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新闻中消息来源的迷惑性等

虚假新闻可以分为故意造假和非故，意失实，非故意失实造成的假新闻不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本文选取近年来的一些假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虚假新闻中消息来源的迷惑性。

1　消息来源的相关性+权威性组合使用

典型代表是《18岁少年作家因情自杀生前高考作文获得满分》这篇“新闻”。实习记者在网上找到的素材，为了写成一篇新闻，实现真实感，记者就安排了相关的消息来源，既有心理专家，也有文坛大家，还有和他一样的“80后”作家，用他们的口把记者要说的话说出来，消息来源具有不同的层次和可信度，感觉真实性很强。霍夫兰(C.I.Hovland)和韦斯(W.Weiss)曾经设计了一项实验，使用同样的消息，对一些人，告诉他们，这些消息来自高可信度来源，而对另一些人，则告诉他们，这些消息来自低可信度来源。结果发现，高可信度来源的消息的确导致了人们意见的更多改变。

2　匿名+实名消息来源组合使用

《央视全面封杀米卢广告》这篇“新闻”中，为了打造真实的语境，记者引用了不同的消息来源，包括权威人士、相关人士、资料等等，但是这些来源的表达却不一样，有的很具体，有的很宽泛，“据悉”、“有专家指出”、“有报道指出”，“资料表明”、“广告部人士”这些模糊、匿名的消息来源，其实是一种“省略、断点”，读者无法得知准确的消息来源，如果单独使用这些就会让读者怀疑新闻的真实性，

《央视全面封杀米卢广告》里面记者编造了很多的消息来源，17处来自不同人物的材料，4处来自资料及相关报道，如此之多，哪些事实是记者亲自采访的，哪些是由广告管理人士讲述的，哪些是广告界人士的评价，交待得十分清楚，迷惑性很强。

3　利用消息来源对现场进行高度再现

《郑州百余人持械群殴警察鸣枪示警八次才制止》是一篇记者杜撰的新闻，记者导演了整个故事，应该由多家机构、多个人物向记者提供的新闻材料，写成新闻文本时，记者隐去了诸种材料的来源，改用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如同一架摄像机在那里拍摄一切，对现场进行“客观”再现。

4　对消息来源的引述

《金钱激出张国政奥运冠军》基本是记者和消息来源的对话，这篇新闻采用了几个“记者问，陈文斌说”这样的脉络行文：

“那你怎么骗他呀?明明是一张信用卡，你就说50万。”记者问。陈文斌哈哈大笑后说：“我哪来那么多钱，就这张卡还是代表团发的应急卡，每人一张，只能透支4000欧元，反正我打算如果张国政拿到金牌我就把这张信用卡给他，让他去透支，没有办法，现在准备钱也来不及，用假钱也估计没有效果。”“为什么假钱没有效果?”记者问。陈文斌说“假钱我们用过了，一年前，我们用了很厚的两扎钞票，中间是裁好的纸张，两头用了几张真钞，效果很好，比赛结束张国政说我欺骗了他的感情。哈哈哈，所以这一次不能用这办法了。”

这样一问一答，消息来源的话都是直接引语，这样更具客观性的叙事手法，往往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

消息来源作为新闻事实构成要素的必备元件，也是一种叙事修辞策略，这种修辞手法对建构新闻真实感有重要作用，但也成为虚假新闻塑造真实感的常用手段，有的虚假新闻利用消息来源所塑造的真实感，很难识破，迷惑性很强。消息来源的运用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应有自己的底线，那就是要在“为真实而修辞”的基础上合理叙事，为更好地说明真相服务。

媒体应做“防艾”的坚强卫士

潘晓明

我国艾滋病报道现状

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中一个突出的难点在于估算出的约100万的感染者到底是谁和在哪里。在世界上，一般感染者推算数的50％是本人知晓的，在美国是70％本人知晓，而我国检测报告人数只占推测人数的5.4％，也就是约有94.6％的感染者本人并不知晓，医疗机构和政府也不知道他是谁和在哪里。正是由于艾滋病的传播在中国较为隐蔽，才使其迅速扩散且难以控制。这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众缺乏对艾滋病的基本了解，对艾滋病存在普遍的社会歧视。这些都与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有直接关系。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媒体的艾滋病报道，从时间上看，中国艾滋病报道大致分为以下3个阶段：

1　浪漫化阶段。1981年，当世界上首次发现艾滋病是一种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的新传染病时，中国刚从封闭的年代走出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把它看作是“外国人”的病，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的象征”。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内地发现艾滋病例的时候，一些地方官员“怕影响投资环境”，拼命封锁消息，不允许将真实的情况公之于众。而恰恰是这一时期，艾滋病利用人们的无知，在地下迅速传播。

2　妖魔化阶段。当艾滋病的阴影开始在中国扩大的时候，为了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始报道艾滋病的消息，并以大量“惊心动魄”的语言突出艾滋病的可怕，诸如“世纪瘟疫”、“世纪杀手”之类，类似的报道一直持续到现在，给公众留下恐怖的印象。

3　猎奇化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媒体开始走向产业化，媒体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争夺广告，吸引受众，媒体煽情和猎奇风气愈演愈烈。如《艾滋女小琴进京结婚》、《我有艾滋病，但我要结婚》、《艾滋病人砍杀八人》、《男的抢，女的追濮存昕》等报道，无形中加重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畏惧和歧视心理。

建议

1　记者在报道艾滋病新闻时应摒弃猎奇心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本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不能带任何偏见采访。报道的目的应该是推动某个问题的解决，应该更多帮助采访者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要过多关注采访者的隐私。在报道焦点上不应过多放在易感人群上，这会加深社会对这些人的歧视，造成这些人的边缘化，危害的是更大的人群，因为歧视会让他们藏匿起来，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

2　加大对以下艾滋病议题的报道：(1)性安全：提倡科学卫生的生活方式，哪怕是夫妻间也应该提倡性安全；(2)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常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3)艾滋病的科研问题，如科研经费的问题、药品的开发和投入，(4)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等这样的社会问题；(5)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问题，比如血液安全问题，艾滋病治疗中的知情、同意问题；(6)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每年列出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充分认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充分考虑议程设置的合理性。艾滋病是个慢性病，潜伏期较长，容易被民众忽视。媒体应该就这一特点做大量的宣传，艾滋病日的设立是很有必要的，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可以提醒人们更多地关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但是千万不要把12月1日当成节日，平常就应该做这样的宣传而不能仅仅是在艾滋病日前后的几天里。

4　媒体应加强与政府、医学界的联系和沟通。媒体有责任让公众知道政府在艾滋病防治上究竟在做些什么，媒体对艾滋病问题的报道会引起政府的重视，进而促进相关防治政策的出台。媒体应多关注艾滋病发展形势、国家相关政策，关注疾病研究动态。

5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积极开展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培训，提高艾滋病报道的质量。如作为“中国艾滋病防治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国内率先推出了艾滋病报道和信息的媒体培训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消除媒体在艾滋病报道中，如在信息、新闻报道选题、语言、报道角度、画面和版面设计上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偏见。这样的活动应该多举办，记者多学习相关知识，不断提高艾滋病报道的质量。

联合国艾滋病项目执行主席彼得派特博士曾在巴塞罗那艾滋病大会上说：“当涉及到艾滋病时，记者的影响比医生的影响更大”。媒体宣传就是最好的防艾疫苗，媒体理应成为“防艾”的坚强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