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季子中原行”透析春秋时代的贤人辈出现象

摘要：季札的中原之行及鲁国观乐，并不仅仅是季札个人文化修养及吴国文化实力的展现，大处来看是中国文化“重大突破时期”的前夜、子学崛起的先声，彰显了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是圣贤大哲老子、孔子等人登上历史舞台的预演；小处来讲是吴地文化经过太伯以来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能与中原先进地区相匹俦的真实反映；同时他也是春秋时代贤人群体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季札；贤人辈出；文化突破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4-0231-03

公元前544年，也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在中原大地上，一个峨冠博带、谈吐儒雅的年轻人正离开祖国，不辞辛苦，前往当时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国家进行外交礼聘活动。每到一处，他时而虚心地请教，观察先进的礼乐文化，时而以长者的态度谆谆劝诫别人，时而发出对别人情不自禁的赞叹声，完完全全地和当地士大夫融合在一起，“如旧相识”。他就是春秋晚期的吴公子季札，这次出使虽然以“通嗣君”名义，但实际其意义远不止于此。这次出使活动在《春秋》上的记载仅“吴子使札来聘”一句话，《左传》则对此不惜笔墨，以较长篇幅做了记载，可以说《左传》的叙述凸显了这次出使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出使

季札，春秋时吴国人，吴王寿梦少子，封于延陵（今常州），称延陵季子。他之所以名闻天下，主要是让国、挂剑、退兵等事迹以及守礼、谦让、淡泊名利等美德，这里谈的不是这些，而是季札奉吴王命出使中原一事。

史载，吴国是周太王之子太伯主动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季历（周文王之父），和弟弟仲雍一起逃到荒芜之地而建立的，到季札的父亲时已经传国十九代了，“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1]。经过十几代中原迁来人士和当地人的共同开发，吴国已是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国度，虽然位于南方，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传承者。到春秋晚期，吴国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密切，这样，就有了高规格的季札出使中原的举动，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是标志性事件。

季札这次出访是以“通嗣君”的名义，即新国君即位向各国表示友好以获取承认与支持，所访之处都是国力强盛、文化发达的国家。首先访问的是当时的文化中心鲁国，欣赏了蔚为大观的周王室乐舞，并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绝的见识，畅快淋漓地透析了礼乐之教的深远蕴涵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势，对它的含义进行了最前沿的诠释，语惊四座，使众人为之侧目，显出了吴地文化的实力。离开鲁国后，就到了齐国，劝说晏子说：“你快些交出你的封邑和官职。没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免于祸患。齐国的政权快要易手了，易手之前，国家祸乱不会平息。”因此晏子通过陈桓子交出了封邑与官职，所以在栾、高二氏相攻杀的祸难中得以身免。随后又出使郑国，见到子产，“如旧相识”，他对子产说：“郑国掌握政权的人太奢侈，大难将临，政权定落于你身上。你执政时，要小心地以礼治国，否则郑国将要衰败！”离开郑国后，季札到了卫国，非常欣赏蘧瑗、史狗、史、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国君子很多，因此国家无患。”从卫国到了晋国，季札要住在宿邑，听到鼓钟作乐之声，说：“奇怪！我听说有才无德，祸必加身。这孙文子正是为此得罪国君，小心翼翼尚恐不够，还可以玩乐吗？孙文子在这里，就如燕巢于帷幕之上那样危险。而且国君尚在棺中停殡未葬，难到可以作乐吗？”于是离开了。孙文子听说后，一辈子不再听音乐。随后他到了晋国，很欣赏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政权将要落到这三家吧。”临离开晋国时，对叔向说：“你要勉力而行啊！晋国国君奢纵而良臣又多，大夫很富，政权将落于韩、赵、魏三家。你为人刚直，定要慎思如何免于祸患。”[2]

