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民主

摘要：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冲突，所以，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各种可能的冲突；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崛起，使得自由的问题成了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所以“构建自由”与不断的拓展人们的真实自由成了对政治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冲突不仅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我（们）、他/她（们）的自由都会走上不断最大化的进程。

关键字：自由 民主 必然关系 充分条件

作者简介：樊 凡（1983―），男，陕西西安，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由于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冲突，所以，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要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各种可能的冲突；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崛起，使得自由的问题成了与我们每个人切身相关的问题，所以“构建自由”与不断拓展人们的真实自由成了对政治生活的进一步要求。政治哲学家们拟通过思维实验的方式获取一种有效的政治学理论，以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可能的冲突，并为个体/ 群体追求他（她）们的理想生活提供和平、有利的条件。是否尊重人的自由，是否拓展人的真实的自由就可以成为判断公共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

如果将政治生活视为我们生活的背景，那么认识自由与公共权力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看待民主的关键所在。从自由的视角透视公共权力，其表现出两个面向：作为和不作为。我们可以首先选取作为的一种最坏的状态：也即最大国家/极权主义国家的状态，社会与国家高度的同一、奴役、专制、暴政是这种最大化国家的特征，同时，我们可以将不作为看作是另外一个极端状态，不作为也可以说是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的状态，它仅仅以法治的方式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虽然为了使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得以享有自由，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权利的体系，这也就意指着我们需要一个法治的社会，但是，是否仅依靠法治就能使人享有真实的自由还需要加以思考。如果仅仅依靠法治还不能促进人的真实的自由，那么我们就需要公共权力有所作为，我们就需要公共权力在尊重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地拓展人的真实的自由。可以很肯定的说，在最大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中，公共权力的行使往往具有深刻的暴力性，国家与社会是高度的同一的，个人自由是这种社会中最稀缺的资源，这种政治当然不会去包容多样性的世界。最小国家/守夜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政治生活对于我们社会生活而言所具有的必要的构建和促进真实自由的积极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物质资源相对稀缺、充满着差异性事实的世界，而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离不开对物的依赖，这就对资源的再次分配提出了要求,正如森所揭示的国家应该为提高人的“可行能力”而努力，进而扩展人的真实自由。因为仅仅以市场和法治的方式来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值得置疑的，同时因为法治对于“构建自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那么，为了“构建自由”并不断拓展人们的真实的自由，就需要从市场/法治的整合模式走向市场/法治/公共权力三维的整合方式。

如果以市场/法治/公共权力这三维来整合我们的社会生活，由于差异性事实的普遍存在，为了构建并不断地拓展人们的自由，为了包容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公共权力该如何进一步作为便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这方面，民主政治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1）只有民主才能使得这种差异性的事实在政治生活中得以自由的、有效的表达；2）只有民主能为公共权力的运用提供正当的公共理由。

一、民主政治与自由的内在必然关系

由于我们是与他者共同存在在世界上的，差异性/多样性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事实性表象，这也就意味着，关于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将是一个真理缺场的概念，也就是一个意见的世界。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他们的差异性将是一种有着多种可能性的选择。“?在不存在真理的地方，或者在真理失去力量的地方，政治就必定成为基本问题”1，“意见世界注定是个政治世界。有这样两个生活事实：1)有不同利益就有不同意见，而且，即使有共同利益仍然有不同意见；2)几乎不存在着高于意见的真理，而且，即使找到了某些真理，也不可能克服意见的分歧，或者说，即使真理存在，也是失效的，因为人们喜欢自己的意见而不喜欢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真理”2。照此看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注定需要政治的，那么，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成了紧跟着的问题。为了使诸种意见能够得到自由的、有效的表达，为了包容生活世界的多元化，民主政治有着其独特的优越性，就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其是以差异性/多样性的历史事实为前提的，这也就是说因为差异性事实的存在，我们才需要民主，而只有民主政治是对这种多元化事实加以规范的合法的并且有效的手段，民主政治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关系。

