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心灵成长营”

目前一些灾区的学校已经开始抵触心理救助，因此需要一批真正接受过心理咨询特别是创伤心理学培训的四川本地志愿者充实到普通的教学岗位上，去与孩子们接触，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识别有创伤的孩子，必要时进行有效的转诊。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钟杰博士是一位四川人。地震一周后，他赶去成都、绵阳等地，对当地心理咨询工作者紧急展开“哀伤心理治疗”培训。而就在灾区，各级政府及其组织的大量心理救援队伍(超过50支)所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活动却让他目瞪口呆。

这些被组织前来的心理“专家团”游走在各个灾区群众安置点和学校。“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安置点一天最多接待了6批“专家”，但“专家们”离开的时候也没有留任何工作记录给安置点的管理人员，各个“专家团”都不知道前一波做了什么，还需要哪些后继工作。

“我姐姐形象地告诉我，就像灾区群众的伤口刚刚缝合后，第一个专家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然后离开；第二个专家来打开看看，说‘你很痛吧?我很难过’然后离开。接着是第三个专家来打开看看谢你很痛吧?我真的很难过’……”钟杰说，这一切让他无比痛心，“四川老乡们受不起这样的‘心理救助’”。

钟杰等人第一时间将这个无序状态报告国务院，“目前已经引起国务院、科技部等单位的重视”，但仍然没有一个单位可以说哪些人呢可以不来，哪些人可以来，基本上还处于助人动机高涨的浪漫英雄主义时期。

心灵重建“三步走”

事实上，灾区人民需要的不是一场嘈杂的“心灵运动会”，而是一个个平静有序的“心灵成长营”，这是台湾9・21大地震心灵重建的教训与经验。当年，台湾心理卫生工作者也是第一时间一窝蜂前往，导致二度伤害，然后折回来反省、培训、重组队伍，再出发。

现任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的王浩威医师是一位亲历者。最初，台湾上下一心投人灾区的救援，“只想说快快快，很多人都往灾区跑”，刹那间，“整个社会仿佛理想而美满的乌托邦”。由此衍生的问题是，在心灵关怀上，不少灾区人民颇受“复式支持”之苦，常常一户人家有五六个单位访谈，一下子社工，一下子心理医生，一下子某医院精神科医生。

王浩威称之为心理救援第一波，回过头来看，“大家并不了解可以做什么，帮的忙不多，很多人失望回来了，反而是拜拜神烧烧香更能让老百姓心安”。整个台湾心理卫生界并没有重大灾难心理救助经验，“赶紧回来反思，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大家研究发现，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日本心理救援志愿者第一时间进驻灾区，并没有马上开展专业救援，而是帮助受灾群众安身，与之建立一种“在一起的感觉”，为第二波心理救援开路。

于是，很多台湾心理学研究生志愿者留下来走访灾区，挨家挨户了解居民的生活需要，初步建立感情基础和信任感。与此同时，他们在台北等地办班对专业人员追加紧急培训。地震3周后，专业人员开始源源不断进驻灾区，透过第一波志愿者留下来的关系，“初步处理悲伤，并把一些高危个案拉出来治疗”，这第二波于是获得了笑脸接纳。

地震3个月后，全岛赈灾英雄主义气息逐渐淡却，志愿者陆续回归工作岗位，媒体的报道渐渐减少，心理救援进入第三波。这个阶段。“受灾民众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真正的悲伤开始了自杀个案不断发生”，王浩威说，从灾难心理经验来看，受灾民众在度过“蜜月期”与“清理期”之后，已经进入“幻灭期”，不得不面对种种现实，难过、挫折、怨叹和愤怒等心理感受便集中涌现。

那时，王浩威联合伍佰、林怀民、蔡康永、张曼娟等44位文化界朋友发表了一份《社会互助宣言》，提醒台湾人民“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一个月或半年的陪伴，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不能急，我们要允诺漫漫长路一起同行”。

在培训班上，面对心理专业人士和当地志愿参与心理救援的医生、护士、老师们，王浩威特别强调一种情怀和责任：我们要和难民营的人们一直在一起，同生同死。“受灾民众需要陪伴的时间较长，如果做到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心灵重建过程。”王浩威对记者说。

王浩威说，心理援助不能蜻蜓点水，下个卵就飞走，而是要撑得长长久久，不然又会造成“二度伤害”，让受助者产生被抛弃感。当年走过混乱无序的第一波，其后心理救援基本上组织化和长期化，并与其他社会团体整合行动，形成“多兵种”工作小组，星罗棋布在乡村里，针对高危险群体进行追踪访视与心理辅导。

