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震动中国

2004年的最后一周，很多媒体发现他们的10大新闻出台得太早了。过去40年来最大的地震所导致的海啸，截至12月31日，在印度洋沿岸夺走了12万多人的生命。

死者中，有到当地旅游的中国人。受震波影响，中国云南省当天共发生47次地震，重庆市10个多区县出现大范围同震效应，广西发生地震共振，一些地方出现旱田塌陷、鱼塘无风起浪、水井翻浪等现象。灾难还使中国的旅游、运输和外贸人士叫苦不迭。而中国领导人和亿万民众则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本国及异国死难者的哀思。

事实上，这场发生在遥远域外的8．9级地震所撼动的，更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那种只看到经济增长而无视经济增长的危险或潜在危险的观点与行为，实际上只是一场在薄冰上走路的游戏，其形亦如那些曾繁荣一时的印度洋海滩度假设施。“天下太平”后面，实则浮动着另一重尚不被诸多欢乐和财富人群注意的阴影。

一年前伊朗巴姆大地震的3万亡魂还未远去，一年后多于此4倍的生命又被更大的天灾夺去。他们积累的财产再多也毫无是用。除此次罕见海啸外，2004年世界上发生的自然和人为灾难已造成2．1万人丧生，世界各国保险公司因此赔付了420亿美元的保险金――而在2004年的恐怖袭击中死亡的不过上千人。

然而，为什么2004年主领国际话题的是反恐而不是灾害?也许是，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大都是有钱的西方人，而自然灾害更多夺去的是发展中国家穷人的性命。

进一步要追问的是，地震和海啸，如此关系民众生命安全的研究课题和行政管理对象，为什么总是热不起来?这会给财富的追求与积聚带来什么样的巨大危机?

2004年就这样以悲剧画上了句号。灾难敲响了警钟：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当务之急，是及时利用科学与经济的成就，为自己建筑一个安全的灾难防护篱笆，在人与自然之间搭起一座彼此到达的桥梁，方能减少生命与财富的损失。这方面，尚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人扪心自问。

一问：恐怖主义是最重要的政治话题吗

震中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的大地震发生后，复旦大学博士朱鸿博对《望东方周刊》说，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的第一感觉是，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力量是那么渺小。

一些中国民众把印度洋地震和海啸与恐怖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们也问：这是不是某个国家的海底核试验?事实上，从“9・11”事件以来，不少媒体都是围绕着“恐怖主义”打转，人们仿佛忘记了除了人类自己之外，我们还有更庞大、更危险的对手：莫测的大自然。

朱鸿博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他说，存在一种舆论误导，因为过度地关注恐怖主义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东西，这样，就容易跟着美国设置的议题跑，除了使得个别国家利用反恐来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外，还很容易使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忽视了更加迫切的挑战，比如防御自然灾害、增加粮食产量、缓解人与耕地的矛盾、提升精神与文化的境界等。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专门研究反恐的张家栋博士对《望东方周刊》说，尽管恐怖主义所代表的思维有很大威胁，但这并不是全球的最大威胁，而只是某些国家最大的威胁。“一些国家把不是恐怖主义的事情也往反恐方面靠，这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大家都跟着美国走就容易爱到误导。”

发展中国家人民面对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和发展，这意味着穿衣吃饭，意味着向大地要出产、向海洋要资源。从人类演化历程看，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上，朝代更替的主因，常常源于天灾频发而导致的人祸。在北京城中心留下的天坛和地坛，显示了国君对随时可能降临的自然惩罚的最高敬畏。

二问：什么才是最大的危险

大地震和大海啸后，泰国《曼谷邮报》援引该国气象厅前预报专家他玛萨罗・史密斯的话说，“气象局有1个小时的时间紧急信息，从而疏散人群，但他们没有做到。”事实上，这是由于目前在印度洋沿岸没有一个海啸预警中心。

而1983年5月日本海发生破坏性海啸后7分钟，海啸波即被验潮站测到，电子计算机很快向全国警报，从而使这次灾难仅造成104人死亡。

印尼官员对此表示，“非常不幸，我们没有设备能够预测海啸，这类设备非常昂贵，我们没有钱购买。”

然而，此次海啸袭击的发展中国家，不少却也是近年来因经济起飞而声誉卓著之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而印度经济更是直追中国，已有实力装备航母舰队，且能把卫星射入太空。

有媒体批评说，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把急追西方物质社会当作第一目标，从而走人误区；而此时，西方在步入后工业社会后，反倒把关注重心投入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日本等国，在防灾抗灾体系的建设上不遗余力。

灾难发生后，有报道说，某国政府事先测知了地震，但害怕影响旅游业，因此没有预报。抛开地震预报的两难性不谈，这里确也有更为普遍意义下的经济增长与“以人为本”之关系问题。在任何情形下，政府还是应该首先考虑人的生命。

更值得警惕的还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部分官员往往习惯用“没有钱”作为托词，而老百姓则看到，钱被用到了莫名其妙之处。如果把本该用于基础研究和预防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国家资财浪费在公款大吃大喝上，用在“政绩工程”上，这就是间接杀人。

因此要抗击巨灾，发展中国家都要思考反腐问题，思考执政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专门研究非传统安全的专家傅勇对《望东方周刊》说，目前很多中国人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还是停留在硬的方面，如政治、经济，但往往会忽视社会、自然等方面。

他说，自然灾害是最早出现的非传统安全类型，搭建这方面的防范体系的确要花很多钱，但如果不及时防范，其损失可能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经济发展都无法弥补的，会出现“因灾返贫”。

“这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他说。

三问：灾难会不会袭击中国沿海繁华地区

很多中国人关心的是：如果灾难发生在我们沿海，应该怎么办?上海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郑洪波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透露，中国现在还没有类似西方发达国家的海洋地震监测体系。

