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的怒吼

华尔街的高管及幕后人就像所谓的公司经理人，他们拿着几个次贷的项目忽悠着，用回报率和杠杆效应引诱银行、对冲基金和基金及投资人投资。项目本质是不良的，职业经理人又大肆铺张，任意挥霍。

非典风暴最强烈之时，北京如空城。办公室无人，街道上无人。最要命的是饭店餐馆关门，令在北京无家可归的我为解饥饿，常常驾车驶遍近无人烟的大街小巷，偶遇一家仗胆营业的餐馆，顾不得服务员的疑惑、躲避和惊讶，狼吞虎咽之后落荒而逃。那时，我感到我是一匹孤独的狼，在荒野上寻食，没有嗅觉到空气阳光中的善意。比起那些到外地被隔离的人，我至少有街道可走，虽然再宽的街道，也看不见行人。

无奈，答应了瑞士一银行家的邀请，去希腊的爱琴海谈事。我在百般严格的北京机场，问了检查我每页纸的安检员，书可以把非典带出国门嘛？到巴黎、苏黎士，然后是雅典，我问了他们是如何防范非典的，当时法国发现了两例非典，政府号召百姓每人每天量两次体温，过热者自己去医院，生活和工作照旧。同一件事，一个成为海啸，停产，停工，恐怖一时间蔓延全国，一个科学理性的处理，工作和生活不乱章法。它应引起我们无尽的思考！

爱琴海的波涛可能使银行家大胆起来，他在海中疯狂后对我说：“中国和日本很傻，拿钱给美国花，美国在享受，你们在买单。”我虽在几个银行管过信息安全，对银行的流程略知，但对金融很无知，没听懂，也就不以为对。

回来后恶补功课，才渐渐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华尔街的高管及幕后人就像所谓的公司经理人，他们拿着几个次贷的项目忽悠着，用回报率和杠杆效应引诱银行、对冲基金和基金及投资人投资。项目本质是不良的，职业经理人又大肆铺张，任意挥霍。当负债率高得难以为续时，他们对投资人说：“你们或者继续投入，或者任它破产。”其内心轻松地说：“我想拿的已拿够，无论如何我都大赚，你们只能继续傻下去。”

由此，华尔街的金融海啸扑面而来。曾几时，那些所谓经济精英和金融精英还是占据着媒体，滔滔不绝的给人们“洗脑”，推销各种新玩意。这个世界很无奈，明星们来得快，去得更快。金融海啸使他们大都不见了，我们不禁要说，如果我们没有新的思想或创意，我们就应该忠实的表达原作。否则，所有的喧闹都是山寨喧闹。同规律开玩笑就被规律海啸。想驾驭规律就被规律驾驭。

在房贷人、次贷机构、投行、银行和基金等基金的链条上，击鼓传花的结果是最后一个接获者倒霉，最后是各国用纳税人的钱去为华尔街的海啸买单。它仿佛不仅在揭示着各国政府监管不到位，还揭示了更多的东西！

人们开始总结华尔街海啸的教训，但无人提到杠杆的反作用力。华尔街在推出金融街衍生品时，使用了杠杆。他们忘记了计算杠杆的承受力和支点的承受力，虽然支点在默默承受，对巨压仍然浑然不觉。它告诉我们，人文的、经济的和金融的活动离不开科学和理性，否则就偏离轨道。在华尔街金融海啸中，中国无法窃喜，也无法肯定自我，因为中国的基金也是支点。

人们在日益感到钱变少时，祸不单行。三鹿奶粉揭穿的食品安全让人心碎。还有什么是安全的？人们的责问并不过分。那些媒体企业家，他们的形象，他们的豪言，他们的善举仍留在媒体上，他们制造问题奶粉和液态奶的壮举，会同毒犯一样留在人类耻辱的历史上。但在鞭挞他们时，他们肯定不服，他们会说上梁不正下梁邪。人们不仅要问，责任仅仅是他们的嘛？为什么在中国屡发不止。

我们需要少一些口号，多一些行动，少一些感性，多一些理性，不要随着浮躁的忽悠使百姓的利益被剥夺。我们面临的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交错的社会。不能只用农业社会的思维天天细数自己的创举和第一，那是一种自卑的宣泄，是一种自恋的情感。就像爱故乡和爱国也是一种情感一样，不能勉强情感，更不能用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去驱动一种情感，天天用“爱台湾”（爱国）去掩饰自己的贪腐和无赖，塞缪尔-约翰逊的一句名言也不全错：“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我们知道了多少在爱国口号下的不公、不义和不正。

我在2007年写道：到2008年底，全世界的政府缺钱、企业缺钱、百姓缺钱，不幸言中。它得益于当年我在爱琴海对不懂的牢记和对不懂的求索。

我们面对许多不懂，我们也无法全懂，关键是我们不要装懂，更不要诡辩。

不学论语，也知道做人的道理，用穷人的财富去救富人和利益集团，同用富人财富救穷人一样，会妨碍经济发展。人类有共同接受的做人的基本道理，不是名家才知道。违背了这些道理，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可能制造海啸，最后自己在海啸的怒吼中消失了。

美国的奥巴马在求变，世界也在求变，中国无法置身世外。梁启超曾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发展是必须的，但不会取代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预防海啸，才能保证发展。

（作者系北京密安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裁。1992―2000年相继在德、英、法等知名大学任教授；系国际知名的密码学专家和信息安全专家；2005年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IT新领袖”；著有《与秋雨侃时分》等文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