这就是季札访问中原诸国的大致行程，在这次礼聘活动中，他先后出使了鲁、齐、郑、卫、晋等国，会见了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和韩赵魏三卿、郑国的子产、卫国的蘧瑗等政治精英、思想界及文化界贤达。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指点江山，彰显了他们的时代使命，显然是一群时代菁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春秋时期是他们的时代。季札的这次外交活动，历史似乎给了某种启示：他们这些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先进卿大夫阶层这样成批量地出现，而且还互相交往、互通声息，“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备，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3]，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贤”为纽带的简单群体，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革时代，他们适应、接受并推动了变革的进程，勇于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使命。

二、贤人群体与文化突破

中国文化悠久而灿烂，自不待言，这些文化的创造离不开劳动人民的辛勤探索，当然也离不开先进知识人的推动与总结。中国文化从涓涓细流、星星之火，发展成为大海、燎原之势，历时久长，然而，在季札的时代有一个文化上的质的飞跃和突破，也许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的开端吧！[4]

在这一角度上，从历史长时段来看，季札的中原之行及鲁国观乐并不仅仅是季札个人文化修养及吴国文化实力的展现，大处来看是中国文化“重大突破时期”的前夜、子学崛起的先声，彰显了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是圣贤大哲老子、孔子等人登上历史舞台的预演；小处来讲是吴地文化经过太伯以来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而能与中原先进地区相匹俦的真实反映。当时吴国已经具备了与中原强国相抗衡的实力和话语体系的制造权和解释权，为吴国争霸中原打下了文化认同基础。

从文献记载上看，季札所接触的这些人大都是有素质、有知识、有思想的先进士大夫，“都可以算当时的大学者”、“不世出的圣贤”[5]，其中许多人在内政外交尤其是思想上都有卓绝的贡献，他们风云际会，相激相荡，都为他们的时代以及后世做出了贡献，展示了自己的才智。这些贤人们或频繁交往，或者前后相继，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贤为纽带的简单群体，他们的言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引导甚至是塑造了春秋时代的政治格局、社会动态及文化趋向。然而他们的大批量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他们是社会转型期的产物，是时代呼唤他们的到来，这一切是同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历史状况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代，铁器开始应用于农业领域，生产工具发生革命性变化，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这成为一切社会变革的渊源。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政治的大动荡，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统治格局开始动摇，井田制也遭到破坏，王室日趋衰弱。与此相反，诸侯、卿大夫力量大增，他们利用社会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广开“私田”，发展经济，扩充武备，争霸中原，甚至造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格局和“社稷无常俸，君臣无常位”的社会现象。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所引发的政治变革直接促使了春秋时代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对商周以来天道观的重大修正以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初步形成，也即人们的信仰从宗教走向世俗，从宿命论到重视人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商周之际，人们敬奉上帝崇仰天道，漠视人的价值。西周以后，统治者利用宗教权威，推崇“天命”和“敬德”的观念，这种以天为中心的思想是西周治国思想的集中体现。商周两代的统治者都强调王权来自“天命”。所不同的是周代加入了道德的因素，提倡“以德配天”的观念。春秋时代的一批思想家，在对待天道这一观念上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已抱有一种开明而合理的见解”[3]。天道观念的变革使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时代正处于从“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从重神变为重民的转型时期。这时期政治动荡、经济变革产生了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引起了新情况的出现，新情况的出现又引起了人们新的思考，尤其是人们已经不再盲目地信从统治者一直大力宣传的神、天命等宗教观念，而是开始走向世俗，走向民间，进入认识人自身能力的领域，“对人生，亦有一个清晰而稳健的看法”[3]，开始认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们把矛盾直接指向被统治者一直奉若神明的“天”。这种新思想以重民思想代替神本思想，逐渐演变为春秋时代思想的新动向，成为部分先进士大夫的主要思想，开始流行于春秋各国中，这时一批思想敏锐的士大夫接受了新事物具有了新思想，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成为新思潮的先驱。