“一旦我们承认政治是必要的，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的区分之上。在政治共同体的语境中，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我们攻击他的观念，但我们却不能质疑其自我辩护的权利。‘敌人’这个范畴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置换了”3，在这里，笔者并不同意将‘敌人’置换成了‘对手’的观点，在一个理性多元化事实的条件下，我们和他者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对于那些拥有自由的个体或者团体，自由从来都不是问题；只有在自由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被剥削的、被排斥的人和他者所要求时，问题才会出现”4，如果我们采取敌/友的分析模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最大国家/民主/最小国家这三种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中：前者在不断地塑造着潜在的大量的敌人，其对待敌人的方式也是残酷的；后者不仅无法解决好经济的不平等所可能带来的冲突、支配性问题，它不能为匮乏群体之自由的实现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且一定意义上也降低了政治生活中平等参与的重要性，这种公共权力的行使方式也在塑造着潜在的敌人；民主政治是一种化敌为友的政治生活组织方式，民主政治“在于包容被排斥者、将法治、公民权利和经济公正拓展到那些遭受着独裁权力的人的要求”5，因为只有民主政治为他者提供了一种自我辩护并自我捍卫的权利和（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把他者转化为我们的对手，那么，就有可能夸大了我们与他者之间的不可通约性，毕竟我们与他者共同生活于一个世界中，我们必须寻找出一条能够和平共处、共同繁荣之路，显然，将他者从敌人转化为对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式仍然给支配、奴役、暴力留有余地，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支配、奴役、暴力等显然是被排除在外的，并且，他者也应与我们同样享有自由权，当然，这里的自由权是受到限制的，用密尔的话来说，“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6。

二、民主政治能够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充分条件

正是由于在处理自由与公共权力关系的问题上民主政治所具有的独特的优越性，才使得民主成了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呼声。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7。问题并不在于阐明民主政治已经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而在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理解民主政治，并使之具有时代性。乔治・比尔多认为，“更应该把民主看成是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在作为‘政治家’的人们与作为‘公民’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应当‘文明地’共同生活和建立社会关系，因此人们的行为准则不是服从，而是积极参与，因为‘公民’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8。可以说，正是因为民主政治使得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成为了可能，并且，民主政治也能够保障这种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而这种参与的有效性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决定了自由的有效性程度，所以可以说民主政治为我们自由的实现赢得充分的外在条件。

在民主政治时代，自由首先表现为“人类有创造历史的自由”9，“但某些人拥有的自由要比别人大得多。这种自由要求人们掌握也许目前正在创造历史的权力与决策手段。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创造的……在当代，创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变得如此巨大和集中。通过参照这个时代，我才会认为如果人类不主动创造历史，他们就将日益成为历史创造者的工具，只能成为历史变革的对象”10，“明确的决策在创造历史中扮演多大的角色，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在一定时间里能够获得的权力工具”11。在民主政治的时代，可以说，权利就是获得公共权力的工具，“在本质上，民主意味着那些将受到决策重大影响的人们应当在决策中拥有发言权”12。

就民主政治而言，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是权利相对于公共权力而言所具有的逻辑优先性，其体现为权利是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活动原则，这也是作为社会生活背景的政治生活合法性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民对于公共权力的参与，即分享权力，体验主体性。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而言就是要获得自我捍卫、自我支配的政治自由也即积极自由，并为政治共同体中的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创造条件，只有这样，免于干涉、免于强制的自由理想才能实现。

三、 结论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方式，其追求的是一种有序的、优良的公共生活。“一种合乎人性的现实政治必须承认并应付作为社会与政治生活之永久特征的冲突、分歧、异议和不完美。这样一种合乎人性的现实政治会把个人自由放在它的核心地位”13，“一个社会体制将根据它尊重多样性和繁复性的程度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是值得欲求的，一个政治体制也是这样”14，在民主政治中，“人们被赋予了这样的能力――即与其他人就设计安排他们的生活展开原则性对话的能力，以及与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进行妥协的能力”15。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冲突不仅将会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我（们）、他/她（们）的自由都会走上不断最大化的进程，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中，欲实现完整的自由，离不开民主政治，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民主政治不仅与自由有着内在的必然关系，而且能够为自由的实现提供充分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赵汀阳：《哲学的政治学转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3月，第46卷第2期，第7页。

[2]同上。

[3]【英】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4]【美】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5]同上，第135页。

[6]【英】密尔著 许宝（kui）译：《论自由》[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4页。

[7]【法】托克维尔著 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M]，上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73页。

[8]【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 黄华光译：《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1－2页

[9]【美】赖特.米尔斯著 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6页。

[10]同上。

[11]同上，第196－197页。

[12]同上，第204页。

[13]【英】乔治・克劳德：《自由主义与价值多元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页。

[14]同上，第161页。

[15]【英】贝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298－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