立场上，这些国家特别强调他们的利益目标和新兴发展中大国的不一致； 第二，美国谈判代表先据后恭，也不顾国会共和党的一致批评，毅然支持2020年的法律量化减排框架；第三，欧洲在经济危机笼罩下，德国、挪威、英国等纷纷拿出数千万的资金提供给绿色基金，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

三个意料之外实际上预示着，德班会议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之前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矛盾围绕穷国与富国、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展开，尽管发达国家内部有美国代表的伞形国家集团和欧盟集团的分歧，然而围绕“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历史责任”等方面的南北斗争一直是历届气候变化政治的主线。

但是德班会议的结果导致南北矛盾弱化，“谁承担减排责任，减多少”成为重中之重， 正如欧盟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会后所指出的那样，“《京都议定书》将世界一分为二，分成穷国和富国，德班大会则要求每个国家都需要接受相同的法律约束力。”导致这个局面产生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气候谈判中主要力量有三股：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中国。欧盟的立场是愿意延续《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但前提是所有国家必须在2015年达成一份在2020年之后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减排协议。

伞形集团包括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该阵营一直是以美国为首，主张中国、印度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必须同样接受强制减排。但本次会议上伞形集团有所分裂：美国维持原来主张，日本、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则明确表示不接受第二承诺期。另外，还有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部分发达国家也不接受第二承诺期。可见，发达国家阵营有各自的目标，但在要求发展中大国承担减排责任方面基本是比较一致的。此外，由于发达国家是延续《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主体，掌握着主动权，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中占据优势地位，并由此向新兴发展中大国国家提出要求。

其次，发展中国家阵营分裂较为严重，同为发展中国家，同样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但在气候问题上的诉求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

小岛国联盟由于在气候问题上面临灭顶之灾，所以要求实施最为严厉的全面减排措施；而“77国集团+中国”中的最不发达国家也由于自身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加上发达国家的拉拢，因此也要求实施全面的减排措施。于是小岛国联盟联合最不发达国家一齐向新兴国家施压，要求中国等国家接受强制性排放的协议。

此外，发达国家还成功地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阵营。发达国家将中国等新兴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中国等国家是气候谈判中的累赘，只有将这些国家排除出自己的阵营，才能从发达国家那获取更大的利益，于是这些国家转而向新兴发展中大国国家施压。

新兴国家压力倍增

认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应该减排的有欧美等发达国家、小岛国联盟、最不发达国家以及部分被分化的发展中国家，其总数已经远超半数谈判成员国。在德班会议上，以“欧盟路线图”为代表，最终得到了190多个国家中的120多个国家的支持；再除去反对实施减排的OPEC和俄罗斯等国家，剩下的新兴发展中大国显得比较孤立，面临的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况可以看出德班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和动向，暗示了中国、印度等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危机，和国际再定位的迫切挑战。

因此，德班会议上，要求从2013年起执行第二承诺期，保证了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不会出现法律的空档时期。大会确定绿色气候基金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金融机制的操作实体，成立基金董事会，并要求董事会尽快使基金可操作化。

大会还确定开始讨论欧盟所提出的2020年之后全球减排路线图。德班气候大会成立了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其本意就是修改《京都议定书》模式，把以前的双轨制谈判进行并轨，即以往“谈判发达国家减排的京都议定书轨道”和“讨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轨道”并轨为2020年全球减排路线图。

按照这种提议，该工作组将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者法律成果，这项工作将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不晚于2015年结束。各缔约方要在工作组工作的基础上，从2020年开始根据该法律工具或者法律成果探讨如何减排，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欧盟的本意是2020年要根据法律协议来进行全球减排，在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下，在巴西代表的调停下，最终在文本中用法律工具代替了法律协议。然而2020年一旦开始实施严格法律意义上的量化减排，新兴发展中大国将会面临重大压力。

对中国而言，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中国人均碳排放水平已经超过一些欧洲国家，对内促绿色发展、对外谋发展空间的挑战日益增加。《德班协议》达成之后，各国执行减排的任务已迫在眉睫，如果谈判达成2050年全球碳排放减半的目标，那么全球的排放空间约为105亿吨二氧化碳。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排放仍然会持续增长，仅中国和印度两国，2030年的排放量就会超过100亿吨。

从长期目标来看，欧盟和美国将继续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发达国家成功地通过《京都议定书》把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抗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抗，目前发达国家既希望通过第二承诺期的较量，把国际减排斗争转化为新兴大国（以中国为代表）和传统大国的竞争，由此则可以延缓中国的崛起和发展，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