与思想领域的变化相同步的是在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官员任用方式的转变，即从以世卿世禄制为中心走向了以后世的官僚制为中心。春秋以前，各级官吏是世袭贵族的天下，周王诸侯以及公卿大夫都是世袭的，他们不是靠能力而是靠血缘才取得政治地位的，这样的官吏世及制度就是世卿世禄制。西周时期这一制度达到鼎盛时期，进入春秋晚期，经济方面的变化，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复杂起来，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不断出现，使得以寄生为主的世袭贵族无力应敷。伴随着新兴的生产方式而兴起了新的利益集团如商人阶层势力越来越大，逐渐影响到了政局，在同时一个新的知识阶层也应运而生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是世袭贵族的后裔，但他们的精神状态已完全不是旧贵族可以比拟的，他们是掌握先进知识有才能的新人。在新的生活实践中他们的能力受到锻炼，他们思想活跃，有能力理解新事物，处理新形势，新任官方式的变化为他们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可能，也使他们具备了担大任的条件。面对这样的形势，又出于争霸以及保存自己的需要，一些国家突破了世卿世禄制的框框，实行尚贤主义，他们渐渐地任用一些非世袭但有才能的人担任重要官职。任官方式的转变对现实政治冲击很大，这说明原来的贵族已不能像原来那样世代垄断官职，他们的特权逐渐被由天子或诸侯任命的官僚所代替，他们遇到了危机，社会的发展要求有贤能的人为官行政。这样在剧烈的社会变动转型期，如何保持自己的家族地位成了这一时期贵族阶层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正是对这一危机的思考，刺激了世袭贵族中贤人的产生，也促使他们思考得更深更广，为中国文化的突破性转折提供了思想资源。

同这些贤人的大批量出现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私学的开始兴起和接受教育范围的扩大。春秋以前是“学在官府”的时代，在原则上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受到教育，掌握知识、技能，他们利用特权垄断了仕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的深化，原有教育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人们有了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意识，因此，传统教育体制受到冲击、挑战，私人讲学之风开始兴起。私学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从孔子的“学无常师”的经历来看私学是存在的。这样原先重视礼、乐、射等技艺的贵族教育渐变得更加注重实际政治活动中技能的训练，就使原来不具有贵族身份的人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就为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思想环境，这些士人也利用这一机会进入政治决策领导层，给社会注入一股活力，促使正在发生变化的社会更向前发展。

春秋时代无论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是从思想观念上来说，现实社会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治国精神、行政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一步一步地削弱旧的体制、旧的观念，改变了人们受教育的方式。这些变化，这些挑战呼唤贤人政治的到来，时代为他们施展抱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贤人们也不负重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帮贤人不同于他们先辈，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并为后继者继续思考提供可借鉴的思想素材，可以说他的出现是战国时代子学兴盛的先声。

三、赘言

季札出使中原这一历史事件，无论是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还是在使吴地政治及文化突出东南一隅，向中原进军（争霸）的过程中，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对中华文化发展而言是轴心时代，是重要转折发展期，前已述及。

对吴地而言，通过这次出使，促进了文化交流，展示了吴地的文化力，增强了文化认同与文化合法性。此外，通过同当时各先进士大夫的亲密接触，他基本上掌握了当时中原各国的政局变化及文化发展情况，某种程度上那个，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情报式的文化交流，对各国的强弱趋势与未来发展有了清晰的把握，这为以后争霸中原打下了基础。

可以说，季札的这次出使吴国有了全面向中原诸国展示吴地文化实力的一次重要历史契机，季札对周礼、周代历史的熟悉及其文化修养，赢得了各国人民尤其是掌握了文化话语权的先进士大夫的尊重，另一面也加强了吴国同中原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有利于吴地的进一步开发和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在这次出使中，文化力和文化交流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1161-1167.

[3]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71.

[4][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63.

[5]童书业.春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250.[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