重建当中，台湾清华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们进驻受灾村庄建立工作坊，为受灾民众规划建房，开发农产品，得到受灾民众热烈欢迎。心理卫生专业人员便借机加人工作坊，长期跟随，择机提供心理服务，此一合作模式非常有效果。

“经济问题更根本。”王浩威说，“站在受灾居民的处境，尽可能地设身处地谨慎考虑”，这是台湾心灵重建经验的核心价值。

组合屋里的读书会

参与9・21心灵重建的团队中，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只是其中一支，心理救援也只是心灵重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各种社会团队参与其中，比如宗教类的慈济、佛光会，知识团体类的石冈妈妈剧团、纪录片拍摄组，社会团体类的儿童福利联盟等，都与受灾民众携手走过。一个开放的社会，公民互助并长久陪伴，成为生命复原的重要动力。

不同的社会团队搭建了不同的“心灵成长营”，比如儿童福利联盟派社工追踪服务地震孤儿至今，“石冈妈妈剧团”戏剧工作坊近6年不间断慰问演出，导演吴乙峰陪伴受灾民众生活4年余拍摄出纪录片《生命》……在“长长久久陪伴”的理念引导下，各种社会团队与受灾民众共同成长。带领他们走向新生。其中，有一种“心灵成长营”在当年台湾，显得特别新奇――灾区读书会。

南投县中寮乡永平村在9・21地震中严重受创，受灾民众居住在佛光会捐建的简易组合屋――佛光村里。夜幕降临，组合屋一户一户地亮起灯来，图书室亦不例外。晚饭后。婆婆妈妈们陆陆续续进入图书室，有的是带着娃儿的年轻妈妈，有的是身材已见发福的妇女，有的是头发斑白的老奶奶。佛光村“妈妈读书会”又举办例会了。

担任导读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妈妈，她驾轻就熟地带领妈妈和孩子们品读一本婴儿教育类图书，其他妈妈不时提出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或分享心得，大家单纯而直接地发表见解，整个读书会的气氛既轻松又愉快，点缀着阵阵开怀的笑声。这种胼手胝足、其乐融融的场景很难让人相信是发生在临时避难所――组合屋里。

“读什么书并不重要，读书会最重要的是人。是灾区人际关系重建的一个平台，关键是有人陪伴不寂寞，消除震后孤独感与恐惧感。”灾区读书会发起人、现任台中书香关怀协会理事长黄瑞汝告诉记者，当年他们通过“读书会种子培训”，一共帮扶

成立了103个灾区读书会，让灾区民众经由阅读抚慰内心的创伤，目前仍有1/3在运行。

地震后半年内，黄瑞汝走访灾区，拜访意见领袖――农会总干事、里长、士绅、长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等，对方往往说“捐来可以吃，捐书来干嘛?”好在黄瑞汝还是艰难说服了这些意见领袖，并借由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将读书会带进灾区。社会各界捎了很多书，帮助各地组合屋建立起图书室。但是读书会用书，黄瑞汝却精心挑选，开了约300本的书单，一开始读的都是有助心灵重建的书，比如让地震孤儿们读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

当时，距离地震已有半年之久，各种救灾人士纷纷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无法对受灾民众提供持续的辅导，但幸存者各种各样的心理创伤却接二连三地发生，灾区读书会的成立正赶上时候。黄瑞汝将读书会比作“心灵的粮食”，阅读是最自主最方便的，读书可以让人拥有面对挫折的勇气，会有情绪抒发的效果。

黄瑞波的娘家就在震区东势镇，是客家人。她说，心灵重建是需要外力支持，但客家人有硬挺的族群心理，不愿意请求外援，甚至认为“他们讲的东西太遥远了，跟灾区生活不能结合”，倒是那种算命卜卦的、民族疗法的，对民众的生活更有实质帮助。“算命就是给予灾区民众一种希望，弗洛伊德不是讲嘛，希望是灵魂的拐杖，灵魂在重建的过程中总要找到依托”。

因此，黄瑞汝希望借由读书会与灾区休闲生活相结合，让受灾民众找到灵魂支点。黄瑞汝给记者讲了一则小故事。有一位幸存妇女，她深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被地震夺去生命，家徒四壁，却还要赡养与她关系一直很不好的婆婆，由此抱怨上天对自己不公。读书会发觉后，请她参加，“引导她多说建设性的话”，半年下来，她不仅能够积极生活，跟婆婆的关系也改变了。又一年后，黄瑞汝收到越位妇女送来的一张卡片，上面写道，她开了一家便利商店谋生，并拿便利店二楼做聚会场地，供小区及青年读书会用。