他说，国家地震局有一个地震观测网，但是布在陆地上。不过他同时表示，海洋地震监测体系的建设已经被提上日程，估计2005年上半年就能够启动。

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室办副主任吴金友对《望东方周刊》说，“我们国家对海啸的应急机制还是不错的，对于海啸造成的损失可以基本避免。”

中国有海啸预警制度，而且是“国际海啸预警制度协调小组”成员国之一。但是，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沿海很多人居住在交通和通讯不便的偏僻农村，能否及时把海啸预警信息传递给大部分人并使他们迅速撤离，这方面还缺乏经验。

上海市地震局震害防御处处长、上海市灾害防御协会秘书长肖功建对媒体表示，要预测海啸的发生，难度很大，上海对地震的预测问题还没完全解决。2002年在沪建成的中国第一个海洋环境立体监测系统，对台风、风暴潮等的短时预报能力很强，但在海啸监测方面的技术还不过关。

在应对方面，除了黄浦江外滩区域，黄浦江上游、奉贤等地沿海的一线海塘在抗海啸的标准上要求比较低，一旦发生海啸，将不堪一击。肖功建认为，上海目前正在发展的芦潮港、东海大桥等重要的沿海建筑，应该把抗海啸能力提到警戒线上来。这方面的难点可能在于成本，工程建筑每提高1度烈度进行设防，造价就会提高3％―5％。

肖功建对《望东方周刊》说，上海很多人认为，上海附近的海洋中不会发生大地震，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此次印尼地震给我们上了一课，印尼此次发生地震的地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强的地震。”

他补充说，伊朗的巴姆古城有2500年没有发生地震，但去年地震时城里一下子死了3万人。日本的地震主要集中在关东，但关西的阪神却发生了大地震。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丁一汇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事实上，全球的气候变暖也会导致海平面上升。这样，在遭遇台风或者天文大潮等气候变化的时候，会给沿海的居民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如果这样的事件发生在渤海湾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中国的主要经济体将受到严重打击。

他建议，对于沿海地区，除了要保证地面不再下沉之外，还需要修筑防波堤。在这方面，低地国家荷兰已经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个样板。

朱鸿博则指出，最重要的是，生活在繁华物质世界的人们应该警醒，“我们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城市，这些年来已很少有人会想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但我觉得，人类还是麻该保持对自然的敬畏。”

四问：地球和海洋学科为何竟成冷门

很多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人都表示，这场灾难让他们看到了科学的重要性。而平时默默无声的地震学家也终于出现在了电视和报纸上。人们纷纷发问：科学家什么时候能够预测出地震?

但问题不仅仅在科学本身。灾难的预测是一个科学问题，而科学决策更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

如同社会和地区发展往往存在不均衡一样，科学也有冷热的区别。这次印度洋巨灾的发生，也让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哪些学科应该优先发展?地质、海洋等学科事关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财产乃至人类文明未来，为什么对这么重要的事情的研究和管理长期热不起来?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院长郑洪波告诉《望东方周刊》，他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读这个专业的，当时班里有10多个人，现在只有4个人还是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他说，该学院现在有本科生60人，硕士和博士生40人，“相对其他地方来看，上海的招生情况要差一些，因为不热门。”他说，国外这个专业也很冷门，却有很多人愿意学。中国年轻人的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专业更倾向于经济收益好的。

他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是长线的，研究不是立竿见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以及民众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

令他感到欣慰的事，上海对他们这个专业还是很重视的。他说，3年前，上海市政府选择了40个重点学科，海洋与地球科学被作为重中之重，所以才专门成立了现在的学院。

或许是巧合，灾难发生的次日，12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安排进行了第18次集体学习，主题即是科学技术。

总书记在会上说，要抓住那些对中国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重大课题，努力把科技资源集中到事关现代化全局的战略高技术领域，集中到事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益性研究领域，集中到事关科技事业自身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抓紧攻关，争取突破。

五问：大震之后缘何又见“大仙”

但要在一个教育欠发达的13亿人口大国中，让人们对科学具有热情和信心，并不容易。

这次大地震凸显出来的，除了科学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之外，也让人们看到了迷信的顽固存在。

高科技的互联网再次成为了传播非理性、非科学言论的渠道。一位网友问：为什么12月25日是圣诞节，次日就发生了海啸?难道上帝在预示什么吗?还有网友写道：12月26号真是个特殊的日子，去年的伊朗地震也发生在这一天，这是上天对人类的启示。

另外一位网友则显然以为自己就是“大仙”。他反复在论坛上留言：“地震前一天我忽然觉得头有点痛，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如此令人心寒的地震。可惜我没有把此事情公布出去，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一位网友煞有介事地说：记得不久前的深圳石托碑乌龟流泪……

专家指出，每次地震过后，总有一些人宣布他们早有预测，其中不少人是痴迷的“民间预言家”。这些人没有接受过基本的科学教育。

如伊朗巴姆大地震后，一位河北农民就曾找到媒体说，他早就预测到这一地震将要发生。但是，他惟一的证据就是他手写的一堆谁也看不懂的“符号”。

转型期的社会尤其要警惕此种“预测”，如果它与其他复杂因素结合在一起，便容易引起社会不稳定。

为消除这种不稳定因素，专家指出，从具体做法上，应该借鉴外固经验走“群众路线”。日本国民的防震减灾意识是世界上最强的，凡是到过口本的人对此都有深刻体会，这与日本政府在民众中开展经常性的防灾宣传教育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科学与民主，自“五四”便成了中国人的追求。如今，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把“社会发展也是硬道理”作为理国方针来落实，以建立法治国家为方向，促进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全面发展，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推动人民的政治参与，无疑是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