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20年糖尿病领域研究带给我们的启示

中国糖尿病管理三重矛盾：结构、体制、认知

从1985年兰州会议开始，中国糖尿病学术界已经开始着手应对糖尿病患者快速增长甚至大流行的问题。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现实生活中可以预防，也必须进行预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从结构上看，中国糖尿病领域一直存在重治疗，轻预防；重下游，轻上游；重治疗，轻管理；重2型，轻1型；重医疗，轻护理；重药物处方，轻健康指导和行为改变；重药物干预，轻血糖监测；重用药方案的确定，轻依从性监督；重医生、医院，轻患者、家属及其同伴。

从体制上看，中国医疗体制仍处于30年前的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短缺阶段；既往总体投资不足，体制内各方行为主体的积极性调动不足；糖尿病相关需求快速增长，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看病难”；行政管制失灵，市场机制混乱，导致事实上的行政和市场价格双轨制，造成“看病贵”。

从认知上看，更关注疾病本身，而相对忽视患者的人性需求；医患双方都更多关注短期强化的效益，生物标记物和中间替代终点的改变，而忽视长期随访和日常管理机制的建立；更多在等待改变，而不是主动创造变革或者提出变革的方案和试点；尽管糖尿病的诊断切点和治疗目标都是量化的，但是治疗和行为改变仍是非量化的“差不多”――中国式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应势而动

糖尿病的管理和医保覆盖从“等级福利制”过渡为“低福利广覆盖/全覆盖”；医保资源投入从“社保保基本”过渡为“综合多层次”；药品价格从“加法”过渡到“零加成”，甚至二次议价的“减法”；医院管理从“鼓励公立”到“社会办医”和“限制公立医院扩张”；医疗资源投入从以“医学中心”为中心过渡为“社区基层”为核心；政府慢性病管理的关注点从“城市”到“农村”；医疗机构的性质从“逐利性”逐步过渡到“公益性”为主；医院建设从“重硬件”转变到“重软件/管理，重全员绩效和医疗质量”；科室管理从“单一业务单元”过渡到“系统整合的多学科综合管理”；医生即将从“绑定医疗机构、定岗定编的单位人”到“可实现多点执业的社会人”。

结合国际糖尿病联盟（IDF）的理念，糖尿病的管理应该根据医疗资源的丰裕程度分为不同层次的初级保健，其中包括基本保健、标准保健、高级保健。作，为罹患病人数以亿计的病种而言，糖尿病对临床医学的价值不在于门诊量和住院病床数；而在于公共卫生的一级预防、糖尿病学科的二级预防、糖尿病下游学科的三级预防如何衔接，如何影响社会和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政策=其中，生活方式应作为所有药物治疗的基础，绝不能轻视和忽视；现阶段几乎不需要新药，首先需要做的是把既有的药物用好；对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学术研究方面，近年来中国国家自然科学研究投资基金、973/863研究基金、各地方研究基金、内外资企业的投资金额，中英文发表文章总数并不算少，但是真正影响力大的临床研究相对较少，SCI零引用的文章数/比例过高。

二次创新

在更加全面、多维度地认识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的基础上，需要深入中国临床实践的实际需求，进行二次创新，找到适合中国糖尿病管理的办法。一方面，中国临床研究者的学术水平在奋力追赶世界学术潮流快车方面的积累和力量还不够，难以引领世界科技的；另一方面，大量的现实需求没有满足，有价值的科研一定是来自真实的现实需求。与其一味追新，不如踏踏实实确认中国患者的痛点和难点，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案甚至是权宜方案以满足不同保健水平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