黄瑞汝说，读书会会产生很多附加价值，比如建立一个社交网络，比如培养社区新意见领袖。其中一个显著特色是，人们更懂得关心公共议题，而灾区重建有很多公共设施，大家亦透过凄书会平台搜集意见，然后向有关部门提供建设性意见，而这种参与感所带来的成就感，又反过来促进了心灵重建。

“还好，我们有做这件事。”黄瑞汝说，想到就去做，尽全力去做，如果四川愿意成立灾区读书会，她亦愿意提供义务培训。

外援须找准着力点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从当前的危机处理到今后的心灵重建，9・21大地震的相关经验都可以被汶川地震救灾所借鉴。

钟杰博士给记者讲述了他在前方闻知的一些实例。

有一位来自外省的心理咨询师疲惫不堪地在四川灾区游走，一个个案也没发现，徒步6小时后，来到一个安置点，非常焦虑，抓住一位老乡问：“你们有没有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另一位心理学硕士自己开车去了成都，接受专家组培训后，发现自己不能胜任，留下物资，折回家了。

“有没有剑伤心理治疗经验是一个标志，否则就是来添乱，他们回家去就是对灾区最大的贡献。”钟杰说。不少心理工作者像记者一样直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进行“暴露治疗”，“这是非常不凡道。不道德的，会给老乡带去二次伤害”。出于自我保护，一些安置点已经开始拒绝心理救助团进入。

而一些所谓的“心理咨询师”在记者面前做秀后立即离开，不再理睬治疗过的对象，继续跟随记者，“这是灾难投机者”。更有一些从来就不是心理治疗专业方向的“专家”利用灾难的机会，开始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大额心理危机干预的项目。“以灾民为中心的无条件积极关注，看来这些人都没有学过。”钟杰痛心地说。

绵阳市的长虹集团学院是北川中学震后的临时教学点，那里的一位女心理医生哭着对记者说：“人们以为送来东西，面带同情地和孩子们说几句话就是关怀，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关怀是让他们安静地告别伤痛”她不能忘记，先前几名记者走后，一名接受采访的高二女生冲进帐篷号啕大哭，眼里布满惊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黑色的星期一。

“这些心灵受伤的孩子，经不起一遍又一遍的打扰!”她说，“很多人从孩子这里挖到想要的东西后，满意地走了，可是孩子们呢?他们还没来得及愈合的伤口，被不停地揭开。这是最残忍，最不道德的!”“有的网站还在搜集幸存学生的日记，他们知不知道，这是很没有人性的……”女医生哽咽了。

人们一边呼吁心灵重建，却又一边破坏心灵重建。

从台湾的经验来看，当前第一波心理救援操之过急，并没有有意识为第二波心理救援留下感情与信任的基础，而各路“关爱”人士的不断打扰又造成了二度伤害，这也给心灵重建增加了新的困难。

据专业人士介绍，震后3个月内属于清理期，即灾后冲击早期，这个时候心理救援工作的重点是“重建社会支持，情绪疏解和哀伤辅导”。3个月后，进入“幻灭期”，幸存者自杀的个案逐渐显现和增加，地震带来的心理创伤将在不同人群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多年。唐山地震20～30年之后，幸存者仍存在大量的创后精神障碍，年龄越小问题越严重。

“地震心理救援是有阶段性的!”钟杰对记者说。

钟杰举例说，目前四川各个高校中，来自灾区的学生无法联络到家人，非常想回到灾区，“有严重的内疚感”。而当地高校原来的心理咨询专业力量不足，同行工作量大，有衰竭现象。这就需要外援，比如“团体哀伤辅导的专家，以以及时定期的督导”。

另外，目前一些灾区的学校已经开始抵触心理救助，因此需要一批真正接受过心理咨询特别是创伤心理学培训的四川本地志愿者充实到普通的教学岗位上，去与孩子们接触。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识别有创伤的孩子，必要时进行有效的转诊。“我认为这个可以成为灾区学校心理援助的一个多级干预体系的重要环节”，钟杰说。

“当地人服务当地人，”这是钟杰的一个强烈建议，“很多老乡是农民，普通话都不懂。”他说，政府要制定好中长期的心理援助规划，特别是充分利用率地心理咨询师的资源，扎扎实实培养一批合格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灾区的心理援助站去。

目前，钟杰的身份是“中国心理学界危机与灾难心理援助项目组”培训专家。这个由世界心理治疗学会副主席、北京大学心理学系主任钱铭怡教授发起的项目组表示，不会向政府要钱，不做“灾难投机者”，而是希望与一些NGO合作，长期为当地培训灾难心理救援专业人员。

“我们相信自己能搞定”，钟杰说。

这种社会自力更生能力，为心灵重建工作带来一线曙光。