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博弈与平衡

如果说司法是实现法律公平和正义的手段，司法公开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和表现形式之一。公开的对象除了各相关当事人，最主要的便是公众和媒体，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公众意愿的媒体在司法公开性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既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存在不可忽视的摩擦。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法院与媒体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一定时期的磨合中，逐渐形成一种彼此都能接受的冲突界限。因此，明确司法和媒体各自活动的合理界限和法律，在彼此的自律与他律中，使两者之间的冲突尽量控制在合适的限度内，实现公民权利最大化的最优策略，成为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一、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天然联系

（一）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存在着共同的价值指向。

首先，媒体监督体现了公众参与和公权制约，是民主政治的要求，而司法公开、阳光审判也是程序民主的体现；其次，媒体监督和司法公开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都是寄希望于公开公正的正当程序来实现社会正义，从而降低司法不公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实现司法民主与公正，法官的裁判过程和结果需要公开，要自觉接受媒体监督，尊重社会的一般正义观与公众舆论。

（二）司法公开和媒体监督建立于共同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正确的媒体报道促使在公开司法中实现司法公正。在司法实践中中，媒体的适当介入则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与司法内在的公正力量相结合，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为社会公众监督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换言之，将司法偏差甚至犯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就个案而言，由于媒体的介入，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会更加严谨。比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梁丽案”，该案最初被深圳市公安部门以盗窃罪立案，深圳市检察院也以该罪名批准逮捕，后来在媒体的关注下，改为自诉性质的侵占罪。

（三）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有共生共益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一般情况下只有通过传媒才能更广泛地及于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公众，媒体的报道有助于在司法公开中普及法律，从而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使公众相信正义可以由司法途径得以实现。通过弘扬法治精神，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也推动了中国的司法进程。在我国，司法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但离不开自下而上的推动，特别是在一些非常敏感的领域里面，通过媒体的介入，使得决策层感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呼声，形成改革的强大动力。比如，2000年初，媒体广泛报道了佘祥林、杜培武等一系列错案，引发了整个社会对死刑复核制度的关注，最终促成了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权的上收；再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则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显而易见，媒体的推动对于司法制度的健康发展起了非常有益的助推作用。

二、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摩擦与冲突

在现实中，放眼司法实践，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与摩擦因素。如有的媒体忽视法官在当事人之间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显倾向于一方当事人；有的报道对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员的抨击失实，对司法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对问题的评论过于偏颇，甚至冒下结论，干扰司法机关依法办案，影响司法公正。

追究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媒体与法院各自独特的价值追求。一方面，新闻媒体之所以对法院司法活动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报道，正是为了让体现民意的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进行监督和制约，努力促进司法改革和社会公正；然而，过量的新闻报道、有失偏颇的公众舆论，比较突出的“越位”关注，又对法院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使得法官们不得不对媒体干扰司法活动、影响审判公正的行为进行指责。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金柱在被判处死刑后曾感叹不是法院而是媒体对其作的判决，这着实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影响力量。在法治国家，程序正义是法官断案裁决的首要追求，一旦媒体监督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很可能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仓促或延缓，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同时，从深层追究，法院与媒体产生的冲突体现了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言论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或者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层面的两种公民基本权利之间价值冲突。众所周知，司法公开要在司法独立原则的维度内活动，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性的基本原则，是民主和现代法治的基本标志和坚定标杆。而媒体监督本身所蕴含的公民宪法性权利——知情权、监督权同样有着层面的强力支持。因此，媒体监督及其承载的民意与社会舆论对司法的独立裁判在无形中形成一种对抗的力量，使得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的冲突实质上变成了层面的博弈。

三、归宿——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的平衡与契合

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理论（也称“边际效益”理论）认为，几乎所有决策的最适度条件都发生在边际费用等于边际效益的点上。司法公开度也是如此，“司法公开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当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就是司法公开的最佳程度，此时，司法公开达到了均衡状态”。在司法公开过程中，公众、当事人、法院侧重不同的外在期望和内在需求。公众与媒体存在着了解、知悉司法过程、不受限制的旁听、报道和评论的期望和需求；当事人存在着接受公开、公正的审判，避免自身利益在暗箱操作中受损，同时保护个人隐私受到尊重的期望和需求；法院则存在着适度公开保证审判活动正常运行，同时维护自身权威与公信的期望与要求。

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司法公开度的确定是媒体（公众）、当事人、法院三方参与博弈互动的结果。在三方博弈中，每一参与方的不同利益要求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最优选择，而最佳的司法公开度就是能对三方的战略选择产生激励，使三方都能从博弈结论中受益，进而实现最大公益效果。

（一）从自律到他律，司法机关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媒体。

司法的独立秉性决定了司法机关固然有着内在的自律机制，但是司法的权力属性也决定了其离不开他律的制度设计，媒体监督下的司法公开正是这样一种他律的必要表现形式。因此，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首先，鉴于案件事实分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客观真实一般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而对于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一般不是能够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各种证据来间接地实现。由于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错综复杂，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受时间、空间等诸多条件的限制，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样，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院不能因此而拒绝新闻媒体的介入，而是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予以公开澄清。其次，“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必须要受到监督，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

（二）从他律到自律，媒体应控制在一定尺度内关注司法。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媒体关注司法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

自律是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前提，媒体应当媒体要加强自律，通过正确的途径和方式将法律规定乃至法的精神不断地传递给大众。同时，司法应正确引导媒体以使其发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

（三）殊途同归：司法与媒体之间要在博弈中寻求平衡。

司法与媒体在现代法治社会交织在一起，司法的独立审判与媒体报道的监督作用很难作出孰轻孰重的简单判断，也难进行非此即彼的片面分割，两者只有在冲突、博弈与契合中，逐步推进现代司法民主和社会公正。因此，如何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司法活动有其特殊的运作规律，法院在裁判时如何参考和平衡各种媒体的声音，既体现着法院的司法权力也承载着法院的社会责任。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无疑为法院正确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即法院应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积极地处理新闻媒体反映的情况，在司法与媒体沟通、互动时法院应当主动地、及时地、充分地为新闻媒体监督提供便利，借媒体监督之力实现司法活动本身质量和效率提高之效。

具体应当把握两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客观中立立场，只作客观如实的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或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尽量避免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有效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法定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媒体只有在这种平衡、中性、中立的报道中才能体悟到了司法所秉持的法律正义和公平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卫东：媒体介入司法是柄双刃剑，《中国审判》2010年第2期.

[2] 胡铭：《转型社会刑事司法中的媒体要素》，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1期.

[3] 徐小飞：《司法公开的维度和限度》，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